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繼續給人看看病(一)

我在五十二號的《文星》上發表《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後,五十天來,捱了不少"臭罵"(這二字借自胡秋原先生)。有的騰文於雜誌,有的匿名於郵簡。但用光明正大的態度批評我的,除了徐道鄰先生的通訊和胡秋原先生的長文(皆見五十三號《文星》)外,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在這篇文字裡,我只想就兩位先生的觀點,提出進一步的診斷。

我"弄擰"了徐道鄰的"原意"了麼?

我在那篇文章裡批評傳統派說:

他們的通病在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體"(integralwhole)上面沒有真正的理解,他們總想擇肥而噬、總想任意剪裁、總想要好的不要壞的、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

(這是徐道鄰《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參考三種洋書而求到的結論)。

徐道鄰先生看了這段話很不服氣,他責備我"完全弄擰"了他的原意。他說:

李敖先生《給詼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文中提到不佞,說:"他們……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

這是李先生引用拙作《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的兩句話。不過,這兩句中的下面一句在拙作原文裡是"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幾個字,李先生把"輕易的"三個字輕易的刪去了,就不免把我的原意完全弄擰(不亞於把加號改成減號)。

徐先生這段更正使我很迷惑,因為我雖只引用了徐先生的兩句話,但在引用以前,我曾遍讀他所寫的有關中西文化的文字,最後我引了這兩句很有代表性的話。如今徐先生既提出異議,我只好重新覆按一次。

徐先生這兩句話在原文裡是這樣的:

……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的看法:生產落後的民族,要想改善其生活條件,必須在尊重和維持其國有的文化系統之下,逐漸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這樣子他們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安穩的走上進步的路程。而其中第一個禁忌,是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因為失去了基本的價值系統的支援,一些零星的知識和技能,對於一個人是沒有多大益處的。

若干接觸了西洋機械文化而逐漸消失了的原始部落(礦場、蔗園、碼頭工人),從文化學、人類學上看來,都是極富有價值的悲慘教訓。(《轉變中的文化觀念》)

從上下文裡,可以看到在"不可以"上面,還有被徐先生略去的"千萬"兩個字。這句子語法構造上,可以解為:

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他們的+基本價值系統teriarysecondaryprimary據o.jespersen:essentialsofenglishgmmmarp.78f從"品級"(ranks)來解析,益發可以看出徐先生對選詞運句的周密與纏綿:一個"動搖"的動詞,前面加上"千萬不可以輕易的"限制,在整段文字中又告訴我們要"尊重"、要"維持",若"輕易的動搖",不但是"第一個禁忌",並且還"沒有多大益處的",同時"從文化學、人類學上看來,都是極富有價值的悲慘教訓"。

我細讀全段,發現徐先生在字裡行間,是何等傾向於"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通觀其"原意".又與"而不動搖"相去幾何!

徐先生對我的批評分明是指我百分之百的誤會了他的"原意"("完全弄擰"),並且誤會到相反的地方去了("+"變"-")。如果我的誤差這麼大,我寧願以認錯來換取徐先生做同道,即主張"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可以動搖"基本的價值系統"。無奈事實上,我並沒把徐先生的"十"號那一豎抹掉,我只不過把那一豎重塗一次罷了!我這樣說,有徐先生的白紙黑字做根據:

西洋學者近年來在人類學、在生態學上的努力,告訴了我們一件事實。就是一個民族——尤其是一個和異族文化接觸的民族——的健全的生存和發展,一定要依靠著他們原有的基本思想系統和觀念系統,來逐漸地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一個失掉了他們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觀念系統的民族,他們不但不能健全的吸收外來的精神文化,他們並且也不能吸收外來的物質文化,他們不但不能吸收,並且還被這外來的物質文化同時帶進來的毒害所毀滅。這是任何一個在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特別應當認識和警惕的事實。(《行動中的中國文這完全是"中體西用"的"道鄰版"。除了說詞的鋪陳比較有點紳、上味兒以外,就思想的基本型模來說,我們看不出徐道鄰和張之洞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這段活寫於一"九五五年七月,比前面那段早兩年半,兩段對

照起來看,更明白了:

《轉變中的文化觀念》《行動中的中國文化》

「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的看法」「西洋學者近年來在人類學、在生態學上的努力告訴了我們」

「第一個禁忌,是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一定要依靠著」

「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他們原有的基本的思想系統和觀念系統」

「逐漸」「逐漸地」

「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

「基本的價值系統的支援」「原有的基本的思想和觀念系統」

將「悲慘」將「毀滅」

「生產落後的民族」「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

「失去了」「失掉了」

從這表中,我實在看不出兩段文字在記述的文法(descriptivegrammar)上有多少不同。中國語中本沒有否定性詞頭(nega-tiveprefix),所以在"千萬不可以輕易的動搖"上,徐先生用了否定詞(negativeword)。但他婉轉迂迴的手法竟在"一定要依靠著"六個字上出了岔。在這六個字裡,他表現了語法上強烈的"意志式"(voltiveform)。這充分暴露了他的"原意"所在,更用他自己的話證明了我並沒"弄擰"了他。徐道鄰的"文化觀念"

在中西文化的討論上,無疑的,徐先生在某幾方面遠比一些"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傳統派高明。因為他能跳出圈子外,公然指摘在中西文化的討論上摻著"民族意識的強烈成分"!

而此種成分,"可使人們失掉了客觀的評斷"。

徐先生這種看法,表現在他的《文化的論辯》(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文中,他認為:

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必然喚起民族意識。

現在許多公共場合中所表現出來的熱烈擁護中國文化的情緒,是在強烈的反映出一種日在蓬勃的民族意識。

我們看明瞭一個人在不得意時的自尊膨脹——高層的自我認定(exaltedidentifications)——再看許多民族意識的發展,多半都是在困苦災難的時期。猶太民族在逐出埃及後的"選民"意識,我們在備受強敵侵略後之強調"黃帝的子孫"——我們就可以明瞭民族意識所包涵的強烈的情緒成分,一種苦悶和憂慮的情緒成分。一個人在苦悶的時候,有許多怨恨惱怒的心情,無處直接發洩,一定要找一個代替的目標。所以凡是民族意識的興起,一定有它當時的實在的或假想的敵人,因之民族意識的形成主要是反應性(responsive)的,本體多半是敵對性(poiemic)的,態度往往是挑戰性(challenging)的,它雖然在表面上充滿了理智性的論辯,實體上完全是一種情緒性的產物,所發揮的更主要的是情緒性的作用。

但是過分的民族意識,也可能有不少的害處。因為:

過分的情緒衝動,可能要損傷了清醒的理智,一種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可使人們失掉了客觀的評斷:為了強調自己的長處,因而看不見甚或不承認自己的短處;因為發現了人家的短處,遂即忽略了甚至於不承認敵人的長處;這就是我們當年義和團的悲劇之內來。

徐先生這種看法極為正確,他自己能免於用"情緒因素"來看中西文化問題自無疑問。美中不足的是,徐先生的"文化觀念"中卻又摻著一種"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此種好夢之混淆視聽比強烈的民族意識還要大。

所謂"世界博物館館長"的好夢,就是想拿萬花筒式的方法,維持各地文化傳統於不墜。尤其那些只在"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大可不必妄自菲薄的改頭換面,因為"世界博物館館長"正需要你們千奇百怪的老套、五花八門的造形!

我們試看這位"館長"的意見,他說:

最近幾年中,我們又從另外一方面,聽到一種對於文化發展方向的敬告。這個警告,是來自正在發展的人性學(humanetbology)。這些學者,認為人類文化之生成和發展,全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和不同的適應。如若每個人的幻想和適應全是一樣的,那麼美術就要毀滅,科學就要死亡,而人類就要和低階動物相去不遠。所以一個科學的社會,一定要設法維持各種行為和反應中最高度的差異性(當然,也不可以達到一個接近混亂和不穩"的程度)。因為有了多原性(heterogeneity),才有進步可言。而單純的同原性(homogeneity),對於人類的危險不亞於原子性的戰爭。而現代社會中文化同原化的傾向——世界性的廣播和電視,一版印行幾千萬份的雜誌和畫報——其程度是異常可怕的。所以怎樣抵制文化的同原化,怎樣儲存人類文化的差異,正是目前人類的一個生死關頭的重要問題。有人主張儘量創設多數的文化焦點,儘量維持原有的許多文化傳統;譬如對於若干老的大學,我們儘量保持它們的作風,以維持人類在觀念和行動上的差異。(《文化的論辯》)

這真是比於不倫!徐先生好像不知道在一個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時,常會產生"適應不良"(maladjustment)的情形。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保持差異",而是怎樣解決"適應不良"的問題。我們現在是否應該為了"保持差異"而不去解決"適應不良"的問題呢?徐道鄰為傳統派做嫁衣裳

徐先生的基本觀念在"抵制文化的同原化",認為同原化"對於人類的危險不亞於原子性的戰爭"。這種"遠見"我不好說它是侈論,但至少是一種杞憂。尤其對所謂"科學和工藝上落後的民族"而言,更是不切實際的論調。如果一個民族只在"科學與工藝上落後",如果真有隻在"科學與工藝上落後的民族",那麼這民族唯一該做的事,乃是儘量"傾向"那些現代化強國的"文化焦點",在富強競爭中不被遠遠甩在後面,這才是這民族"生死關頭的重要問題"!

對一個窮光蛋來說,爭氣的辦法是闊起來,跟那些大肚皮的富翁鬥鬥富。而不是隻披一件"科學與工藝"的外衣,擠在金谷園裡去點綴、去陪襯、去維持"高度的差異性"!

我們不需要用我們的"文化傳統"去點綴世界博物館,這不是我們窮借大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建設第一流的現代化強國。徐先失援引幾個洋學者來勸阻人們不要爭奇鬥富,這是我們不敢領教的高論。所以對徐先生,我要指摘他,防止他用平和的詞句所走私進來的毒害。

徐先生最不可饒恕的,是他在不知不覺間(我不敢說是有意的)為傳統派做了嫁衣裳。

傳統派的主力根本是一群毫無新頭腦的土"學人",他們根本不瞭解西方文化,更不瞭解西方現代的新學問。徐先生比起這些人士當然高明。但他那點高明,卻又正巧用在為傳統派張目的工作上。徐先生的戰術是抬出西洋"許多有地位的人類學者"來做盾牌,以便在必要時可用"不敢當"來脫身。

在洋書後面做好防禦工事後,他便開始用"近年來…西洋學者"的看法,向傳統派助戰。我們看他從旁而來的"仗義執中國的國有文化,在科學和工藝兩方面,是遠比西洋人落後的。所以它的被西洋人唾棄,本無足怪。幸虧近年來若干事實的發生,使人民明顯的認出來,科學和工藝是一回事,文化又是一回事。

這是很曖昧的論調了!他又說:

中國過去曾經多次同化過征服它統治它的異族,也曾多次圓滿的吸收了消化了外來的文化。中國的文化,是證明過它的雄厚的力量的。今天,在科學的發展到了不可一世的日子,科學的潮流席捲了全世界的時候,許多中國人還在那裡欣賞他們國有的文化,不輕易的把科學和工藝,看成人類的一切,這一股子的傻勁,也許正是中國文化的力量之一種表現吧。(以上皆引自《轉變中的文化觀念》

徐先生似乎不知道過去的事永遠過去了!過去中國之所以"曾經多次同化過征服它統治它的異族".是因為那些異族的文化潛力較差。現在,我們所碰到的西方文化可不同了。

時移世變,古老而帶靜態的農業文化形態,根本不適應這一新的西方文化之衝擊所引起的新變動。如果中國舊文化繼續能有實效,何以中國會發生這樣廣泛而又基本的變亂?何以許多人還得靠美援過日子?

至於徐先生文中提到的"許多中國人",當然不是泛泛之輩,他們在徐先生的標準中,乃是"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

在最近幾年來,許多有高度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在對於中國國有文化的探討,重新加以致力。他們之對於中國文化的宣揚,和四幹年前東西文化論辯時期之國故論者的立場,大不相同。那時候的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對於西洋文化,多半還沒有足夠深刻的瞭解……而今日的情形,則和當時大不相同。今天討論文化問題的先生們……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具有高度的認識。

他所用的"高度"和"成就"是些什麼?以什麼為指涉點(pointofreference)?簡直令人莫測高深!對學問思想的評價和說應酬話,總須有個分際吧!況且,在連用"高度"榆揚之後,他又提醒"宣揚中國固有文化的先生們",還有一種"活的中國文化"也是可以宣揚的:

許多在宣揚中國固有文化的先生們.對於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似乎還沒有予以適當的注意和研究,那就是實際生活在每一箇中國人裡面的"活的中國文化"。

所謂"活的中國文化",徐先生"特別舉出三種現象",其中"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個現象",此現象是:

中國有很多不讀書不識字的人,在行為生活上,卻能有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

而此"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貞節牌坊式的國粹居然也被他列入了,這真教人吃驚了:

至於目不識丁的匹婦弱女,以"節婦"或"烈女",蓋"牌坊",作"列傳",名垂不朽者,更是西洋文化裡從來沒有的事情。(以上皆引自《行動中的中國文化》)

這種最野蠻的民族也玩不出來的可恥把戲,這種以男性為中心的出於最片面的貞操觀念的表現,居然還被徐先生列為"非常高度的道德表現",那我真不知道什麼才是"中國人的恥辱。

東方人的恥辱"了!徐道鄰眼裡的"花柳病"

徐先生既為傳統派做嫁衣裳,看到抨擊傳統派的文字,自然不順眼。於是他轉過頭來,決定打趣"李先生"一下,他說:

李先生說,想要佔有一個美人,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句話不錯。但是,如果她的"缺點"是一種花柳病,那我們卻不必一定要非"佔有"不可,因為那是我們可以"預防"的,何況她還"要求"我們預防呢。

看了這段話,我真要套徐先生的話而說他"弄擰"了我的意思了。在原文裡,我是這樣說的:

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個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這一套農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點",即使想在人老珠黃時有所改正,也絕不會用你這一套發了黴的東西。

我每用"缺點"兩字,都加上括號,表示這詞有點特殊意義,不可以亂肯定的。徐先生既同意我"這句話不錯",卻又說"不必一定要非佔有不可",態度上的模稜是很明顯的。模稜的原因,是因為他痛感於這美人有"花柳病"。

我的答覆是,即使這美人有"花柳病",一齊"佔有"又何妨?留得美人在,何愁病不除?何必因小失大呢?徐先生大概忘了我的本意了,我曾說:

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麼,為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為了怕噎著,難道就不吃飯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決絕與胸襟。"大目標"

是安慰我們補償我們最好的代價。在這個百年大計中如果真有"損失",也是值得一千的。

同樣的道理,我可以說,難道為了怕"花柳病",就不同這美人"成其好事"了嗎?這不太懦夫了嗎?太不羅曼蒂克了嗎?在美人面前,我們要有"賣油郎"的精神:只要"花魁女"能使咱們生氣蓬勃,她有點"花柳病",又算得了什麼?

何況,這美人即使有"花柳病",也不會…要求我們預防"的。徐先生這話表示他不懂女人心理。徐先生該再仔細看看那本庫普林(alexanderlvanovichkuprin)的"亞瑪"(yama),看看那位有了性病的女孩兒怎樣對付她那心上的小冤家——

她絕不會"要求"的!咱們也無從預防"起。女人的"缺點"永遠是神秘的,絕不是徐先生和我所能假定的。

還有,這美人如果真有"花柳病",她一定偷偷請教西化派的醫學博士,絕不會找傳統派的中醫,更不會找什麼超越派的密醫。我們江湖郎中的救美計劃是休想染指的!徐道鄰的新保守主義

我們的大病在於不承認我們的弱點,我們的弱點在缺少生氣蓬勃的酵素,就好像"賣油郎"缺少了"花魁女"。今天我們最該承認的,莫過於承認我們需要"花魁女"。肯定了這個大前提,其他一切都是餘事!

面對這美人,我們需要的是"勇氣和毅力",而不是"保守眼光"。徐先生在"論守舊和革新"中,曾告訴我們:

不拿保守眼光的巨盾來掩護自己、欺騙自己,就必須忍受承認弱,點的煩惱,和使出急起直追的力量。這種有礙於日常心理的安寧,和生活方式的安定,一般普通人哪裡能拿出來這種勇氣和毅力?

這是多麼明智的論斷!承認我們的"弱點"是需要"花魁女"。

也許會使黃帝子孫有點難為情,有點"煩惱"。可是除了"急起直追"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去尋找生氣蓬勃的酵素?這美人和她的"缺點"來了,也許暫時"有礙於日常心理的安寧,和生活方式的安定",可是又有什麼兩全的法子?美人還在金屋外面,我們有什麼"預防"的辦法?我們今天第一件事是先"佔有"她和她的"缺點"再說,我們還不配談"預防"!還沒有工夫談"預防"!

不幸的是,"論守舊和革新"的作者本人,卻和"一般普通人"一樣的缺乏"這種勇氣和毅力"。他本人的"保守眼光"為他自己做了"巨盾",也為一切保守主義者做了"巨盾"。當然啦,以他的聰明和靈巧,他是不會不騎一騎牆的。所以他一行文,便露騎牆的痕跡。例如他會說:

根據我們對於過去歷史的認識,再加上我們現代社會學、人類學、行為學等等新的觀點,對於想從中國一堆古書中研究出一種救世新藥——不但要救中國人,並且要救全世界的人——的一種努力,我們至少認為還沒有充分的事實的和理論的根據,使我們可以抱有過分樂觀的信心。

但他同時也會說:

從社會學、人類學的立場看,我十分感覺著我們有把中國舊有的倫理思考從速的予以新穎化、予以通俗化的迫切需要。(以上皆引自《行動中的中國文化》)

這是何等矛盾!

在另一方面,他會說:

中國的社會,一直是農村經濟的形態。而中國的衣村經濟,則因為受了地理的限制,一直是一個匱乏的經濟(economyofscarcity)。因之這個社會,也就很自然的接受了強調"知足、安分、克己"等等價值觀念(亦即"禮"的精神)的儒家哲學。(《法律概念的形成》)

但他同時又在工業社會里宣傳:

以生態學(ecology)的眼光來看,這一種處世哲學,不能說是完全要不得。中國在過去兩千年中,度過了許多異族統治的災難,接受了許多不同的外來的思想潮流,然而卻始終維持著一個龐大的和諧的文化系統和統一民族,這一個傳統的處世的哲學和精神,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其偉大和健壯。(《行動中的中國文化》)

這又是何等矛盾!

根據我上面的指陳,可證明徐先生實在是一位"新"的保守主義者。他處處為傳統派婉轉陳辭,又怕別人"誤會"他是傳統派。所以一當我點出他的真面目的時候,他便趕忙來更正,用"拘泥於字面的解釋"(literaiinterpretation,參看徐道鄰《語意學概要》頁三,一九五六友聯版)來掩藏他的"原意"。這種騎牆的態度充分顯示了他對純知識缺乏一點兒"心智真誠"。

徐先生的這類言論,何以弄得依違兩可呢?這裡含藏著一個有關治學及求真的重大問題。學問上的結論有時雖合真理,但不合一時一地若干勢力人物的情感趨向。碰到這種情形、學人怎樣辦呢?這就是考驗學人的學格高下的重要關頭。

把"心智真誠"當做第一個考慮標準的學人,在這種關頭,常常表現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偉大風範。然而,在此時此地,許多知識分子所表現的,則是"看風使舵"。因此,他們的言論,不是做權威的註腳,便是兩邊討好。難怪在此時此地,真理竟像消失在濃霧中的太陽,簡直看不清楚了!胡秋原的學術水準與君子詞令

給徐先生診斷完了,現在讓我給胡先生看看病。

無論如何,胡先生是一位病得很"辛苦"的大病人!

我說他很"辛苦",因為他以抱病之身,不知善自珍攝,反倒跳起來,指摘醫生有病,敦勸"李敖必須留心自己的身體",因為"李敖君的病,可嚴重極了"!

站在百病叢生的立場,還這樣向醫生上條陳,不是太"辛苦"了嗎?

研究這病人所以不肯寧靜的原因,實在不是難事,看看他的心理狀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