西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刺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便爆發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麼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吶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衝鋒過，僕跌過之後，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xdx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現，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並不是西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

提到「五四」，人們都會想起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但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名字決不能忘記，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一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但卻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支援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實行教授治校，鼓勵學術研究，為新文化運動開闢了一個寬廣良好的言論空間。

蔡元培說：「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他的辦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針，實際上為新思潮、新文化開拓了陣地。他當了北大校長後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還有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魯迅以及一批留學回來的自然科學家都先後到北大任教。但同時，北大也有一批以劉師培、辜鴻銘為代表的所謂舊派教授。經常有這樣的情況，上一節課的教員西裝革履，下一節課的教員則長袍馬褂。比如辜鴻銘，他講的是英國文學，腦後卻拖著一條辮子，因為他是擁護滿清帝制的……

事實上，絕對平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現實傾向性。在蔡元培這位國民黨元老的「平等空間」裡，實際獲益的乃是一批中國共產黨開天闢地的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他就已經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領袖人物，以至於一些害怕他、仇視他的人把他叫做「陳獨獸」或「陳毒蠍」。他在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致力於喚醒民眾。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在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的鬥爭中，陳獨秀被捕入獄，險些遇難。雖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個國家仍處於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敗，使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陳獨秀認為，以往的歷次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國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強國，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國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新青年》，隨主編陳獨秀遷至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陳代謝是宇宙間的普遍規律，「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點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六點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學、開放、革新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陳獨秀號召20世紀的青年，徹底清除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信仰」。他主張當今的教育方針是：

當了解人生之真相。

當了解國家之意義。

當了解國家與社會經濟之關係。

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鉅。

陳獨秀期望培養出一代「意志頑狠，善鬥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的新國民。

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陳獨秀指出：

今日之中國，外迫於強敵，內逼於獨夫……而所以迫於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試觀國中現象，若武人之亂政，若府庫之空虛，若產業之凋零，若社會之腐敗，若人格之墮落，若官吏之貪墨，若遊民盜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種種，無一不為國亡種滅之根源。

由此陳獨秀提倡「勤、儉、廉、潔、誠、信」幾個大字，作為「救國之要道」。

一旦發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那麼，不論這個文明曾經有過怎樣的光榮，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積弊。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將近80年的時間裡，中國人一方面努力變法圖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傳統文化去抗擊和消解外來的西方文化。齒輪上的新油和舊泥交融在一起，掛鐘上的1234和子醜寅卯並列在一起，北洋水師的德國大炮上晾曬著禽飛獸走的大清官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使許多人仍舊沉醉在中華文明天下第一、外國鬼子都是無君無父的禽獸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中國還是一次接一次地戰敗。圓明園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殺的哀號和叫罵中，不平等條約像雪片一樣地堆積起來。義和團運動幾乎把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抬了出來，從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來濟世；從陰陽五行八卦，到畫符唸咒作法；從桃園三結義，到唐僧四師徒。集合了姜太公、諸葛亮、趙子龍、岳飛、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濟公、武松、黃天霸、秦瓊、楊家將、觀音菩薩直到玉皇大帝這樣一支強大得無以復加的隊伍。結果，還是一敗塗地。

這便使20世紀初年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對於我們所珍愛的文化傳統，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和變革了。魯迅說：

「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這一本來並不深奧的道理，中國人直到今天也並不明白。能夠懷著「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經算是開明之士了。於是，大多數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實，就在「五四」前後，統治中國人大腦的，還是綱常名教和鬼狐報應。辛亥革命驅逐了滿族的皇帝，但並未觸及中國人大腦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凱要稱帝，1917年張勳要復辟，這些「壯舉」並非是毫無民意基礎的純鬧劇。擁護帝制的壯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經被視為激進黨的康有為，此時卻大力宣傳要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們對心中的皇帝的依賴變得更急迫、更虔誠了。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腐舊思想佈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針對各地興起的祭孔讀經熱潮，「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鋒芒批判了這股逆流。最早反對把孔子學說定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隨後更多的人投入進來。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說裡，描寫過「五四」時期閉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觀。就在此時的四川，卻產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鋒，他的名字叫吳虞。

吳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發行到成都時，只有5份，吳虞和他的學生各買了1份。

吳虞深深地為《新青年》所吸引，積極投身這場文化變革。他發表了《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辨孟子闢楊墨之非》、《對於祀孔問題之我見》、《吃人與禮教》等文章，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進行嚴厲的批判。他說：

二十四史，徒為帝王之家譜，官吏之行述，陳陳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恢張君權，崇闡儒教；於人民權利之得失，社會文化之消長，概非所問。歷史即為朝廷所專有，於是舍朝廷之事，別無可記。

嗚呼！孔孟之道在六經，六經之精華在滿清律例，而滿清律例則歐美人所稱為代表中國尊卑貴賤階級制度之野蠻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專制，曰教主之專制。君主之專制，鈐束人之言論；教主之專制，禁錮人之思想。君主之專制，極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漢武帝之罷黜百家；教主之專制，極於孔子之誅少正卯，孟子之拒楊墨。

吳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與專制的關係，特別對封建統治者借作護命符的孔子學說進行了勇敢的質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聖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適稱為「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中的「南陳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他發表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鄉愿與大盜》等文，反對把孔教列入憲法，指出儒家「三綱」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是「專制政治之靈魂」。但同時李大釗說明：「餘之抨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實這是新文化運動先驅們的共識。他們都認為孔子本人在歷史上是聖哲，是偉人。陳獨秀曾規勸青年要以孔子、墨子為榜樣，吳虞也說過孔子是當時之偉人，李大釗說孔子是其生存時代之聖哲，其學說亦足以代表當時之道德。還說孔子如果活在今天，會創造出新的學說以適應現代社會。可見他們並非像今天一些無知學者憑空想象的那樣全盤否定孔子，而是認「五四」為孔子的許多思想不適應於今天，並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為一尊，陳獨秀、易白沙、吳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驅的意識裡，國學的範圍要比孔學的範圍大得多。在今天，特別應該糾正的是，「五四」時代並沒有「打倒孔家店」這句被後人誤傳的口號。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由多種思潮組成的，有比較激進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較保守的，例如學衡派，但學衡派也是贊成改革的，還有主張相容幷包的，例如蔡元培。他們都主張改革傳統文化，但誰也沒有完全否定和拋棄傳統文化。

陳獨秀說：「孔教為吾國曆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現代進化的最大障礙。

吳虞也說：「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

新文化運動猛烈地抨擊舊思想舊道德，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等各種西方思潮，尤為突出地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根據民主、科學兩詞的譯音（democracy和science），當時又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五四」先驅們認為，中華文明所急需輸入的新鮮血液非這兩位先生莫數。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千鈞棒所掃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學革命的朝陽噴薄而出了。

李大釗在他擔任總編輯的《晨鐘報》創刊號上說：

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