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人人出爐。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從型女人，因為她思想忠貞保守。鄭南榕的太太葉菊蘭、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戲呼她「王大牌」，因為她對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發，看來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質樸的河北省人，節儉持家，不慕榮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們說話卻說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孃年紀比我還小，我不知道怎麼說。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兒，是美國人，名叫hedylee，小名小文，與我太太同歲，我有「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一書，就是寫給她的。1964年她在美國出生的時候，陳鼓應跟人說：「李敖這個女兒在美國出生，就是美國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後，可以以‘美國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國。」這話傳到我耳裡，我開玩笑說：「李敖這麼有遠見嗎？有本領把計劃定到二十年後嗎？二十年太長了吧？變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國，還不如靠老蔣回大陸也！」如今，「歲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過去了，靠老蔣回大陸固是笑談，靠小文去美國卻逼人成真呢！如今許多家長大做「小留學生」之夢，他們的「大頭」，其實還不如李敖的「小頭」遠見呢！又何止他們，連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頭」不如我「小頭」有遠見呢！鼓應老友，真深知我「小頭」者，在這一點上，他真是先知呢！不過，我靠女兒去美國，又何必呢？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請成功移民名額，美國在臺協會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機會，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國人身分死在臺灣，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長過程裡，我正坐牢，她被我媽媽溺愛、又加上在美國學校學到不少壞習慣，最喜奢華，所以不無「世紀末」的問題，近年在我金錢攻勢下，「折節讀書」得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碩士。我媽媽生在1909年，今已「米壽」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來跟我住，現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寫信給在昆明的大姊，有這樣的話：

老太自昆明返臺北，大有白居易「新豐折臂翁」詩中「從茲始免徵雲南」之慨！本來是「應做雲南望鄉鬼」的，如今重走臺北敦化南路紅磚之上，意氣風發，不似八十老婦。兩個月前，我的四個朋友，都在一月之間，死了八十老孃，我笑謂老太：「別人的媽跟你同歲，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體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風趣，由此可見。

在《李敖回憶錄》這最後一章，我故意寫得很隨性，信筆所之，像個老去人兒在話家常，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別有倚賣之趣。既然行雲流水般地寫這部回憶錄，我想隨性談談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學四年級十歲以後，因為看到北新書局《健康的性生活》一書，就發現了手淫之樂。這個習慣，跟隨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兩字對我說來，其實不符實際，因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選美女圖片，虛擬實境，顧而樂之；窮極視想之慾，意而淫之。因為美女圖片愈選愈是極品、愈是上選，所以去實際上的女人愈遠，實際上的女人其實極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審美標準，因為她們缺點太多。古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是對的，因為馬路上顏如玉的畢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標準的，多在書中。這也就是我愈老愈難被實際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見得太多了；實際上的，反倒不夠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譏，但我看來，幻其實也未嘗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對的，真之為物，也並不與幻相對，它其實也未嘗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獄前十六天，獨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寫《真與幻》一詩，表達此義：

人說幻是幻，

我說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應與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裡失其幻，

豈能現肉身？

肉身士。不現，

何來兩相親？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體，

絮果即蘭因。

這詩的立論是很明顯的，我認為真幻一體，但是幻是更根本的。這種根本，並不是笛卡兒「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種，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這種關係，有點玄妙，但在第一流的愛情裡，我們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沒有幻的愛情，其實是一種假的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當你追求的純是真的一面，你將發現真只是缺憾、現實與索然，並且變化不居。逃離這種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戀愛」。「限時分手」，此外別無他途。

古人說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但是我輩中人，鍾情之事，卻每入魔障、誤入歧途。魔障與歧途之尤者，就是把愛情攪成痛苦之事，這是最要不得的。其實，男歡女愛是人類最大的快樂，這種快樂，是純快樂，不該摻進別的，尤其不該摻進痛苦。在愛情上痛苦是一種眼光狹小的表示，一種心胸狹小的表示，一種發生了技術錯誤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為愛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懼愛情帶給他的痛苦，因而逃避愛情，「且喜無情成解脫」。其實「無情」並不能真的「解脫，即使有所「解脫」，也不算本領，只能算是頭埋沙中的鴕鳥。真正此中高手，不是「無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處理愛情態度上，非常灑脫，得固欣然，失亦可喜；來既歡迎，去也歡送，甚至灑脫得送玫瑰花以為歡送，這種與女人推移、而不滯於尤物的灑脫，才是唯一正確的態度。灑脫的一個重要關鍵是：高手處理愛情，並不以做到極致為極致。如果情況只適合「少食多餐」、「蜻蜒點水」、「似有若無」。「虎頭蛇尾」、「迷離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這種戛然而止的態度，也是一種極高明的愛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詩——「只愛一點點」，最能表達出高手的基本態度：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海深，

我的愛情淺。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的愛情像天長，

我的愛情短。

不愛那麼多，

只愛一點點。

別人眉來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這首詩中，我用類似「登徒子」的玩世態度，灑脫地處理了愛情的亂絲。我相信，愛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應該只佔一個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該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樂，沒有別的，也不該有別的。只在快樂上有遠近深淺，絕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來，這才是最該有的「智者之愛」。我認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愛情的比例佔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難過痛苦的愛情佔了極大的百分比，這是絕對病態的。但是，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小說之所寫、電視之所播……氾濫所及，人人所受的「愛情教育」與「愛情宣傳」，卻全是比例極大、方向極錯的誤導，這豈不好笑？五十年來，我自己「性之所至」，雖經歷過不少「拜倫式的不快樂」，但我終能脫困而出，變成了大情聖。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遙遠》一詩，頗能道出我的高明：

愛是一種方法，

方法就是暫停。

把她放在遙遠，

享受一片空靈。

愛是一種技巧，

技巧就是不濃。

把她放在遙遠，

製造一片朦朧。

愛是一種餘味，

餘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遙遠，

絕不魂牽夢縈。

愛是一種無為，

無為就是永恆。

永恆不見落葉，

只見兩片浮萍。

乍看起來，這種乍有還無式的玩世式愛情是不夠認真的。其實，如果真正認得愛情之真，就會徹悟；原來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瀾起落，了無鑿痕，含情而來，帶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語愛情。如今，我已老去，羅曼蒂克的生涯，對我應已遠離。如果時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會表現得更好一點。一生曾有過五次青樓情孽的紀錄，但肌膚之親以外，長入我夢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幾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報》的徐開塵就是一例。我喜歡造型清秀不俗別具風華的女人，極少喜歡像電腦造出來的美女，凱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導演羅傑華汀說他碰到拉蔻兒薇芝會陽痿，其言老到，足以風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鄧維楨家吃飯。許信良問我：「你到底如何在臺灣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個正確的人活在一個錯誤的地方。」陳文茜在旁聞而大笑，其實她不該大笑，而該苦笑。我的人生未嘗不是一場悲劇，可是我儘量把它演成喜劇，並且愈演愈變成獨幕劇與獨白戲。我的悲劇是總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義的、狂飈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與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這種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話，還得有賴於環境與同志的配合，而20世紀的今天台灣，卻顯然奇缺這種環境與這種同志。環境對於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溫度愈冷；同志對於我，活像三輪追汽車，愈追距離愈長。雖然如此，我自己卻奮然前進，繼續升高與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劇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劇。

因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物件，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論省籍、不論生死，凡是被鎖定的，就難逃吾網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領是口誅筆伐，不論動口動手，都出之以一針見血的犀利表達，造化之妙，臻於極境。但造化之中，卻充滿機智與喜感，例如我罵國民黨，用的是這樣表達：

國民黨把「經濟問題，政治解決」（如包庇財閥是也）；「政治問題，法律解決」（如以法律繩異己是也）；「法律問題，經濟解決」（如法官收紅包是也）。國民黨總是不能格守本位。這樣用短短二十四個字，寫盡國民黨的形態，何等機智，何等喜感！

又如：

國民黨對大陸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陸」；對臺灣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手淫臺灣」。一切政治上的波譎雲詭，一經此八字分析，立刻全無剩義、真相大白矣！

這樣用短短八個字，寫盡國民黨的心態，又何等機智，何等喜感！從二十四個字寫形態，到八個字寫心態，一經落筆，立刻單刀直入，一目瞭然。這種本領，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除了罵國民黨以外，罵蔣家我更拿手。蔣孝武死後，報上說他生前如何與私生兄弟章孝嚴聯絡云云，我感而提筆，「特撰輓聯」，全聯是：

先死後死、祖孫一脈、端賴介石開xx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連、全靠經國動xx巴。

從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國人都寫不出來，這種本領，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我十四歲來臺灣，轉眼四十八年，拜蔣家王朝列管之賜，始終未能出境；近年蔣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懶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將老死於斯。當年傅斯年為臺灣人題字，有道是「歸骨于田橫之島」，我住臺灣四十八年，並未見到田橫式豪傑，臺灣也自非田橫之島。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對我本人彷彿倒是寫真。只是今日田橫，也合該只做「個體戶」、「單幹戶」，自己去田去橫，沒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橫可以五百年內雄踞文壇，但是，要五百義人與你同生共死，則是生錯了時代，也弄錯了地方。

我在臺灣，本是時代與地方的交錯，既然陰錯陽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隨緣入化的凌雲而活。對大陸，我並沒有鄉愁；對臺灣，我也不曾寄旅。臺灣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戰場，但卻不是我的敵人。臺灣還不夠格是我的敵人，它太小了。雖然我也以東方朔「恐朱儒」的玩世與憤世，跟這個島周旋，跟這個島上的惡政與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與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遙遠的所在，那種遙遠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正因為有那種時空上的遙遠，我素來討厭中國人輕易鄉愁的情緒，我早就說鄉愁觀念的基本成因，一個是農業社會的安土重遷；一個是古代交通的不發達、通訊的不方便。這些因素，在我們現代化以後，都不存在了或減少了，所以鄉愁二字也就愈來愈沒意義。古人的詩裡有「卻恐他鄉勝故鄉」、「此心安處即為鄉」的境界；有「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何處不青山」的境界，可見古人也不無提升起來的水準。臺灣是我成長之地，我對臺灣當然有一種濃厚的感情，但在地緣上和政情上，我卻深知我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我不喜歡臺灣。但是，大陸對我說來，也是「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局面，我喜歡多少大陸，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寫道：「不上臺灣出了個李敖，而是中國出了個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雖然我像拿破崙一樣的在厄爾巴島上、在聖赫勒拿島上，但我總歸是大陸型的人。也許多年以後，我會歸骨於崑崙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寫道：「我是歸骨於崑崙之西，而不是東，我的真正大陸故鄉其實在崑崙之東。但崑崙之西是大陸的根、大陸的動脈，雖然那個根、那個動脈，已經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經，他偷渡出關，直奔崑崙之西，面對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在這種氣氛裡孤軍奮鬥，真是中國第一豪傑。」

生錯了時代、弄錯了地方，使我這西天取經的人物，淪落成東海佈道，並區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還是中國第一豪傑，我一點也不懷憂喪志。

王安石的一首題作《夢》的詩，我最喜歡：「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譯成白話是：「人生如夢，有什麼好追求的呢？什麼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個夢到另一個夢裡，我為人間，留下數不清的功德。）臺灣對我說來，是一個詩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寫字母，不論怎麼放大，限於格局，也是小寫；但在因寄所託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數不清的功德。這本《李敖回憶錄》，「詼達多端」、「朔皆敖弄」，縱平陽之虎，猶欺犬也。臺灣何幸，有李敖俯仰於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靈氣疝氣，鐘山川且澤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島與誰歸？

1997年3月31日，去國泰醫院給名醫黃清水開疝氣的清早，在臺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