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星火記

快意恩仇錄 李敖 第1頁,共2頁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誰敢當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進臺大歷史研究所,苦於生計,由姚從吾、吳相湘兩位老師之介,進了羅家倫、陶希聖主持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做臨時僱員,每月一千元,幫忙找開國文獻,但不撰寫什麼。羅家倫是五四風雲人物,跟我長談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傳他"一身豬熊狗",見之果然,長得真是又怪又醜,更糟的是他的聲帶,此公聲帶有異,發音沙沙作響,好像公火鴨似的,他大誇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這個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實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辦黨、寫毛筆字,所以一點也沒當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後來寫《胡適評傳》時,向他主持的國民黨黨史會借《競業旬報》,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來源,其畏首畏尾心態,有如是者!陶希聖做過汪精衛的宣傳部長,以漢好名,為人陰險外露,他拉攏我入國民黨不成,最後把我請走了,請走後還寫文章罵我,實在卑鄙。我被陶希聖請走後,另一國民黨大員張其陶對人說:"人棄我取,我想請李敖到我這邊來。"當有人轉達這一好意後,我表示:"我已經後悔去陶希聖那邊了,我再也不要跟他們有任何干繫了。"雖然此事息於未萌,我也從不認識張其昀,也沒見過此人,我倒覺得他不無知人之量。

我進文獻會時,已投稿《文星》;到文獻會後,與文星關係愈來愈近;離文獻會後,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變了我的"經濟結構",當文星老闆蕭孟能把第一批寫書稿賞一萬元交到我手的時候,我真是開了洋葷-我有生以來,從來手中沒有握過這麼大的數目,當然我看過一萬塊錢是什麼模樣,但那是在銀行,錢是別人的,這回可是自己的,感覺完全不同。與文星合作,雖然最後成為"魔鬼終結者",但不論自己怎麼"聲名狼藉"、怎麼得、怎麼失,在經濟上,我卻從此走向"有一點錢"的不歸路,我終於逐漸擺脫了窮困的歲月,"一錢難倒英雄漢"的日子,對我終於遠去。文星結束時,我有了一戶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從二十六歲時還向朋友李士振借錢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歲時遷人自己價值十二萬的"國泰信義公寓"做寓公,當然對我是大事。我心裡至今感謝蕭孟能,雖然這是我勞心勞力冒險犯難所應得,但有此機緣,不能不說和他有關。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數,能數的,起自一萬元最具體了。

這一"國泰信義公寓",是囚樓公寓的頂樓,總價十二萬,六萬元付現進門,餘六萬元分期付款。我這戶東面兩戶是文星資料室、西面一戶由陸嘯鍘買到,四戶相通,在起造過程中,我發現房子蓋得不老實,偷工減兩、面積也不足,我單槍匹馬,跑到國泰建設公司去理論。它的老闆蔡萬霖親自出來,很傲慢地向我威脅說:"李先生,你知道我們蔡家兄弟是什麼出身的?"我說:"你們是流氓出身的。"他聽了我這種單刀直入的口氣,嚇了一跳。我接著說"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麼出身的?告訴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過我會寫字,你不會,要不要打官司、上報紙,你看著辦吧!"蔡萬霖不愧是聰明的土蛋,他識時務,文刻屈服了,賠錢謝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訟,自是原因之一。這土蛋當年沒今天這麼胖,今天純粹已是腦滿腸肥兼滿腦肥腸的傢伙了。這土蛋變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後,深居簡出,住在我的隔鄰大樓"霖圓大廈",警衛森嚴,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飯,"霖圓大廈"豪門突開,我遙望對面蔡萬霖家過年大張紅慢,上寫"金玉滿堂"四字,覺得好笑。《老子》書中說: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當然土蛋蔡萬霖是不懂這段古書的。蔡土蛋不懂古書,卻懂顛覆三民主義,且和孫中山好有一比。孫中山做欽命要犯時,清政府按照慣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醜化他,在公文書上,"孫文"變成了"孫汶";蔡萬霖做一代財閥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書上,"蔡萬林"變成了"蔡萬霖"。兩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後者加雨而已。孫中山講三民主義,發明土地"漲價歸公"之說,自以為得意。但這種閉門造車、一廂情願的主義,其實是沒有可行性的,因為"漲價歸公"要能實行,乃以土地有無移轉為要件,若土地根本沒買賣,則對有買賣者而言,即為不公;若對沒買賣者抽稅,則因根本沒買賣而增加負擔、因根本未獲漲價所得而增加稅捐,又是不公。可見沒那麼容易!如今國民黨偽財政部賦稅署官員表示:大財閥炒作房地產獲取暴利的主要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逃稅,而是政府課不到他們的稅,因為他們買到土地以後根本就不賣,所以土地增值稅也就無從課起,"漲價歸公"也就徒呼負負!土蛋蔡萬霖已經闊到不賣房子只租房子了,孫中山想得到嗎?多可憐呀,會做夢的革命家!做了半天夢,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孫中山被蔡萬霖打倒,我卻打倒過蔡萬霖,只是小規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顛覆三民主義上,他和我卻有志一同。雖然各搞各的,卻正巧殊途同歸,亦足發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產黨出身的謝然之接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在他接任後五個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從此興風作浪,使國民黨怒形於色、謝然之喜上眉梢。國民黨怒的是,李敖從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謝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殺的大買賣可做矣。在謝然之的帶頭媒孽下,《文星》處境日漸惡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發生了謝然之與餘紀忠公開衝突事件,餘紀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上,以社論《黨紀國法不容誣陷忠良-請謝然之交出證據來!》為題,質問這個國民黨"敗類",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請蕭孟能去找餘紀忠,取得聯合作戰共識;一方面以《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戰法,引蔣介石言論以諷謝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報》登出《中央四組與徵信新聞報雙方表示誤會冰釋》。後來餘紀忠向蕭盂能抱怨,說你們出手這麼重,可不太好。同時十二月三日的《公論報》上以短論評論,說:"有兄弟兩人,因細故誤會,偶爾失和。做鄰居的人,應該善意規勸,使他們重修;日好。絕不可以大唱反調,,推波助瀾。"我看了一笑,心裡想:一點也沒錯啊,他們是"兄弟",我們是外人,說得可真好!我寫《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擊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之的作風,事實上,只是。、為例,,以概其餘,隱指國民黨總裁言行不一,未按憲法規定,把黨部自司法界和軍隊中撤出。這篇文章構成了《文星》被消滅的最後條件,殺身之禍也就立竿見影了。殺身之禍是那年十二月問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第九十九期預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務處轉下警總(54)訓喚字第八七0六號代電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發生了情況,臺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員直撲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號清水商行印刷工廠,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長高玉樹出面做狗腿,下達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後,謝然之主持的第四組秘密行文給蕭同茲,不準復刊,《文星》雜誌從此便進入歷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這篇殺身之作後,寫信來,責怪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側",其實仔細看去,並非如此。

君之側固然是無恥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證出"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因果責任。蔣介石的左右在為他朗讀這篇文章後,立刻氣得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可見傷到要害,蔣介石本人都感覺出來。當然,在那種"冰河期"中,寫這類文章是無法暢所欲言的,只能欲說還休的點到為止。正因為這篇文章有這種缺點,所以在多年以後,它正好用來彰顯出當年文禁文網是何等威風,而我們在那種威風下敢持虎鬚的勇氣,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難"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雖然國民黨即時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這篇文章流傳,但是海外報刊上,卻頗多轉載。後來我又寫了一篇《我們對"言論立場"的嚴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謝然之不少底。這兩篇文章在中國言論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謝然之權傾一時之際,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號,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發覺,怒將孕婦趕出家門。後來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個兒子?於是遍尋下女,找了兩三個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喬,敲了兩萬元(近四十年前的兩萬元),才把兒子交出。謝然之的無行,此為一端。但無行沒關係,他仍深得另一無行者蔣經國的歡心,後來自第四組主任榮升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再外放為駐薩爾瓦多"大使"。這一外放,放出了麻煩。-"大使"卸任後,他對蔣家王朝已無信心,乃抗命不歸,見風轉舵,投奔美國。蔣經國氣得要命,但對小人之叛,毫無法子。

一九八一年,許榮淑《深耕》雜誌第八期刊出謝然之在美不歸的事。謝然之居然老臉皮厚,寫信來更正。說他只是"來美療疾。……大節所在,義無反顧。……鄙人因病滯外,純系健康問題"云云。《深耕》主編林世惺問我怎麼處理,我說信可以刊出,但是註明除非謝然之肯回來,否則一切自謂忠貞,都無以證明。謝然之當然不敢回來,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報》刊出"省主席"李登輝在省議會公開承認國民黨中"有彭德、謝然之等敗類",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說,國民黨搞出這些敗類來防範我們的思想,但是真正出問題的,卻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自作自受,真活該啊!同時,我忍不住要質問:你們他媽的國民黨到底怎麼回事?你們當年豢養這些忠貞分子,職司鉗制言論之責,整天整我們,說我們思想有問題,現在時窮節乃見,原來有問題的,全是你們窩裡的,這下子可怎麼辦?人是你們用的,如今出了紕漏,你們沒有一聲自責、沒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嗎?

說你們該負道義責任,太抬舉了,你們該負的,其實正是不義責任。為了你們的不義,多少年的歲月與心血,都耽擱了、泡湯了,你們的禍國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殺的作業裡,除了國民黨"官方"外"準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緣一九六二年,發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論戰。論戰是由兩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適的《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為論戰失敗,遷怒到《文星》,乃轉移陣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評論》上,展開暴跳如雷的攻擊,攻擊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許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倫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給《文星》一篇投書,《文星》於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當年參加"閩變"叛國的話;十月一日,我寫《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現代史研究的立場,對"閩變"叛國,也做了一點研究。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氣了。他來了"三位一體"的控告-告蕭孟能、居浩然、李敖誹謗!胡秋原這一舉動,曾經引起輿論的非議,十月九日的《自立晚報》上,就發出這樣的社論:"……涉訟公庭要賴法律來評斷是非,我們更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法律或許可以裁決一造勝訴一造敗訴,可是中西文化的論戰,難道能憑法律裁判誰直誰曲,得出一個結論嗎?"但是胡秋原既然堅持要訴諸法律,我就隨他的便,那時我沒有錢請律師,我就買了一些法律的書,自己先備戰起來了。這時候,一個神秘的訊息傳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級的出面,雙方先行達成和解。這當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訊息,那時我還不認識居浩然,我也沒說什麼。後來居浩然從倫敦回來,認識了我,但白告訴我他怕老婆,老婆說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說:"別什麼老婆不老婆吧!你們湖北人就是沒有種!文天祥說時窮節乃見,,你們湖北人是時窮節先見,,一件合作,只要有點風吹草動,第一個澆涼水、扯後腿、背叛原則又出賣朋友的,一定就是你們湖北人。你們九頭鳥總是teamwork中最先變節的,別怪老婆了吧!"居浩然聽了,哈哈大笑,就預設了。居浩然以外,蕭孟能受了親朋的壓力,也動搖過,不過,我的態度影響了他,我的態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們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時二十六歲,很年輕,也很堅定。我認為,我遭遇的,是"是非"問題,不是"人情"問題。在"是非"上,我沒有錯;在"人情"上,為了真理,我六親尚且不認,何況非親非故的胡秋原和非親非故的蕭孟能呢?我又認為:我出道寫文章以來,就準備殉道,我絕對對我寫的任何一個字負責任,並願面對考驗與審判、打擊與監獄,我是不怕的。和事者們都是蕭家的朋友,他示遺憾:"可,我說不行,我所說的都是實的,也無憾可遺,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這樣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張順吉做了判決:李敖、蕭孟能,罰錢;胡秋原)也罰錢。因為張順吉說,告人誹謗的胡秋原也誹謗了他告的人。地院判決後,雙方都上訴到高院,從此官司就拖了下來,從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間所換法官的人數與出庭的次數,都舉不勝舉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時候,我早已因叛亂的案子,被關到警備總部軍法處了。國民黨的法院配合警總,居然等警總先關我、審我後,才開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聲、吳純、高廷彬,他們把國民黨胡秋原的大量誹謗之言,一律改判無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蕭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軍法看守所的押房裡,收到這一判決,真又好氣又好笑。雖然又好氣又好笑,但在我內心深處,我感到一種求仁得仁的滿足。十二年來,我為真理而戰、為信仰而戰、為抵抗國民黨的打擊而戰,在這漫長的戰鬥中,雖然有青春的離去、有戰友的離去、有人世的鉅變和浮生的蒼涼,但我一直堅定,毫不動搖。我覺得我是大丈夫,我為光明爭取言論自由而面對黑暗法律審判,做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有趣的是,這一場官司引發了我的"聽訟"性格,自此進出法院,前後長達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終在他案上被我打敗,因為解嚴後、有些法官終能有點自主了、不看風色了,所以偶有勝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賠了我三十五萬元,我分了一半給我的律師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為花兒子的錢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錢,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對我是一件大日子,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傳統下的獨自》。出版後,我的風格與"一些淺人們"眼中的李敖風格,便從此確定,"遊戲文章"與"專愛罵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輩子了,我也樂觀此溢,老子就這樣寫了、這樣罵了,又怎樣?《傳統下的獨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後被國民黨偽政府查禁,禁後各種盜版蜂起,前後一二十年,愈禁愈流傳,自非國民黨偽政府始料所及,這書剛出版時,在中國廣播公司主持節目的中國小姐劉秀嫚,特別約我做一次訪問,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進錄音間。劉秀饅長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詢屬一流。在錄音間時她的鉛筆掉在地上了,我彎腰為她去撿,順便親近了她的小腿。雖然接近是短暫的,但是印象是永恆的,她的小腿修長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這時報上盛傳劉秀嫚、李敖戀愛的事,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華日報》上且有記者洪敬思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嫚棄虛榮》的報道,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七月初在選舉第四屆中國小姐會場,我問她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認,也不承認。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經將來發展來證明了。"事實上,這是"報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日報》登記者劉一成的專訪,劉秀嫚這回否認了,理由是"李敖沒有追求過她",這是真的——我生平追過不少漂亮女人,卻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過去,幸或不幸,劉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時代,結識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臺大時,馬宏祥就對我說:"居浩然的《十論》大可一看。我原以為這個淡江英專校長是個普通黨國元老的紈挎子弟,其實不然。此公為文,極有創見,並且文筆清新可讀。經過這一介紹,我把《十論》讀了一遍,深覺馬宏祥的判斷不錯,從此對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後多年,我為他寫過幾篇文章,揭發國民黨大員張建邦逼媽媽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離職等內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寫信給我說:"甚為欣慰,感謝萬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這位朋友。"她同時有信給王小痴,說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氣,非常感謝"!最有意義的是:

在《十論》絕版多年以後,我把這書出了新版,為居浩然跟我的因緣,用一本書做了週而復始的句點。

居浩然去澳洲前,說他做東惜別,出人意料的,地點竟在北投一家旅館中。在座有吳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蕭孟能、周群、張繼高(吳心柳)等,飯後忽然竄進兩個女人,進門即脫,其中之一戴起假xxxx,對另一女做勢,隨著兩女易位,做勢者人亦做勢之,忽前忽後,令人眼花繚亂。我做個鬼臉,對張繼高說:"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繼高大笑。這一場突如其來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爺臨別惡作劇也。

文星時代朋友中,張繼高最健談。文化論戰時,他從香港寫信給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瀉千里,盡見渾水。"

他回臺後不但相見,且做了鄰居,常常深更半夜,從《中國時報》下班後到我家神聊。後來文星垮了,他趨向國民黨高層,早無往還了。多年後我出獄,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請吃飯,我含糊過去,自此不復相見。蕭孟能誣告我時,蔣苔在香港急電張繼高,挽他出面調停,但他滑頭閃躲,以致坐看蕭孟能一誤再誤。後來他跟國民黨高層日近,我看不慣,乃揭發他冒充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生的醜聞。我揭發後,他襟若寒蟬,直到死去。死後他的夫人張瑞芝被他的情婦翟瑞瀝欺負,求援於我,我請龍雲翔律師有以協助。張繼高講風度、講談吐,實為一高階騙子,但他只能騙嚴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蘭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時代朋友中,吳申叔是令人哀唸的一位。吳申叔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黨國元老"吳忠信。吳忠信早年的風光,顯然在蔣介石之上,他在民國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總監,革命歷史之悠久,更是先聲奪人。肇和軍艦起義,據邵元衝《肇和戰役實紀》,司令長官是陳英士、參謀長是吳忠信,位在蔣介石之上,這就隱含了禍延自己和子孫的某種"原罪"。

吳申叔在向我談到他的"原罪"時候,如怨如訴,頗為感傷。

他是學藝術的,在臺灣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電影,這部影片,其實是一部主題上肯定"國民黨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曉得怎麼回事,偽國防部總政治部就是不讓他這部片子過關,他弄得一身都是債,困窘難言,在走投無路之時,他說他只有去拜託當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經國哥哥"(他是一直用這樣的老稱呼稱蔣經國的),可是沒有下文;他無奈,感到吳、蔣兩家關係已經非比從前了,蔣經國也許不喜歡這一老稱呼了,於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輩的身份,重新提出陳情,可是仍;日沒有下文;他又想到,過去吳、蔣兩家關係非比尋常,吳忠信手中,有不少蔣介石寫的信件,也許這些信件物歸原主,會邀得一點垂憐(事實上,過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來點化,而支出這類手中的信件過,以換取周佛海一命)。於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還是沒用,還是沒有下文,吳申叔在向我敘述了這些感傷之事以後,最後說:"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氣的一點是:沒有我們吳家替他們打天下,哪有蔣家的天下!如今他們有了天下,卻連場電影都不准我們拍,這算什麼公道!"可見蔣家父子的涼薄,非局內人不知也!我初識申叔,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他請我在臺北"喜臨門"吃飯;最後一次見申叔,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他約我在他家吃飯。這次飯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學生)、洪錦麗(林文奎學生)、丁墨南、李湘芬、張繼高、蕭孟能。熊式一等對我頗稱讚,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寫過《蔣介石傳》,馬屁十足,所以不喜歡他。京戲名角李湘芬說:"我小時候在老師梅蘭芳家看到年輕時候的胡適,現在看到你,覺得你真像那時候的他!"林文奎將軍是孫立人將軍的參謀長,孫案發生,他飽受驚嚇,精神狀態逐漸有異,這時已是滿口怪力亂神,申叔拜他為師,也就病中生幻,益發不可收拾。不久以後,申叔就閉戶不見朋友,以至於死,前後不過一年多時間。這次最後的晚餐,如今回想起來,好像是申叔有意設下的惜別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親切,一如往常。誰也沒想到。這樣一位熱情而有才華的朋友,就這樣悲憤莫名的離開了!那天飯局時,林文奎一再說喜歡看我的文章,並拿出他的照片集給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臺大最後喜歡的同班同學,畢業前夕我才發現她很迷人,可是太遲了。她是林文奎的乾女兒。

在文星時還有許多中學生的讀者,我知道的有陳曉林最優秀,直到今日猶為能文之士,並且是我好友。還有一位中學生讀者,字寫得歪七扭八,向我備致仰慕之忱,且由張菱齡轉達此意,此人後來搞雲門舞集,即林懷民。還有一位黃三(黃勝常),比我小十一歲,我在文星時候,他通過蕭孟能夫人朱婉堅,與我結交。他的父親是桂系要人黃雪村,母親是左宗棠曾孫女。這小朋友聰明過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學,因與教官衝突,被開除。後來入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一天上課時偷著幫我校書,被老師抓到,把書搶走,他向老師交涉,說可任憑處罰,但是書要還他,老師不肯,致起衝突,事聞於校長成舍我,成舍我裁決黃三應公開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過。黃三的親人都勸他委曲求全,以免在臺灣無書可讀。

他來找我,我說豈有此理,這哪裡是辦教育,這樣羞辱青年學生,成什麼話!乃寫一信由黃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說:你成舍我當年為了在軍閥統治下爭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卻如此迫害你的學生,豈不值得反省。黃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嚀千萬照校長意思做,不期他卻手持李敖之信,給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後面露獰笑,說:"我們世新是個小廟,容不下你這大和尚,你還是走吧!"就這樣的,黃三為了向不良教育抗爭,又給開除了。後來他轉赴美國了。黃三在臺灣,是抗爭國民黨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爭比國民黨還國民黨的偽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紀那麼小,就那麼有志氣、有犧牲的勇氣,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後,我在電視上揭發成舍我種種劣跡(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黃三報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黨領導人左舜生來臺灣,和我見了一面,從清早五點五十分談到七點半。談話後第二天,他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記留臺北三週的觀感》,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