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已經夠複雜了，你還滾進數學來！"
"該滾進來的，artisi；mathematiciswe．藝術是我，數學是我們。你別忘了這句話。".
"這是誰的話?"
"這是我的話。"
"原來是你造的。"
"也不盡然。十九世紀克勞代·伯納德(claudebemard)說artisi；scienceiswe．藝術是我，科學是我們。如今數學滾進藝術裡，藝術就不再掛單了。"
"在你的書裡，你好像不大談藝術，我想，你的藝術觀點一定與眾不同。"
"的確與眾不同，因為群眾的藝術水平是很可疑的。我深信這裡面有百分之多少是騙局。對許多所謂藝術家，我真的懷疑他們是藝術家還是騙子，尤其在繪畫和雕塑方面，更是如此。"
"對葉葇的作品，你怎麼看呢?你認為她是藝術家呢?還是騙子?"
"陶藝是比較具體而有規範的藝術，它不像抽象畫、抽象雕塑，它很難行騙。所以，在這方面想行騙也不太成。並且，女人要行騙不必假手於藝術，幾滴眼淚就夠了。"
"你看，你又來了。你對女人的成見，真不可救藥!我請問你，你到底怎麼解釋女人與藝術?"
"therearebuttwoboonsinlife：theloveofartandheartoflove．人生有二幸：藝術的愛與愛的藝術。我想，藝術的愛和愛的藝術，就是全部答案了。一個優秀女人一生中，所追求的藝術應該不外這兩種。"
這時候，電話響了。作家大學生跑去接了，又回來坐下。她說："本來小葇說今晚一同與我吃晚飯的，剛才來電話說有別的事，不回來了。這說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天好像不是你們該認識的日子。"
"噢，"我內心一陣失望，但很快就平復下來。"沒想到今天原來是這樣的大日子，其實，我已經認識了她。"
"你認識了她?"
"認識一個人，不一定直接從她本人啊，從她的客廳裡、從她的工作間裡、從她的畫像裡，你就可以認識啊。"
"喚，我還不知道你是大偵探。"
"我是大偵探，你信不信?要不要我背一段給你聽?一葉葇，安徽當塗人，1950年7月25日生，臺北市復興幼稚園畢業、復興小學、初中畢業、北一女中高二卒業，身高一六七、體重四十四……夠不夠，要不要再說?"
"天啊!"作家大學生把右手模在頭上，驚叫起來。"你真的是大偵探!你真的是!你怎麼會知道那麼多?你怎麼可以知道那麼多?你還知道什麼?還知道什麼?"
"我還知道你不肯告訴我的。"
作家大學生臉一沉。看著我，半天不說話。她用眼睛搜尋我的眼睛，像要搜出我究竟知道多少?我的表情也轉成嚴肅，從我嚴肅的表情裡，我想她真的以為我是無所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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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方舟後第二天，作家大學生出了意外——出了車禍，住到醫院裡。她右腿上了石膏，一段長時間，是下不了病床了。我一直不知道這個訊息，直到三個星期後的一天，一個記者順便同我談起，我才知道。我去看她一次，她正在睡覺，我就出來了。我寄了幾本書給她，附上一信：
作家大學生：
別說我不來看你吧，當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描繪出病房的窗簾簾左下角有一個小洞的時候，你就知道"文化大偵探"來過了。寄上一些書給你，其中有一本我的新作——"藍色魔鬼島"，這書還沒出裝訂廠，就給查禁沒收了。幸虧我過去碰到此類手段已多，故已預為搶藏n冊，特分一冊給你。別忘了說要打斷雙腿的比我大一百歲的美國幽默作家無異沒有腿，你目前有一條腿，我盼望我有四條腿，可以離開這個"藍色魔鬼島"，但他們仍舊不讓我出去，不但不讓出去，並且還設計要我進去。你等著看吧!
欲求離鄉背井而不可得的寫
1970年7月4日
"藍色魔鬼島"被查禁是意料中事，這是我被查禁的第十三本書，其實不看內容，光看書名就犯了天條。獨夫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臺灣"島"上，從他的特務機關藍衣社到他的國民黨黨旗全是"藍色"的，禍國殃民的他和他的黨羽又與"魔鬼"無異，組合起來不正是"藍色魔鬼島"的書名嗎?
1949年，獨夫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臺灣的時候，有兩三百萬大陸人，跟他或被迫跟他同來這個島上，我的父母身在其中，當時我十四歲，沒有選擇權，也一起來了。對一個從十四歲成長的少年，那真是漫漫長夜，從初中到高中，從大學到軍隊，到處那是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人們都走了屈從的、逃避的、同流合汙的順民之路，我卻不甘如此。我把人生設定了一個主軸，那個主軸就是我要做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博學多聞、特立獨行，並且要經世致用，有利國家和人民。我從在北京念小學時候，就受了左派書刊的鼓舞，加深了這一懷抱。但我因為好學深思，思想上並不像左派那樣褊狹。十四歲到臺灣，我脫離了大陸的狂飆，卻坐困在海島的高壓，從中學而大學，我一直在這一主軸上鍛鍊我自己、期勉我自己。我遭遇了許多困難的經驗，其中最大的，是我缺乏真正使我五體投地的師承與榜樣；而在同輩中，我又因自己過分超群而變得難以向朋友學到什麼；而與我同行的女朋友們，也都"中道崩殂"、勞燕分飛；再加上早年的窮困，使我在這一主軸上，做得非常孤獨而吃力。直到我歷經軍隊、辦刊物等鮮明的轉捩點以後，我才慢慢更能熟練的做一個異端、孤獨的異端。我深知自處之道，並且知道為這一主軸所必須付的代價。沒有白髮前輩、沒有黑頭朋友、沒有紅顏知己，我都不以為異，在這一主軸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個人走下去。我走下去的方式其實只有一種，就是以言論沖決網羅。我開始寫文章、寫書，前後四年，直到官方封了我的雜誌、禁了我的著作為止。可是，官方動手究竟太遲了，當他們判定我必須出局的時候，我已經盜了無數次壘了——對這個島，我已經為思想上的灌輸工作打下基礎。當"紐約時報"(thendwyorktime)登出我是這個島的firebrand的時候，官方除了報復，已經沒有任何法子了。
這個政府控制了三十一家報紙，也就是全部的報紙，它不服異己辦報。它所控制的報紙，可以毫無忌憚的造謠生事，誹謗官方所要鬥臭或打擊的人。想告它誹謗嗎?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法院又是官方控制的。我就告過兩家，可是法院連傳都不傳他們，就判他們無罪。所以，同他們在新聞上和法律上纏鬥，異己絕無希望，除了嘔氣以外，一無所得。當德國的艾德諾(adenauer)，在納粹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在全國人都向納粹低眉俯首的時候，他曾表現了"雖千萬人，吾住矣"的氣概，但換得的，卻是被極權政府整得灰頭土臉——法庭上誣陷他詐欺背信、監獄中折磨他夜不安枕、名譽被破壞、財產被沒收、自由無緣、家庭破碎。他當時在新聞上和法律上若與納粹纏鬥，絕無希望，他只有在監獄中等待、在修道院的玫瑰花叢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海晏河清。他六十八歲時候，集中營主管對他說："好啦，請你不要自殺，只有你老是給我惹麻煩。您老六十八歲了，總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這集中營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沒想到這老囚犯活了下來，並且在一黨獨大垮臺後，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總理，一做十四年，從七十三歲做到八十七歲，成了有史以來，最難能可貴的也最堅苦卓絕的一個偉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歲到八十七歲的十四年"走老運"，卻忽略廠他五十七歲到七十二歲的十五年困頓生涯。這十五年的困頓中，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坐看自己的敵人張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願犧牲一切，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權合作。這種清白記錄，使他在灰頭土臉時候，幹不成地方首長；卻使他在揚眉吐氣時候，幹上了國家總理!當然艾德諾不是我，我也不是艾德諾，但是獨自一人，挺身與暴政相抗，不對一黨獨大低頭的大丈夫作風，則是一樣的。我的家中有一個小鏡框，中有艾德諾人像，我喜歡看到他，他給我一種鼓舞與信念。不過，按照艾德諾的標準，我大年輕了，我還有監獄一關要面對。監獄的陰影，對我說來，是愈來愈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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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白山黑水的祖國，到了玉山濁水的島上，雖然島是祖國的一部分、我是祖國的一部分，但因政治的緣故，我只能侷限在千分之三的中國領土上做戰士，雖然在比例上，我的努力會因島的狹小而使自己"與之偕小"，限制了軀殼，但努力的精神和成果並不受它限制，也限制不了，就像《湖濱散記》(walden)的作者梭羅(thoreau)坐牢的時候，他說他"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高牆實在等於浪費材料……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對付我……他們總以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牆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時候，看守那種緊張樣子，真教人好笑。他們那裡知道才一轉身，我就毫無阻擋的跟著出去了……。梭羅當然不會小說中穿牆透壁的功夫，他這種來去自如，是指觀念上的解脫，觀念上"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他雖然身在斗室之內，但卻心在六合之外，神遊四海、志馳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裡寫詩給情人所描寫的一樣。
雖然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使臺灣小島活像一座監獄，但真實的監獄，畢競還是具體得多、狹小得多，因此，我清楚感到我不能免於到那個具體而狹小的地方，我早有心理準備。海明威(hemingway)那篇《殺人者》(thekiller)描寫等他們來殺他的那個老安德森(anderson)，他坦然面對不能免的死亡處境；而我呢，也坦然面對不能免的被捕處境，隨時等他們到來。
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做為異端，最好就是你一個，因此，我就把住所遠離了市區，遷到了山上。
像隱士一樣，我喜歡在山上，討厭山下的紅塵。除非有特別的事，我是很少下山的。朋友們知道我這種隱士的性格，他們也不輕易找我。我雖是一個戰鬥的人，但我對人際很厭倦，我認為現代技術的統治，已使人愈來愈軟弱，使個人抵抗政府與環境的能力愈來愈小，所以個人就變得不可靠也不可愛。"我認識人愈多，我愈喜歡狗。"這句巴斯噶(blaise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賞的。戴高樂(charlesdegaulle)也欣賞這句話，大概強者在歷經萬劫以後，都會如此洞徹人際。但這並非說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舊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舊要說自己的、寫自己的、表現自己的。
在山上，我孤獨而有效率的生活著。戴高樂在做第五共和總統前，他住在巴黎郊外最後的一幢房子裡，保持自我，遠離群眾的吵鬧，但他並非遁世，而是在培養浩然之氣——大丈夫的浩然之氣、"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的浩然之氣。戴高樂是我最欣賞的法國人，他給我平地上突起一座山的感覺。而陽明山，正是這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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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本來叫"草山"，它在二十多年前，被一個喜歡改名的獨夫蔣介石給改成這種名字。我不喜歡原始的地名這樣被汙染，但汙染已久，已經很少人知道它原叫"草山"了。約定俗成以後，我只好把陽明山加以特別解釋。四百六十多年前，明朝王陽明曾被專制腐敗的政權迫害過，他在牢裡的時候，曾寫"深夜黠鼠忽登床"的詩句，陽明山對於我，顯然只有這種受難的意義，並沒有喜歡改名的獨夫蔣介石所說哲學的意義。——這些不學無知的獨夫，他們還提倡王陽明的哲學哪!我想，思想家應該在遺囑中來一條但書，嚴格規定什麼樣的人，禁止他們提倡他的哲學，免得使思想家死後哭笑不得。我很少同情古人，但我真的同情起王陽明來。
王陽明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先坐了牢，再跟朋友分離的，而我卻先跟朋友分離，才準備坐牢的，因為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一個人的坐牢，使他親人和朋友軟弱的可能，遠比堅強多。別說什麼"真金不怕火煉"了，不煉倒也更好。一般人大脆弱了，是純金是包金是鍍金，若一一全靠火煉來考驗真假和純度，是太殘忍、太強人所難的事。最好的發展，還是不煉他們。沒有火煉，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會不少。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說不煉他們，那麼漂亮的人中，豈不羼了假?答案是：羼了假也沒什麼關係。很多人沒遭到火煉，他們會漂亮下去，就算是鍍金的還是很漂亮啊!雖然只是金玉其外，但在這金粉世界裡，冒充久了，也就弄假成真。很多漂亮的事，都是弄假成真的。如果不避免火煉，硬要煉他們，他們就會原形畢現，一點殘餘的金色都沒有了。這就是說，他們變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這時候，自己會被逼得除了痛苦的割斷戈登結(cordianknot)外，別無他法。對入獄的人說來，入獄的確給親人、朋友一次火煉，這是很"不道德"的事。因此，我要特別在這方面準備，準備得愈使他們跟我不相干，愈好。親人、朋友的關係，是一幅已完成的繪畫，不要想再變動它；愈變動，愈失掉本來的和諧、均衡與基調。
在太平盛世里長大的人，不會了解這種看法的實際意義。這種人沒有飽更憂患，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完整的，沒有裂縫的像一個雞蛋。但是亂世是什麼世界呢?亂世是到處是石頭的世界，雞蛋在石頭裡滾動，結果必然是安有完卵。這種人一旦破滅，反倒無法適應這個世界。只有像我這種先把世道人心打折扣接受的人，才會在"百尺竿頭站腳，千層浪裡翻身"。所以，既然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坐牢的陰影愈來愈逼近了，我決定跟朋友愈來愈疏遠了。我反鎖房門，孤獨的整理檔案與稿件，不想見任何人了。有幾個朋友來找過我，我在門眼裡看到是誰，可是我沒開門。朋友們知道我的怪癖，他們知道我知道誰來了，只是不開門而已，他們一點也不見怪。晉朝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在大雪初停的月色裡，忽然想起朋友戴逵，當晚坐了小船便去找這朋友，走了一晚，到了戴逵家門口，就轉身回去，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種瀟灑，一千五百年後，被新時代的戴逵反過來強加在朋友身上了，我使他們想見也見不到我了。
我想，對朋友說來，我是一個死過很多次的人才更好。十字架上的那位傳說死過一次就復活了，復活是多麼好的感覺。我覺得要給人死廠的感覺，再給人復活的感覺，兩者要交替推出，如能這樣，自我的修練和與人的關係，將會不斷的變得新鮮而進取。我假設我已埋在一座陽明山的大墳裡，朋友來看我，只是上墳而已；朋友也不妨以這種心情上山一遊——我想這些吃閉門羹的傢伙裡，一定有人欣欣悟及如此，或恨恨頓覺如此，這樣他們才不覺得掃興。掃墓的人是不會掃興的，不是嗎?難道他還希望墓門開開，死人來接客助興嗎?
這樣幽明異路的一想、一假設，我對他們，一點也沒有歉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