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臺灣一部分的言論（包括短篇文字與專著），可能有若干也說得過分一些（或在文字上故意賣弄聰明，使人不快），不免與政府及社會若干人士以難堪的刺激，但我們必須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對政府及佔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責難，或對一般現狀表示不滿，往往不免過分，這在一個專制或民主國家，都是司空見慣的常事，用不著十分認真，尤其懂得在今天有同舟共濟必要的朋友們，更不可運用刀筆的方式，非把少數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須瞭解，真正要阻遏言論自由或禁止某一類書籍發行，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
我覺得：關於這一方面，政府與社會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還有提高的必要……"左舜生這些話，顯然是為我而發，並且，由於胡秋原寫過一本《同舟共濟》的書，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為明顯。難怪後來胡秋原要大力攻擊他。我對左舜生這一義助，至今不忘。在談話中，左舜生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在延安時候，見到湖南老鄉毛澤東，毛澤東激越他說："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毛的悍氣，於斯乃見！
自文星時代起，我雖"暴得大名"，但耐人尋味的是，我的大名，在臺灣卻被多方面的封鎖。封鎖的方式眾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試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名"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況有三：第一類是"不願提法"、第二類是"不敢提法"、第三類是"不肯提法"。第一類"不願提法"像徐復觀說的：
本人從不以李敖為文化討論中之對手。年來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罵你"等類之語言時，本人即閉口不出一語。不僅年來本人筆下，從不寫"李敖"二字；即與本人有關之《民主評論》，外來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將該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誤會。李敖訴狀中所稱之"李某"，系本人轉述一位臺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稱李敖之名，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嚴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復觀最後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稱"、"筆下不能不寫"李敖了，他好可憐喲！（他的作風，使我想起六朝之時，中國人家諱趨嚴，絕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復觀當然不會把李敖二字當成父諱，但卻巧合如此！）第二類"不敢提法"
以俞大綱、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綱寫《戲劇縱橫談》、方豪寫《方豪六十自定稿》，都請我校訂，但出書之日，序中只提別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綱、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時候，只不過時當文星犯諱和被封而已，我已經被敬而遠之如此矣，比照後來在我被捕時，臺大歷史系出版《姚從吾先生哀思錄》，把與姚從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標出姓名，只有一個變成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論"中！至於第三類"不肯提法"，試看國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彩色百科全書》中沒李敖名字；中華出版《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中沒李敖名字；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中沒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鎖李敖，實在是一件時髦的事呢！尤其後者，值得細表：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國電視公司"趙寧主持的節目中邀我亮相，限定錄影範圍，只談風花雪月，我趁機帶去這部書。我一面拿著書，一面指出：雖然美國《紐約時報》等都指出我是作家，可是"中華民國"偽政府卻不承認我是作家，由這部書就可以證明。這部書九百多頁，可是沒有李敖的名字，可見李敖雖寫了一百多本書，可是並非作家屬實（這一段錄影，六月十二日的電視上並未播出，也就是說，給剪掉了）。這部書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的，發行人是偽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全書從正文到附錄，共收入作家七百零三個。"中華民國"作家從頭數，數到七百零三個，還數不到李敖，可見李敖之不入流矣！陳奇祿在該書"序"中說：
"先總統蔣公昭示我們：文化為文藝的根幹，文藝乃文化之花果。……本會基於對作家的崇敬，對文學史料的重視，特策劃整理近三十年來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可見被國民黨文化官僚"崇敬"、"重視"的結果，原來是為"先總統蔣公"的"昭示"做腳註的，這樣看來，文化官僚們把柏楊、胡茵夢等七百零三人都當成作家奉獻，獨開脫李敖而不與，實乃真知我者焉！至於一九九八年時，頭腦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遠見》雜誌開列影響臺灣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則是封鎖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視而不見，就是這票人的"遠見"了。
在文星的讀者中，有一位請我吃飯，他是我臺大同學王裕市的父親王崇五。他曾在俄國留學，是共產黨，後來被國民黨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國民黨大員，就拉他跟國民黨合作，免了他的死刑，還做到濟南市長。到臺灣以後，他擔任國際關係中心副主任，當時的主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還有吳俊才。「道明死後，吳俊才當上主任，他就退休了。他請我吃飯時，講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他給共產黨辦過《紅旗》，他知道什麼是好文章，並且知道怎麼樣辦宣傳。他這輩子所看過的文章裡，能有魯迅的諷刺、胡適的清晰、陳獨秀的衝力，惟獨李敖一人耳！他說："現在是團體對團體、組織對組織的時代，你只是一個人，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傑，如果他只是一個人在這裡，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更興風作浪？"他又加強語氣說，"李敖兄，不要以為你在這個島上無能為力，不要以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澤東或周恩來他們一個人來到這個島上，他們也不能比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個人的時候，沒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談，使我明確感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遠要走向一個人的戰鬥路線了。但是，現在的戰鬥是群體對群體、集團對集團、組織對組織。當個人對群體時，個人便變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進入一個群體，變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護。如果純粹是一個個人，那就毫無力量。這種現象，表現在企業主管和政府大員身上尤為明顯，這種入在臺上風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變成一個個人時，他就什麼都不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臺上神氣活現、一下臺就洩氣完蛋的道理，所以，他們看似很強，其實很弱，因為他們變成一個人時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蔣介石如果只剩下他一個人，他絕對不如李敖行。我當兵的時候，我那個副連長每次小便都要拉人陪他去，因為他沒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個群居動物，根本沒有了自己。而我，我完全是一個個人——最有力量的個人。我能夠獨來獨往，也能夠孤軍作戰，我不是群居動物，但我卻一再展示個人的力量出來，絕非人海微瀾、沒沒無聞。在現代的戰鬥形態中，我是最後一位展現個人力量的，可說是"末代個人"。我死了以後，這個世界大概很難再出現這種伏爾泰式的怪傑了。
在文星時，一九六三年，美國《紐約時報》的名記者德丁（tillmandurdin）、美國新聞處的副處長司馬笑（johnalvinbottorff）約了我，三個人在一家咖啡館裡談話。在德丁提出的問題裡面，有一個很有味兒的題目，他問我："為什麼在臺灣的這些大學教授們都顯得活力不夠？為什麼他們不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我的答覆是這樣的：臺灣大學教授們不是沒有像韓國那些教授們那樣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的情況，可惜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時代教授們的氣象。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們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墮落的墮落了。留在大陸上的許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鬥；而到臺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他們在臺灣島上，十足表現出"沒辦法"和"無能"的醜態，這是不難想象的，他們只是把持住現狀而已，根本談不上什麼進步與朝氣了。為什麼我向德丁表示到臺灣來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貨"和不入流的呢？因為當年第一流的知識分子，根本不會跟國民黨走，換句話說，根本輪不到給國民黨來騙——他們早被共產黨"騙"走了。當時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不會跟國民黨的。相對的，跟國民黨來的，其流品也下矣！與德丁談話後二三十年下來，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識分子，在臺灣，形成了學閥；並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代學閥的一些格調，新一代也視而不見。新學閥跟老學閥不同的是，老學閥的缺點新學閥都學到了，老學閥的優點卻一點都沒學到。老學閥沒吃過豬肉，還看過豬走路，可是新學閥連豬走路都沒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識分子為何物，甚至沐猴而冠，自以為是第一流知識分子了——人間規格與尺度的混亂，竟一至於此！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報上登出所謂：
"二十一名自由派學者"發起的"民間組織澄社"，他們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熾、李鴻禧、何懷碩、林正弘、林俊義、胡佛、徐正光、張存武、張忠棟、張清溪、張曉春、陳師孟、韋政通、黃光國、黃榮村、葉啟政、楊國樞、蔡墩銘、蕭新煌、翟海源，大都是市面上的花瓶學者、座談會花蝴蝶，總而言之，他們是當年"二流貨"和不入流的教授們教育出來的國民黨或國民黨同路人，其中實為國特者有之、冒充東洋博士者有之、見風轉舵兼媚"民進"、"臺獨"者亦有之。這些貨色的知識分子，如今單獨作秀，意猶未足；又成群結隊，以"澄清天下"為招徠，組織"澄社"。事實上，這些貨色又安足以語"澄清天下"？《後漢書》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範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新語》寫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陳蕃，"言為世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這種知識分子，他們為人間正義，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這些貨色呢，卻什麼犧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於先、又不敢冒犯暴民於後，口口聲聲說"知識分子不可做政治幫閒"（"澄社"社長楊國樞語）。事實上，他們是最大的政治幫閒！他們口口聲聲超然於"黨政職務"之外，但是他們自己，又幾個不是國民黨？而他們在釋出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請黨政雙修的國民黨大老、總統府國策顧問偽君子陶百川為"名譽社員"。這些貨色的勢利與格調，豈不立刻呈現得一清二楚麼？他們唐突古人陳蕃、範滂之未足，又以外人為依傍，以英國"費邊社"（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費邊社"的人物，論才、論學、論品、論膽識、論抱負，都非這些貨色所能攀附，這些貨色費了半天勁，其實全搭不上邊。結論是，"澄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為彼輩所澄，倒霉極了。
"澄社"
如此，其他什麼社、什麼團體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於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歲，我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談，想到今天知識分子的嘴臉，愈發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寫來一信，說："至友吳錫澤君仰慕大名，亟願識荊，不知能否賜彼電話二三一六三約時一晤……"吳錫澤曾任臺灣省"新聞處"處長，我想他找我一定有某種公幹，就跟他約見了。見面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陳誠想見見我，託他先做安排。我和他約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陳誠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電話；二十二日早上，又接到兩次。全部電話，不是"副總統"官邸打來的，就是吳錫澤打來的，一再敲定見面時間。到了二十二日十點十分，見到陳誠，吳錫澤首先解釋為什麼晚了十分鐘，我心裡想，他們的官兒，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見面後，陳誠請我坐在大客廳的長沙發上，他坐在側面的單人沙發上，此公此時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舊西裝，左袖有四個釦子、右袖只剩三個。黑褲黑襪，衣著非常寒酸，跟他豪華的大客廳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釋他不喜歡住這麼氣派的房子，並非矯情，可是總統下令蓋了這房子，他只好從命。
陳誠敬我煙後，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裡想，此公的胃已一開刀再開刀，居然還喝這種東西！陳誠說他讀了我寫的《胡適評傳》，非常佩服。接著談胡適家世。他說他在民國二十四年，在北平蔣夢麟請客的席上，認識胡適的。胡適曾詳詢他江西"剿匪"的事，從此結為好友。他說他極佩服胡適，胡適絕不在背後說人話，對他知無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資料，可是有一船資料出事沉了。胡適每次見他都勸他寫回憶錄。他說"適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義相去不遠"。由胡適談到蔣夢麟的婚事。他告訴蔣夢麟，如果與徐賢樂結婚，他們夫婦將不再去蔣家。胡適勸阻結婚的信，也有副本給他。可是大家無論怎麼勸，蔣夢麟都不聽。後來結婚結出了麻煩，蔣夢磷有信給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陳誠怕我寫出來，特別說："此事不能寫啊！"陳誠又談到他發跡。他當十七師副師長，被帶去看兵，建議頗得曹師長賞識。武漢事，蔣介石以陳誠威望不夠，本擬使何應欽、白崇禧兼，後來才勉強全給了他。又談到裁軍的故事，說陳調元說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沒有棒子，狗就要咬他了。吳稚老說出門總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門。他說他去過我的家鄉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歲，他問我生年，我說我就是你同蔣夢麟、胡適吃飯那年生的。他大笑，說："那時你還沒生呢！"他問到我結婚沒有，我說沒有，他說："三十而立才好。"又說，"今天台灣三十歲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蔣孝文是名人。"我說："今天台灣的年輕人很難出人頭地，老一輩的高高在上，內閣年齡平均六十六歲。八十開外的於院長、莫院長實在都該表現表現風氣，該下臺了。"陳誠說："你說的全對，我也該下臺了。這個問題不解決，一定是悲劇。"不過他最後說，"你李先生還不到三十歲，你前途遠大。"我說："我在部隊裡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寫，內文是：我們像什麼？
我們像玻璃窗戶上的蒼蠅——前途光明，可是沒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你陳辭公二十六歲二月間還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後三十歲就當少將師長了。如今一個青年軍官，想從中尉升到少將，別說四年，十四年也沒機會啊！"陳誠聽了，為之默然。他說他跟肯尼迪總統談話，事先美國朋友提供他兩點談話基礎。其中之一是基於美國利益來談。他自己又加上兩點：第一，"不要什麼東西。"第二，"不談理論，理論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只談個人經驗，談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經驗。"他說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他談，他很聽得進。"他問到我的意見，我說：一、軍隊苦悶，訓練不徹底。二、內閣年齡太大，青年人出不了頭。談話談了兩個小時零二十分鐘，我告辭了。陳誠一再說談的事大小了，是否耽誤了李先生寫文章的時間。他勸我多做研究，說李先生前途遠大。他送我出門，我上車，車開了，他還在招手。他給我一種不久人世的感覺，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彷彿要對一個年輕人說些心頭話，他找到了我。整個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說："共產黨的失敗，並不就是國民黨的勝利。"我想，這是一種動人的覺悟。可是，已經時不他與了。談話後九個月，陳誠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後，陳誠的兒子陳履安到我家來看我，我們做了朋友。陳履安前後來了七次，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有一次談到他父親死前種種，他說："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親一聲不響地忍耐著，我真想象不到那種疼痛是怎麼忍受過去的。"我說："你父親死得像個軍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軍人本色啊。"
陳誠約我聊天后四個多月，當時蔣經國系大員李煥請我吃飯。時間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午，地點在臺北新臺北飯店。先由"調查局"的楊雪峰接我，吃飯時，楊雪峰也一直在場作陪。據我側面瞭解，這次吃飯，原因和安排蔣經國要見我有關。那時李煥是在朝的炙手可熱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側目的人物，蔣經國拉攏人才，自在意中。不過蔣經國和李煥的大腦中，是不能理解知識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對國民黨不合作主義，使聰明的李煥立刻覺察出來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蔣經國見面。李煥請我吃飯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一下我與臺獨的關係。在吃飯前十三天，正好發生了彭明敏案。據彭明敏《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憶："李敖與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無關。
可是，謝聰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後，警總人員覺得該宣言，文章寫得太好（這應歸功子謝聰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於臺灣人之手。他們猜來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敖代筆的。審問期間，他們對此一再追問不捨，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為特務人員懷疑和注意的物件。這是李敖與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的惟一的牽連。"正因為特務人員懷疑宣言是我代筆的，所以李煥請吃飯時，就旁敲側擊地問我："聽說這份宣言文章寫得極好，是經過你李先生指點或潤飾過的？"我笑了起來，我說："若是我寫的或經我潤飾過的，一定更好！"李煥聽了，哈哈一笑，就不再問下去了。
那次飯局，大家談了兩個多小時的話，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煥談他親歷的西北人民的苦況。李煥說他在西北行軍，見到西北農民硬是全家穿一條褲子，褲子掛在門口，誰出門誰穿。聽了以後，我真的不得不相信唐詩《石壕吏》中"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的描述，並且感慨於千百年來，中國的貧窮，竟如此"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李煥又談到西北人民與糖的關係。搞到錢來買糖，只能買到一小包。而此種小包，不是吃的，而是給病人來開胃的。又談到西北人民對熊的迷信，儘管熊群有害農作物，西北人民仍迷信，視之為天神等物，跪求駐軍不可殺它們。飯局終了後，李煥送我出門，臨別他緊緊握手，誠懇他說："我會到府上去拜訪你。"我姑妄聽之。因為我不相信國民黨政客的話，後來他果然言而無信。多年後，我在一條龍餃子館碰到文化局長王洪鈞，他也緊緊握手，誠懇他說要到我家來拜訪，我想到李煥那一幕，幾乎笑起來，王洪鉤是等而下之的國民黨政客，其言更不可信。後來我碰到尤清，也表演這一套了，可見什麼國民黨、什麼民進黨，都是一樣的。近年以來，李煥住我家附近，和我和盧修一受同一位管區警察的照顧。一九八六年一天晚上，我和小屯在附近一家小店買東西，在門口碰到李煥，他主動向我打招呼，伸手來握，二十多年不見，此公的記憶力實在驚人。他說他很久沒看到我寫文章了，其實那時我天天著書立說，只是國民黨大員不讀書耳！幾個月後，小屯晚上從外面吃麵回來，她那大穿的是短褲，她說一路上發現有位男士盯著她大腿看，後來才想起，那就是李煥啊！我聽了一笑，說："國民黨大員也有他們真情畢露的一面啊！孔夫子活著，都要好色勝過好德呢，何況李煥！"有趣的是，李煥家浴室窗外正對著的，就是盧修一家的後窗。有一次，可愛的女人李慶安笑著告訴我："盧修一可能偷看我爸爸洗澡。"過了幾天，我碰到盧修一，笑問可有此事，不料他鄭重其事否認，並指責李煥洗澡時窗戶不關好云云，我看他那樣認真，為之大笑。後來我講這一趣事給李慶華聽，慶華說："有一個笑話說：一對夫妻，太太很醜，一次搬了新家，新家浴室窗簾還沒裝好，太太不肯洗澡，怕別人偷看她。丈夫說：你長得那副樣子，誰要偷看你！放心好了。"我問：
"你這笑話是挖苦你爸爸？"慶華笑著否認，說："我怎敢挖苦他？我只是說個笑話。"一九九八年蔣經國死了十年，李煥出書大表追念，馬屁盡出，我大為不滿，在"李敖笑做江湖"電視節目中一連罵了他好多天。朋友奇怪，說李慶安幫你兒子入學，你欠她情；李慶華又是你的好朋友，你罵起人家老子來，竟一點都不口軟。我說這就是李敖啊！別隻看我罵李煥吧，我也為他洗過冤，當尤清捏造歷史，說他在滿洲國做過辦報的漢好時，我就公開指出這是造謠，我是講求真相的人，即使對敵人，我們也不可造謠啊。
在文星時，國民黨大員我還領教過蔣夢麟，他是爸爸在北京大學時的代校長，在臺灣主持農復會，他為了寫"西潮"以外自傳的事，約我到農復會，談了許久。他本想找我幫忙，可是他一直不談報酬，也許他的意思是先幫了再議，可是我的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做完了再拿錢，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了。國民黨大員還有王德溥，他通過郭鑫生，與我吃了一頓飯。他自道做內政部長時反對"戶警合一"事，甚令人感佩。
我講話亦頗直杆，頗攻擊和他有關的"中醫"、"奉命不上訴"及"出版法"等事。他含糊過去，轉說他頗為東北出我這種人才而愛惜雲。此公在大陸時亦殺手也，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化名周彬，在新疆給盛世才做民政廳長。盛世才後來自己不幹共產黨了，下毛澤民於獄。在倒向國民黨時，國民黨派王德傅查案，盛世才秘不交出，顯然預留餘地，以為反覆無常的籌碼。後來王德溥堅持由他親審，毛澤民遂難逃一死，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被盛世才槍決。據王德傅《政海遊蹤》一書中回憶，當時他"就前樓五開問大廳上，佈置成極為莊嚴神聖的大法庭：全庭一色雪白，殘酷刑具羅列滿庭，武裝戰士列隊助威。……首先傳呼久患喘病的毛澤民，嚴詞審訊，一言不實，立即呼喝用刑！如此不到三小時，該四人均先後招認不諱。……乃依法判處死刑"。於是毛家又添新鬼矣。
一九六三年，王尚勤跟我的同居關係漸近尾聲，尚勤表示，如果不能結婚，她想到美國留學去。我表示，我在臺灣凶多吉少，難免牢獄之災，我的處境是不適合結婚的。尚勤通情達理，她明白我的真義，決定放洋。不料到了美國不久，卻發現和我在一起時不小心有了身孕，她慌張打長途電話來，我問她能不能設法"拿"掉，她說在美國有困難，最後決定就生在美國，就這樣的，一九六四年女兒李文在紐約出生，出生紙上填的父親名字是李敖。兩年後，尚勤把李文送回臺灣，希望留在她父母那裡，以一年為期，她結婚後再把李文接到美國，後來她結婚了，我認為李文跟她，會給她不方便，決定由我接回。這時已過一年的約定，顯然女兒的外公外婆喜歡外孫女，不肯放人了，於是我施用巧計，約外婆帶李文看電影，電影散場時，在人叢中我和女兒有計劃消失，由我弟弟一面通知外婆"小文已被接回她爸爸那裡了"，一面照料外婆安全返家。當晚李文外公王光臨等報警來搶李文，當警察查明原來小孩是到她爸爸家的時候，爸爸跟女兒的血親自然比外公外婆近得多，警察也管不了了。後來王光臨氣得在電話中大罵我："你是共產黨！共產黨！共產黨！"河南土話中黨字發平聲而不發厭聲，聽來每逢黨字出口，都是男高音，聞之尤覺恐怖。因為他老先生是河南省專員出身，他在家鄉，官拜少將，為了革命，生殺予奪，不在話下。為了革命的需要，連他的小勇子都被當成共產黨殺掉，其兇殘性格、其大義滅親氣派，由此可見。逃到臺灣後，王少將落魄，下放做臺北縣南港成德國小校長，大才小用矣！這次為了接我女兒回來，與他發生衝突，他以"共產黨"作認定眼中釘標準，就是這樣從寬錄取的。他在臺灣，如果有河南專員萬分之一的權力，我早就被當成共產黨殺了。多年以後，國民黨偽政府開放探親了，大陸共產黨也宣佈不咎既往了，有人問他何不回去看看？他搖頭說："共產黨饒我，可是被殺的人的家裡，若有人出來，給我難看，這張老臉怎麼兜得住？"最後，他以八十之年，老死臺灣。蓋棺論定，此公不失為正直之人，只是頭腦跟不上他的正直而已。
我在文星時代，所做的，一如《紐約時報》說李敖的，是一個"火首"（fire一brand），一個放火者、煽動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後燒得老k哇哇叫，我也被關在八卦爐裡，變成火眼金睛，"在這島上，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誰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王崇五的話，三十三年後仍在我耳邊響起，知人論世，這真是我最好的總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