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徐昌治編了《聖朝破邪集》。這八卷論叢是中國人對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議文獻，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論的整合。
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裡，一代又一代，隨著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著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諺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
三百年來，我們民族的感情變成這種細菌的函式。在思想上，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有機體。在別人都朝著現代化的跑道競走的時候，我們卻一直髮著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點逡巡不前。我們總想找點理由來拒絕賽跑、奚落賽跑，同時斷言賽跑的終點將是一個悲劇。
三百年了，原在我們前面的，離我們更遠了；原在我們後面的，也紛紛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可是我們還不肯勞動足下去快跑，我們還在腦袋裡做著後來居上的迷夢，夢著我們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選手，我們總想憑點祖上的餘蔭來佔便宜，總想憑點祖傳的步法迎頭趕上。
三百年的迷夢不可謂不久，三百年的失敗不可謂不多，三百年換湯不換藥的惡果不可謂不大。民國以來，我們的病況雖有起色，可是我們並未真正健康起來、活潑起來，我們還有許多不健康的心病，成為我們賽跑時的阻力。如果我們真想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做一個尾隨不捨的健兒，如果我們真想在年輕民族的背後脫掉我們的暮氣，我們必須把這些心病做一次徹底的治療。
遺憾的是，歷來研究這些心病的醫生本身就是病人。偶爾一兩個沒破傳染的，卻又接近蒙古派——對病情的診斷和病歷的瞭解完全是枝節的、籠統的、混淆的。
基於這種現狀，我不得不把從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請到一起，從他們中間，精選一些有代表性的豪傑做為病例。再依這些病例，把他們釐定為十一種病名。在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許多民族英雄、達官貴人和名流學者做了我這些病名的捕獲品。換句話說，竟有這麼多的愛國的人兒因為"愛國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罪人。這種不幸說來令人傷心，可是做為一個文化醫生，他有消滅這些病菌和防上它們蔓延的責任。婆婆心腸不能阻止傳染病，阻止的方法在於無情的指控誰是蒙古醫生、誰是病人、誰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對這三百年來聚訟紛壇的死結，想用一個歷史的觀點來透視它，顯然是值得的嘗試。基於這種看法，我決定開始我的指控：義和團病
義和團的祖師爺是清人張祥晉。他大概想學司馬相如那一套，寫了一篇《擬諭咪唎堅（口字旁）佛蘭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艫一炬，借赤壁之東風；鼓金齊鳴，窮朱儒於南海……克張斐相之英風，奚盧廬循之小寇？（阮元等編《學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這種口誅筆伐的夢想居然真有人拿來實行了，那就是義和團。義和團是排斥西方最純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們對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會表演大刀對洋槍、赤膊擋洋炮。他們不但深信中學為體，也深信中學為用。他們是道道地地的黃帝子孫，他們雖然光榮的失敗，害得全國同胞每人都賠了銀子，可是他們的陰魂不散，陰魂附在辜鴻銘身上，鼓舞這位老怪物寫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春秋大義》），來做他們的安魂曲。"春秋大義"式的思想與義和團思想事實上是一個窯裡燒出來的，只是表現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標榜的，愈接近此類。這一派顯然是式微了，因為他們既無義和團的勇氣，又無辜鴻銘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籌辦他們的中國道德勵進社去了。中勝於西病
這種病是很明顯的文化優越感，根本不承認西方勝過我們。代表這種論調的可以舉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說：
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學者若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疇人傳》卷四千四"利瑪竇傳"）
民國以後，熊十力用著同一口氣說話了：
吾國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視闊步，而遊乎廣天博地之間。空諸倚傍……體現真理、擔當世運，恐非西洋人識量所及。（《十力語要初續》頁一
又過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師的話開口了：
……知華族文化生命之圓融通透，與夫聖學之大中至正，其蘊藏之富、造理之實，蓋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認識心之批判》序言）
我們試看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識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轍的抹殺主義。他們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著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們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這種妙人今天還多著呢！試看有多少人摒西醫不用，而迷戀著五運六氣"寸關尺"的中醫，有多少人摒正規音樂不學，而迷戀著七音六呂"笙蕭緣"的國樂……這種中勝於西的觀念最容易導來"以此類推"、"舉一反三"的誇大，而這種誇大卻又正是濫用"民族自信心"的顯例！古已有之病
犯這種病的人並非不講西學，而是認為這些洋玩意都是我們古書中早就說過的現話。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說》中罵利瑪竇道：
近復舉其伎倆一二，如星文律器，稱為中土之所未見未聞，竄圖訂用，包藏禍萌。不思此等技藝，原在吾儒覆載之中。
這種"原在吾儒覆載之中"的大言，在我們國民心中流傳很廣：
阮元就拿過後漢的四分法來比西洋數學（《疇人傳》）；印光任就拿過周脾來包括"渾蓋通憲之器，寒熱五帶之理"（《澳門紀略》）；陳啟天就拿過孟子的後來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觀念（《中國政治哲學概論》）；毛子水就拿過大戴禮記"四角之不揜"的話來比西方的地圓說（《中國科學思想》）。現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動輒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與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問他"孔子周遊列國時為什麼坐馬車不坐汽車？"他並不說"那時候沒有汽車"，他的答覆是："那時候的馬車就是現在的汽車。"這種誇大誕妄的先生門，說破了，不過是古人屍影下的奴隸罷了。中土流傳病
犯這種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誇大狂。前一派只是"本來我們就有"，這一派則是"本來是我們的"，"兩洋近代文明是我們傳過去的。"在情人允祿的《數理精蘊》裡，竟說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詢其所自，皆雲本中土所流傳。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聖時，聲教四訖，重譯向風，則書籍流傳於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疇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經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傳。此西學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經解敘》）
這真是毫無歷史根據的謊言！本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聲教四訖"的情形不是沒有。例如：養蠶、造紙、瓷器、檸檬、大黃等的西傳，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實。但若不根據史乘，認為一切都是"吾家舊物"，一切都是西人"陰圖以去"的，這就未免有點無賴了。而耍這種無賴的，紀曉嵐和他老師劉文正最為拿手，在《灤陽續錄》卷一中，我們可以拜讀他們的高論。
這種"中土流傳"病本是"禮失求諸野"觀念的翻版，這種病嚴重以後，就會亂做浮誇的歷史考證：什麼法顯發現美洲啦、詹天佑發明火車掛鉤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學對歐洲文化劃時代的影響啦，不一而足。又常見一些人最愛拈出羅盤、火藥、印刷術來驕人，殊不知這些東西早就在洋人手裡脫胎換骨好多次了！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楊光先和比利時的南懷仁鬥曆法失敗，遣戍歸來，寫成了《不得已》。他呼籲"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躲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動機，說穿了皰，不過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罷了。這幫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覺得要了危險，想來想去，決定還是不要好。
這種畏葸的小心眼兒，投鼠忌器的謹慎，真是怪可憐的：他們怕這一變，連腐朽的老本也沒有了。梁漱溟後來寫《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民國二十二年）時，已經明顯的轉入"不得已"派，他那種"最後覺悟"的語氣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國之於西洋，有所不及則誠然矣！（頁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於不及，他說：
悟得了什麼……於一向之所懷疑而未能遽然否認者，現在斷然地否認他了……否認什麼？否認了一切西洋把戲，更不沾戀！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頁十三）
"更不沾戀"，"真不得而用之"，這是何等不得已的調調兒！現在很多人因為賺不到錢轉而歌頌"抱布貿絲"的農業社會，因為討不到老婆轉而留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後詆譭工業文明、攻擊自由戀愛，究其微意，不過"不得已"三字耳！酸葡萄病
這種病患者對西洋把戲的口號是："沒有什麼稀罕""又有什麼了不起！"明末許大受的《聖朝佐闢》最能發揮這種高論。他認為洋鬼子的東西"縱巧亦何益於身心？"他舉的例子是：
……自鳴鐘，不過定刻漏耳！費數十金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為之最難，成之易敗，不反耗金錢乎？火車（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殲敵，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錢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專用語彙。乾隆時英國使臣請福大人參觀他們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話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乾隆英使覲見記》頁一0三）
這就是許大受的"體"與福大人的"用"！犯這種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還低階：後者起碼還承認外國好，可是我們不要他的好；犯這種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內心深處覺得外國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現"張脈僨興"，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這種善為巧飾的心理，三百年下來，還是完美的遺傳著，世風是日下了，可是人心並沒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說是純粹排斥西方的。他們共同的色彩是西方並不值得學，我們固有文化是無待外求的。在這六派中，有的已經變得乖巧了，至少他們不再用義和團的符咒來征服世界了，他們要用齊如山夢想的"國舞"來"遠征世界"了。無論如何，在精神上、他們永遠是勝利者，永遠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憑鬼子們一尺一丈的增高，我們這些"痴頑老子"是絕不在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病
這是中國人文字魔術最蠱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張之洞高叫的"舊學為體，西學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認西學可供"採補"，至少想"擇西學之所以補吾閉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盡管用，必得"西學先由中學"，孫家鼐的兩句話把這種理論的核心點破了：
中學包羅西學，不可以西學凌駕中學。
這就是他們骨子裡的真精神！這種精神，事實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務理論的"建構化"。當然張之洞之流把它建構得很別緻、很迷人，既維新又衛道，最適合焦灼狀態下的國人的口味。順著這種思路滑下來，在民國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極一時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俗稱"十教授宣言"。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他們在宣言裡頗藐視中體西用的見解，但是他們筆下的"根據中國本位"、"具有中國特徵"，卻正好是"中學為體"的盜版；"吸收歐美的文化……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卻正好是"西學為用"的化身。這真是數典忘祖的大笑話了！據我看來，王新命諸公唯一比張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點"批判態度"來做取捨標準，而張之洞在這方面的念頭似乎沒有他們強烈。但是這一點並不重要，他們在"殘基"（residues）上面和張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真可說是"友天下曾經致力於黨務之士，尚論古人"了。東方精神西方物質病
這一派的頭腦構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構造。前一派是體用二分法，這一派是精神物質二分法。
在體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學侷限在科學工藝的"用"上，便很容易轉形為這一派了。所以老實說，這一派比體用二分法還淺薄。這一派的理論本是清季"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蛻變，到了《歐遊心影錄》（一九二0年）時代的梁啟超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九二二年）時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氣象。下傳至陳立夫得意的時代，這種理論更是日正當中了。
陳立夫寫《中西文明的特質與新文化的創造），劈頭就說西方有"物質的重心"，而東方"正和他們異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長短互見，一個是偏於精神，一個是偏於物質。
我們要趕快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創造完美的新文這種斷釘截鐵的確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這麼一位大護法來多年推行，無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挾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來肯定自己，挾外自重是拉別人來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樣，肯定的目標則無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瑪竇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與中國佔法吻合"。梁章鉅《退庵隨筆》中就說大主教義"與儒書，又何所異焉？"（卷八）這顯然是一種不正確的比附。這就好像名不副實的廣告一樣，一時雖能得售，久了就會露馬腳，，教皇格勒門得十一的六條禁約帶來了中西衝突的白熱化。兩年後康熙還擊，他拿起紅筆，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無一通漢書者，說言立論，令人可笑者多！
這是公開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論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過當，想洋鬼子對東方能夠有所"通"，實在是太樂觀的事。他們偶爾有"傾慕"色彩的，也無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陣，用來推銷他們的主義和滿足他們的偏鋒感覺而已。萊布尼茲用他的《單子論》（monadologie）來比附中國儒釋道三家學說就是一個顯例。此外弗朗克（rancke）、沃爾夫（christianwolff）、伏爾泰、狄德羅、海爾佛修（helvetius）。巴夫爾（poiver）、揍內、堵哥，這些人對中國的瞭解都是有問題的，都是不可以胡亂肯定的。但是這些人名單到了挾外自重派的手裡，自然就會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屍，還祖宗之魂了。他們在"國威墜失，民族陵夷"的時候，會大叫道："你還說中國文化不行嗎？外國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們呢！"於是張其昀埋頭大寫其《艾默生論中國文化》（《東西文化》頁十七），謝扶雅也伏案大做其《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嶺南學報》一卷一期）。他們的結論無非是"嘻，何酷似聖人之徒也！"洋權威引過來，正好可填補他們"子曰"、"詩云"意識的空虛。既然得觀古人之光耀，又聞洋人一言以自壯，無怪乎他們都那樣活潑潑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說是利用西方的。他們比前面六派開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們既宣揚中土的"道"、"體"真傳，又承認洋人的"器"、"用"價值。他們的算盤是如意的，方法是兩全的：繁複的中西文化被他們往簡單整齊的公式裡一裝，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大團圓病
大團圓病是比以上三種更會夢囈的狂病。犯這種狂病的人，大腦大概休息了，小腦卻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天下順眼的東西都可以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種反射從董仲舒開始，射到今天還未打住。錢穆接過來，一口咬定"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
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一六二）
反過來說，中國文化對西方卻又存一種禮尚往還的回敬，對於近代西方思想上之衝突矛盾不得解決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中國思想史》自序）
這樣一來，中西雙方都佔了便宜了。可是錢穆意猶未盡，他居然說出"並不想專為中國文化抱殘守缺"！他主張只要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斷提撕……則此後中國之文化新生，決然仍將為中國傳統，而我們也希望中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開展出世界人類之新文化。（《文化學大義》頁八十）
這種大團圓的好夢做來好像對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無偏袒，其實錢穆的內心深處是"項伯式"的，雖然拔劍起舞，本意卻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國文化是也；中國文化者，孔子教義是也。孔子教義將決然為後起的世界文化新生運動中，求在人類歷史本身內部，覓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寶貴的教養。
（《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決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標準的"唯我論"（egotism）！讀了這些新預言，我才知道所謂"世界文化新生"，原來競是向孔子教義看齊；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結果，竟是讓中國聖人來當家。這就是錢穆的"文化客觀真理"。我寫到這裡，真忍不住要嘆氣說：所謂中國今日的"史學家"，畢竟還是"近乎卜巫之間"的人兒！超越前進病
犯這種病的人大概頭腦中有點"八十公米低欄"的幻象，因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欄嗎？"前進"云云不正是賽跑嗎？
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這一派的大法師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裡，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戶之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麼"獨立而向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流派。而在這傳統派的門戶中，二十五年來，一直扮演一個會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說：
我們對於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國的，亦當學習之，況中國所國有者乎？使無可取者，即是中國的，亦當摒除之，況非中國者乎？發展自己之長，併兼有他人之長，這不僅是我們應有的目的，也是中國文化與學者的一個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頁十九）
看這些話，我實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體西用派諸公有任何不同之處，也看不出他"拒絕"了哪一點、"超越"了哪一點？他的語調是"況中國所固有者乎？""況非中國者乎？"處處不脫那點傳統的自信，"中國之為中國自若也！"可見他在本質上明明是中國本位的，所以他才會主張"發展中國人之聰明才智，創造新中國的新文化，以求超勝古人、西人。"這種浮誇的調兒實與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啟的"超勝"論同一氣息；和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一樣味道（參看張季同《西化與創造》，《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論"
來一次港臺對照（參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頁三四八）。坦白說吧，"發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經不能使我們兼顧了，想不到胡秋原還想"創造"，還想師漢宋中外學者之心，並以漢宋中外之學為我註腳，從事新的創造。（《中國文化之前途》頁三十二）
這種既虛矯又不實在的侈論，顯然是中國士大夫浮議性格的遺傳，與吳康諸君子參酌古今，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現代智慧之陶鑄（《宋明理學》結論）
等空言同出一廠。這些新文化的創造論者實在是一群誇大狂的病人，他們的好高騖遠實在是貽誤青年的惡瘡。自古談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們、信徒最多的是他們，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們。
以上兩派都可說是融合西方的，是談中西文化的最時髦的陳腔，也是最動聽的老調。由於他們的推波助瀾，盲目的誇大風氣已經洋溢在一些青年的頭腦裡，與高調刺耳的世風正成著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們不想重蹈明清浮議的覆轍，真想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正軌，"融合"、"超越"這些怪夢實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種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樣法"（representativesampling）定出來的。我這樣分類，可以避免枝節、籠統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們分門別類，同時一一請出他們思想上的開山老祖。不論他們怎麼否認、不論他們怎麼化裝、不論他們怎樣不自覺、不論他們施放哪一種煙幕，我都要抱歉的說："你們的思想是師承有自的！你們思想的來龍去脈逃不掉《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追蹤。你們的這一套鼓動一些小百姓的情緒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還想長期發展下去，你們就錯了！"
根據我上面的指控，可見在每一派中，、都有著悠久的傳統、深厚的歷史淵源，都有先知、大法師，有些聲勢浩大的，甚至還有集團、有靠外國津貼的書院、有報紙雜誌、有理論家（文警）、宣傳家（傳聲筒）、實行家（打手），以及數不清的徒弟與嘍囉。
由於現實利益的不同和頭腦開化的各異，他們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是水乳交融的，因為他們的思想模式（modesofthinking）完全是一樣的。他們恰似臺中的名產"鳳梨酥"，儘管隨著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裝，但是在那層彩紙裡面，都是大同小異的鳳梨酥！
這樣說來，他們實在可以聯歡一次：群賢畢至，少長鹹集。
古人復起，腐儒重生，保守與頑固齊飛，大官與學者一色。酒酣耳熱之餘，大家不妨拔劍擊築，爭爭誰是正統？其實他們都遲了，真正的正統早被一匹"黑馬"盜之以去了，這匹黑馬就是大談新儒家的徐復觀！他說："不談文化則已，一談文化便應該談統。我並且希望有些人出來斷然以道統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與新生》）當大家正在找鏡子的時候，徐復觀已飛奔道統的寶座，趕過熊十力，推開錢賓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來了！
這就是傳統派今天的現形記，也是他們病歷的最新報告。
徐復觀不駕崩，他們的好戲還有得瞧呢！
以上所討論的，只是病名和病歷，如果真要給他們看看病，我們必須探討病原，找出他們生病的原因。這些原因可分四項來說：
第一個原因是"泛祖宗主義"。俗話說"窮極呼天，痛極喊娘"。無知的人們遇到困難，左衝右撞，還是解決不了，只好求助於"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開襠褲的時代，拿出吃奶的力氣，喊凡聲媽。因為在孩童時期每一叫媽，問題就有人代為解決了，所以總覺得叫媽很靈，所以總想叫媽。但叫媽是個人的事，對一個民族而言，人人叫媽成何體統？於是聰明人想出一個好辦法——叫孔夫子！這真是一大發明！因為這樣一來，天下大事就好辦了，孔子是我們"泛祖宗主義"的焦點，是我們全民族的"父親意像"（fatherimage），也是我們的彌賽亞。不幸的是，在三百年來歐風美雨的吹打下，我們的彌賽亞不但不靈，反倒誤了我們——我們想佔祖宗的便宜，結果反倒吃了大虧。
沒有疑問的，我們今天已經陷於一種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們民族是最重視祖宗意見的民族。祖宗的意見並非不能解決問題。
至少在祖宗的時代裡，在"蠻夷率服"的時代裡，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已進入一個"蠻夷不服"的時代，於是問題就來了：在蠻夷剛來鬧事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在他們開始橫行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復古主義（revivalism）；在他們所過披靡不可一世的時候，我們的反應經常是未來主義（futurism），這種變化沒有明顯的段落可以劃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異代可同調"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鴻銘都是普通的傳統主義者；黃仁濟、梁漱俱、錢穆都是激烈的復古主義者；徐光啟、張君勵、胡秋原都是飛躍的未來主義者。不論他們屬於哪一種，他們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輕重和所抱面積的多少而已。他們總相信祖宗的遺產有用處，有推陳出新的價值，對建設現代化的中國仍然需要，絕不可攔腰絞斷或一古腦兒丟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