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通病在於不明瞭返老還童絕不能用老藥，使中國現代化也絕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種病，絕不能西藥中藥全吃，專心吃西藥足夠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現代化的國家和現代化的步驟早擺在那裡，我們直接去學就行了，何必麻煩祖宗呢？日本沒有孔子，可是何礙於他們的維新？韓國很少國粹，可是何礙於他們的新政？我們當年的藩屬部跑到我們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們，早就把我們救了，不會鬧到今天這種慘相了。美國是固有文化固有聖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實的強國，而咱們呢？至多可說是歷史悠久的古國，四維八德十三經二十醜史雖多，可是還得靠人家援助。
這不能全怪我們不爭氣，我們該怪祖宗留給我們大多的"東方文明"：那是一個重擔子，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延誤了我們現代化的速度。如果我們想輕身妙手的走向現代化，我們不得不在這個重擔子下面掛個問號。
可是，事實上，十多年來，守舊的大霧似乎更濃了，聖賢也有學會了、中醫也有學院了、內功也變成"科學"了、張天師也領公費了、軒轅也變成宗教了，但是我們卻看不到有哪個知識分子敢挺身出來說幾句"罪言"，用他的筆桿杵一杵老頑固們的駝背，清一清烏煙瘴氣的局面；我們只看到那些衛道的英雄們，肅穆趨蹌，紛紛跑到孔廟去看禿頭小男孩的八俏舞，卻不會待在家裡，給《孔盂學報》寫篇"什麼叫做君子而時中？"我們"聖之時者"的祖宗若真能復活一次，看到他的"會員"們抱著他的大腿窮啃——食古不化的窮啃，他真要氣得去美國了！
第二個原因是"淺嘗即止的毛病"。我們同胞有一種絕症，就是"淺嘗即止"。任何好東西，到咱們嘴裡，舌尖一舔，還沒吃，就說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壞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們胃口的！沒有什麼營養的！
泛祖宗主義是對舊的依靠；淺嘗即止的毛病是對新的懷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學救國，可是科學還沒進門，梁啟超就領頭大喊"科學破產"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憲政，可是國會剛開，大家又大喊"議會政治破產"了。
事實上，真的"科學"還在門口；真的"民主憲政"還在門外頭。
可是卻有人說，洋把戲咱們吃過了，沒有什麼好吃的！
錢穆就是這些味覺有問題的代言人，他大聲喊道：
中國這五十年來，開始學德民後來學英法美，後來又學德義，今天又要學蘇俄。西方的，我們都學過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後，或許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學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吧！
（《中國歷史精神》頁十四）
真難得！這五十年來的爛賬竟這樣容易就被錢穆算清了！老實說吧，五十年來，我們壓根兒就沒長期的、徹底的、有計劃的、不三心二意的"學"過任何玩意兒！我們只是敷衍、只是淺嘗、只是見異思遷，只是以為"學遍"了、"都學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實"壁"在哪兒、在哪邊、是什麼模樣，我們還沒看到影兒呢！
可是，當代的"史學家"卻告訴我們過去都是"迷途"，勸我們"回過頭來再認識一下自己"。我也是弄歷史的人，我只知道我們的老祖宗一直在"認識"自己，在認我們是一個"四夷來朝"的華夏民族，識我們是一個"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光榮的紀錄，直到道光皇帝在連呼"不可"的嘆氣聲中批准南京條約為止，我們從來沒有懷疑過對自己認識的錯誤，但是認識有什麼用？認識了兩千年，能鎮住西洋鬼子和東洋鬼子不來太歲頭上動土麼？
如果我們真有點認識的能力，我們首先就該認識我們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現代化（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我們只想投機取巧，我們從來沒有學到別人的"精神文明"，諸如科學態度與科學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經濟（economyofabundance）的觀念與眼界，動力主義（dynamism），乃至見人就叫聲"嗨"（hi）的爽朗與真誠。我們所學到的、所肯學的，只不過是點極可憐的層面。在現代化的水準前，我們只是一個幼稚園的小學生，至多能說開始學，絕不能說"學遍"了！
一個英國探險家在某次探險中碰到一個有吃人肉風俗的蠻人，等到他發現這蠻人竟是一個英國大學裡出身的，他大為驚奇，他間這個蠻人道："你難道還吃人肉嗎？"這個蠻人的答話可妙了，他說："我現在用西餐叉子來吃了。"（iusumforknow）
這雖然是個笑話，卻是個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話。試看我們社會中有多少人坐著一九六一年的汽車卻裝著一六九一年幕日腦袋？有多少人用著新式印刷機制造著冥紙錫箔？有多少人用著新式塑膠工廠出品麻將牌？有多少人用電氣冰箱裝祭孔祭祖時的冷豬肉？有多少人用著麥克風弘揚聖教佛法……孔夫子的後人穿著新式西裝，抽著名貴菸草，坐在先師奉把官府裡寫毛筆字；張天師的後人也同樣在天師府中服氣煉形，或走到廣播電臺，用科學方法來導引胎息！
這些"中學為體"的臭腐，"西學力用"的神奇，哪一點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點不代表我們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點不代表我們神經與胃口的衰敗？哪一點不代表我們是一群淺嘗即止的病人？
我們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貨是什麼，我們總以為舌尖舐到的那點是洋貨；眼睛瞟到的那點是洋貨；與聖經賢傳吻合的那點是洋貨；二毛子學人販賣的那點是洋貨。
流風所及，真正的洋貨還沒進口就被我們"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談點西學的時候，一些"善為氣矜"的土包子就看不過去了，就要"向政府質詢"了，就高叫這是"東方人的恥辱"了！
第三個原因是"和經濟背景脫節"。傳統派不知道我們東方這一套思想完全是農業社會的產物。農業社會是靠天吃飯，修己以順天。資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資源是幾畝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長，誰也沒有擴充套件的可能，機會的擴充（abroadeningof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個人生存的條件是祖傳的農作。一塊土地，爺爺交給老子，老子交給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橫流的收下來，年輕一代生存的機會是年老一代傳下來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們社會最神氣；可以"養於國"、可以"杖於鄉"、可以拿棒子亂敲人的膝蓋。因為土地資源就是那麼多，你年輕人想吃飯，就得聽話。
農業社會的經濟往往是一種"匾乏經濟"（economyofscarcity）。在匾乏經濟下，東西就是那麼多，你多要了我就沒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樂天知命"、要"允執厥中"、不要"以有涯隨無涯，要乖乖的，要"知禮"。
禮教是叫我們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講"仁"，"人而不仁，如禮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這種模子底下烙守"非禮勿言"．如果你想打破傳統秩序，如果你敢藐視老年人的獨佔系統，你就是一個不識時務的傢伙了！用上面這種觀點來解釋中國思想、解釋儒家學說，則易如庖丁解牛、則一針見血。
好景不長的是，正在我們"日入而息"的時候，另一種經濟形態出現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經濟。按說這兩種經濟碰了頭，最好的辦法是我們"貧而無諂"，人家"富而好施"。可是這樣下去，我們就永遠是個落後國家。
不想做落後國家的唯一辦法是改變經濟形態，從農業社會跨進工業社會。
但是工業社會是動的、擴充套件的、進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賴白鬍子老頭的。在工業社會里面，一切傳統的價值體系，不論是好是壞，全都是生了鏽的發條，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齒輪發揮作用。
我們要跨進工業社會，要光明磊落的跨進，不是"猶抱琵琶"的跨進。舊琵琶除了能遮醜，別無用處。
我們要奏工業社會的迎春曲，不能依賴農業社會的舊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卻不這樣想，他們死愛面子，總是不肯"琵琶別抱"，他們忸忸怩怩的，欲說還休，於是錢穆又出場了，錢穆唱道：
中國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農業上，因此只有在農業社會里，才可有辦法……不是農業社會，我們的文化力量就難運使，則我們所理想的世界主義，便永難達到。
唱到這裡，實在唱得極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國應該走進一步，走上工業之路。除了農業外，還要加強工業，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應可再進一步達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興工業，便要新科學……只要科學加進來，一切自會變，但問題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傳統而能變。（以上皆《國史新論》頁一三七）
這又是兩全其美派的好夢了！錢穆苦口婆心，其目的無非是"變"而又變得"不推翻固有傳統"，想"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為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精神所喪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沒有想通這兩種東西是互不相容的。
據我看來，錢穆對他這些戀戀不捨的話頭自己也不深信的，因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農業社會的味精硬往工業社會的大菜裡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錢穆說：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國文化史導論》頁五）
既然這樣，我就要奉勸錢先生，不要再想把農業社會的板片朝工業社會上搭了，"搭不成樣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這樣子，明明搭不成，卻偏想搭。他們以媒婆的心腸，做救世的事業，例如他們總愛說："在孝的一方面，的確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們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們正從農業社會往下脫，脫出了家族本位、脫出了五世同堂，鑽進了工業社會、鑽進了小家庭。在這種經濟形態下，誰也不能為了"防老"就一窩一窩的"養兒"，誰也沒工夫守那"寢苫枕塊"的三年之喪，"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這又有什麼法子？這種"日下"的世風絕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擋得住的。如果我們要走向工業化，這是一顆必須要吞的苦藥九，當然我們大家都不願意，可是除了拿哭喪棒裝孝子外，我們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個原因是"不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不肯徹底接受西洋現代文化的人，他們派生出來的理由五花八門，不過都不太時髦。最時髦的一種理由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十教授語），其實這種"特殊性"的論調，早在民國十六年就被常乃德發揮盡致了。他說。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今日中國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國"，在時間上是"今日"。因為是在中國，所以絕非西洋，絕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為是在今日，所以絕非舊時代，絕不能完全承受舊中國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國，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採取而是怎樣創造，我們依據時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創造中國的新文化。
（《中國民族與中國新文化之創造》，《東方雜誌》二十四卷二十四號）
既然決定創造新文化，於是聰明人的高見又來了，他們想出一個好辦法，這個辦法可叫做"王二孃法。"王二孃去衡陽街辦貨，充分發揮了自由採買的精神，好東西就買，壞東西就不買；回到家裡，收拾房間，好東西就保留，壞東西就往外一丟。王二孃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當有，去其所當去。
取長舍短，擇善而從。
總之，在取捨方面，要有一個"標準"。談到"標準"，張君勵的勁兒就來了，他捻著鬍子，興高采烈的提議道：
應將西洋文化在物質上精神上應採取者，一一列舉出來；中國文化上應儲存者，亦一一列舉出來。（《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東方雜誌》十九卷三號）
這種開清單的法子看來實在誘人！可惜他們只會做裁縫，不曾瞭解文化移植的本質，他們的通病在對文化本是"完全的整體（integralwhole）"上面沒有真正的理解，他們總想擇肥而噬、總想任意剪裁、總想只要好的不要壞的、總想"接受科學知識和工藝技術"，而不"動搖他們基本的價值系統（基本觀念）"
（這是徐道鄰《轉變中的文化觀念》一文中參考三種洋書而求到的結論）。
不客氣的說，他們對西洋文化，統統打著一個"買櫝還珠"
的算盤，他們不知道這種好夢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櫝就得要珠，不願要珠也休想要櫝，櫝中沒珠也不成其為櫝，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為全世界的"時間空間"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時，我們老大帝國可以行"銅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來；到了清初，閉關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現在，除了死心塌地的買櫝買珠外，別無他法了，人家長進的民族是不允許我們"還君明珠雙淚垂"的！
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佔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佔有，這個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這一套農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點"，即使想在人老珠黃時有所改正，也絕不會用你這一套發了黴的東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卻不要臉，他們硬說這美人當前就要改正"缺點"，而改正之道，則非東方文明不為功，他們說：
"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這是民國五年倫父的"初版"。（《東方雜誌》十三卷十號）
"中國自古相傳之精神傳統……均為現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這是民國五十年顧詡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這些妄自尊大的厚顏、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輸將，"正足以"證明他們實在"迫切需要"一點涼水來澆澆。
我的"涼水"很簡單，我只勸他們少做"捨身救美"的大夢，少獻"野人之芹"丟人，還是回過頭來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質一一civiiizationissyphilization.我們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蔥、番茄、鐘錶、眼鏡、席夢思、預備軍官制度；我們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車禍、離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搖滾而來的瘋狂。
也許西化的結果會帶來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們總該認清我們的"大目標"是什麼，為了怕肚痛，難道就不養孩子嗎？為了怕噎著，難道就不吃飯嗎？我們的"大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大目標"下，我們該有"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的決絕與胸襟。"大目標"是安慰我們補償我們最好的代價。在這個百年大計中如果真有"損失"，也是值得一幹的。
今天最可惡的，莫過於保守者背後的"歷史主義"（historism），他們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發的，但卻相信有些"人"
有資格來選購，所謂"統治文化"雲者，此之謂也！但白說吧，億萬中國人中，誰也沒有資格來訂這個取捨"標準"，任何聰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禮作樂"來"規範"這個聰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黃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內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們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撲下的自動吸收。而在這自動吸收的過程中，我們固有文化中的"無價之寶"和"國粹"是絕不會"淪亡"的。小姐們的旗袍不就是一個例子嗎？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圍的注重、衣料的紡織、開權的上移直到"蘇茜黃的世界"，哪一點不代表frthrop所希冀的themeetingofeastandwest？哪一點不象徵"國粹"的"發揚光大"？我們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煉的，何況還有那麼多的惰性和老不死來衛護它呢？我們青年人大可不必擔心"沒有了中國"、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現代化。我們儘量學，"惰性"、"老不死"和"國粹"早就在背後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們很容易流於"僅得其中"的結果，所以我們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為目標的必要。
西方的真東西新東西還沒登上咱們的門來呢，咱們就先怕了；只是過去那點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們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長處，儲存固有的精華了，就想來一次大折衷了，來一次超越前進的大創造了。西方文化的長處若這樣容易就被我們吸收，被我們取巧，被我們"迎頭趕上"、"後來居上"，被我們套上固有文化的緩繩，那麼我們早在五十年前就領導世界一齊來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晉時代大家拒了一陣佛，可是佛教擠進來了；明清時代大家拒了一陣那，可是那教鑽進來了。狂瀾倒下來，憑直覺。
憑感情，當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們失敗了多少次？
讓步了多少次？我們挽的成績在哪裡？最後防線又在哪裡？
"夷狄"早就進入中國了。時至今日，連最販賣"歷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內，哪個人不在物質上崇洋媚外？哪個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東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們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裝，只在每年祭孔的時候，穿起長袍馬褂來亮亮相，這正代表我們的可憐——和"穿孝"一樣，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對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對它並沒有很真誠的（inallsincerity）眷戀；固有文化的本身也無法使我們有深深的體感（feel）。大家只是為了情面、為了隨和、為了不招忌、為了"學而時習之"的順口，只好一齊串假戲、一齊重採黃花來做錦囊兒！
如果我們肯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觀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們：年輕一輩的明星狂和爵士樂，中年一輩的獎券迷和轎車夢，年老一輩的麻將風和強力睪丸片……哪裡還有一絲一毫經典中的真精神？
舊經典絕不配解決今天的社會問題，提倡經典救世就等於提倡串假戲，提倡把已經多邊的自我（many－sidedself）攪得更多邊。並且，事實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筆墨遊戲而已，他們的為人作文與日常生活一點也不像安貧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們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販子罷了！並且狗肉也只是當作羊肉賣給別人吃，他們自己是不吃的——他們吃"美援"。
我們被經典害了兩千年了，"空洞"、"浮誇"是我們民族的特徵，也是我們民族的死症。這種特徵與死症表現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饒恕的；表現在好說大話的官兒身上，也是不必見怪的；可是若表現在新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就不能不嘆氣了！這些知識分子的最大心願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頭上套，又拿儒家經典往固有文化頭上套，他們的失敗是必然的。
儒家經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論語》、《孟子》和《禮記》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過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獺祭材料。
《論語》只不過是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個字的空疏東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的《孟子》、九萬九千零一十個字的《禮記》，一共還不到十五萬言。想憑這點兩千年前的"精華"來包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永珍，用來應付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種種繁複困難的新問題，天下哪有這等便宜事！我們總相信有個包醫百病的萬靈丹，總喜歡有個"簡單的確定"（simplecertainty），用來"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老實說吧，凡是有著這種"萬古綱常"頭腦的人，絕不配談如何使中國走向現代化！
我們不肯睜開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繼日的做什麼？人家已經邁向理智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ofreflection）了，我們卻還在"事君以忠"觀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經對社會人類學（socialanthropology）都不滿意了，我們卻還在"天理"、"氣運"、"太極圖"上翻觔頭；人家論自由與權利的大書已經出了幾百本了，我們卻還高談大學中的"絜矩之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我們兩千年來做了些什麼？我們喊了兩千年"選賢與能"了，可是我們沒有研究出來一種合理的投票法；我們喊了兩千年"幼有所長"了，可是我們沒有一所像樣的育幼院；我們喊了兩千年"不必藏於己"了，可是我們屯積居奇的好商比誰都多；我們祭了兩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後人卻變成了問題兒童與考試專家。這些數不盡的冰冷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醒醒嗎？難道我們還要喊口號過日子嗎？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並且敗事有餘。傳統派認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於中國，並且視為"逾淮之枳"，轉而大罵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變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搗的鬼！
……（略一一一編者）
民國二十八年，錢穆寫《國史大綱》引論，他說："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可是隔了兩年，這位新時代的朱子把他所說的話全忘了，他寫《中國文化史導論》，卻說若不解決"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這一問題，那麼"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頁一六二）
兩年前，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就完蛋了；兩年後，他說民族文化不存在國家還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與國家興亡在錢穆手裡竟變成了這麼好笑的一對寶，一會兒生死攸關，一會兒並不相下。這種推理，怎麼能教我們適從呢？錢穆為了強調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國家之生命"來開玩笑、來嚇人，這種作風，氣是滿壯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這樣亂變，"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夫子聖者欽？何其多變也！"
但錢穆是愛進步的人，我們細讀他的書，自當以後出的著作為憑，我們寧願相信他告訴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存在並不會使我們國家民族不存在，這實在是一個極端重要的前提。有了這個前提，當我們遇到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如何選擇了！
我們的難弟——"近東病夫"是個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歷史跟我們太像了。他們的祖宗也有過類似漢唐的雄風；他們籤的喪權辱國的條約在量上雖不如我們，可是在質上卻更精采！但是凱未爾當政以後，他不惜拋棄"固有文化"來大力西化：固有的國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裝不要了、固有的歷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們太笨了，不會耍"土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花槍來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創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麼"超越前進"。
他們只知道，以他們當時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學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實際的。他們何嘗願意一古腦兒拋棄固有文化？他們何嘗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許多"寶貝"？他們何嘗不願以"創造"代替"學習"？但是他們為什麼忍痛不彈這些空調？為什麼沒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與世界文化新生？"
話說破了，無非為了"使土耳其現代化"一個大目標而已。在這唯一的大目標之下，他們不但知道愛國，並且知道"愛國必以其道"！他們知道要想使自己國家現代化，最快的辦法莫過於乾脆向那些現代化國家來學，直接的學、亦步亦趨的學、維妙維肖的學。他們不推諉什麼"國情"不同，他們有勇氣，不同也要學同！他們沒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華，列強足夠他們學了，足可以使他們變成現代化而有餘了。他們沒有工夫去挑西方強國的眼，找這個強國身上的瘡疤和臭蟲。他們知道自己是個叫化了，即使捧著金碗，可是碗裡是空的，得向人家討飯吃。在討飯過程中，他們只是專心致志的找碗飯，並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將至"，也不因為人家瓷碗中有隻大蒼蠅就大叫："飯酸了！飯臭了！西方文化沒落了！"當然啦，這些人是魯莽滅裂的、非聖無法的，他們竟用幷州的快剪，一剪剪掉傳統的臍帶。但是，朋友們，這又算得什麼呢？土耳其已經是現代化的進步國家。這個偉大的收穫，難道還不能彌補他們"感情"上的"損失"嗎？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