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7日，中國足壇「巨無霸」大連萬達隊在俞元聰一聲哨響中結束了足協盃半決賽。然後，王健林在黑夜中一聲怒吼：「我要退出，這裡太黑！」10月18日，當時的雅琪俱樂部老闆周建國也宣佈：「拍賣球隊，退出足壇！」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遠在北京的中國足協會分明感到椅子都震動了。

王健林、周建國退出了，但這並不妨礙其他人衝進來。「外面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要出去」，這是一座荒誕的圍城。

中國足球資本論

資本的困惑

中國足球的「資本」，在這一刻突然困惑了……

先是苦心孤詣兩年的周建國宣佈「大撒把」，接著，代表中國足球尖峰水平的王健林決意退出足壇。兩例個案鄭重說明：支撐中國職業足球的「資本」，已產生信心上的動搖。

絕不能忽略這兩例個案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它們意味著——這些足球的「資本」（姑且如此定義），已對自身生存的狀態與發展的形式提出疑問。

不妨來看「資本大撤退」時扔下的理由——

雅琪的周建國說：「足球是能賺大錢的，但中國的環境不行，足球與市場的關係根本沒有建立起來——說到根本，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一路的。」

萬達的王健林說：「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國足球要多黑有多黑。如果不徹底進行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2002年世界盃中國照樣沒戲。」

關於中國足球，沒有比周、王二君更精粹、更直接的評論了，在「職業化」五年來所有的球評中，這兩則已登殿堂——唯有「資本」的擁有者與運營者才明白中國足球的弊病所在。

事實上，這完全可以理解為中國足球的「資本」向體制開火的宣戰書。

《現代漢語辭典》對資本如此解釋：用來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利的生產資料和貨幣。

意思豁然開朗：當王健林們攜生產資料和貨幣進入足球的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利時，這部分生產資料和貨幣可能成為關於足球的資本。

但這時，問題便出來了——王健林們在苦心孤詣數年之後陡然發現，這個過程中居然少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不節，那就是牟利。

馬克思告訴我們，不能牟利的資本不是資本。這說明，王健林們關於足球的「資本」永遠只能加上虛無的引號。因為他們無法牟利。

需要說明的是：當貨幣不能通過一定的關係生產最大的利潤時，它仍不是資本。通俗地說，當王健林們只是每年斥資數千萬換回廣告效應時，或最多收回區區數百萬票房收入時，它仍然不是資本。馬克思早就說了：資本，擁有最大的侵略性。

明眼有都知道：王健林關於「假球、黑哨」的說法僅是一個導火索，沉鬱於王君胸中最深的苦惱在於「體制」他承受不了體制帶來的壓力。這一點，個體戶出身的周建國更為直率，他說：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就這樣投進了一個無底洞。

中國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職業化？不是。甚至連半職業化也不是，因為——投入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老闆們根本無法按資本運營規律辦事，最多，他們只是一個贊助商，通過贊助換回點江湖名聲，或尋求政府的政策優惠。但即使這樣，也不是真正的資本運作，至多隻是官商合作。

當中國足球尚處於幼稚階段，「資本」的擁有者尚能接受扮演「贊助」的角色；但當足球的大盤飛速擴張之後，也就投入的資金飛速擴張之後，「資本」擁有者的心態必然失衡。

這裡，必須提及默多克，那個澳大利亞傳媒鉅子。這位62歲的老人憑藉資本對足球發起的侵略與攻擊已昭示天下——足球是個聚寶盆。於是，在中國以貨幣支撐足球的老闆們必會怦然心動，準確地說——他們要在給足球投錢之後再賺錢。

於是，悲劇將必然上演。因為中國足球的體制如鐵幕般擋在面前，體委、足協、觀念、規則不停地要否決他們的要求——「資本」困惑了。

但體制與觀念就像一座冰山難以擊破，中國的「資本家」們任何努力都很無力。中國的體育觀念，是從「鍛鍊身體，保衛祖國」衍生而來的，它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足球的「市場經濟」從一開始便會遭到不斷的挫折，從計劃經濟而來的中國足球，要達到「市場化、產業化、職業化」的目標，真是的猶如「從此岸到彼岸」那樣遙遠，中國足壇還沒有形成「資本化」的溫床。

因為資本本身不是某種實物，而是通過此物體現出來的某種關係——馬克思說的。

恍然間，已仙逝一百多年的馬克思站出來，指揮中國足球筆曰：「記住皮爾的故事吧——皮爾到澳洲去淘金，貨幣、綿羊、奴僕，什麼都帶了，但他最後仍是一貧如洗——因為他忘帶必要的生產關係。」

足球的「資本」很困惑。

資本的反擊

記住馬克思說的，資本永遠具備侵略性與擴張性。

因此，按照偉大哲學家的思路——資本，在一番困惑之後，必然會發起強烈的反擊。

必須用睿智的眼光注視王健林「資本大撤退」的真實背景——

絕不可以膚淺地把這個歷史事件認作「要求公平競爭」或者「地方情緒的作崇」；更不可以把「資本的撤退」當成「資本」本身的軟弱。

就像只有傻瓜才把「波士頓傾茶事件」當成北美人鬧著「海水沏茶」的亞作劇。歷史格局的重大變化，往往是起於一個「針眼」般的小事件。

誠然，中國足球各俱樂部開支的無限膨脹，如「黑洞」般吞噬著企業的激情。俱樂部的老闆的心情，恐怕都只有一個字——「累」。

但是，簡單把「資本大撤退」理解為企業人不敷出、難以為繼，就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這是周建國說的。

必須承認，這些年輕的企業家們擁有著極其強勁的生命力，無論是王健林，還是周建國，他們既然可以把30元變成3億元，就可以把本身蘊藏極大市場潛質的足球變成聚寶盆。

但是，目前他們卻退卻了，問題不在自身，而在缺乏一個「撬起地球的支點」。換言之，先前他們的成功得益於「市場規則」的支點；惜乎不幸，進入中球領域後，這個支點傾斜了，他們所有技巧與氣質在扭曲的「遊戲規則」中無從發力。

通俗地說就是，這幫商場中的精英不適應在「中國足球的生產關係」中生存，舊有的機制，像一根溼冷的絞索般套在他們脖子上。

比如，市場的分配原則是「多勞多得」，但老闆們不可能主「少勞」的腕和們少得；再比如，市場的競爭原則是「物競天擇」，但老闆們卻無法讓具有「感召力」的無老們「下課」。

再比如那些令人髮指的「假球」「黑哨」，以我想來——所有出錢的老闆們都不會讓自己的「生產資料和貨幣」被糟踐，他們不想在足球經營中戴首「綠帽子」。

問題的最核心在於，他們一夜間發覺自己從事的是一件違背經濟規律的事。這使得每個投資者的事業心受到極大傷害。

於是，我們便越來越接近事情的本質——其一，他們並非實力不濟撤離足壇；其二，在「資本侵略性」的作用下，他們必將反擊。

眼下外資紛紛撤離俄羅斯，原因是他們不適應此間的市場秩序，從而進行了「戰略大撤退」。而中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舉步維艱，在於管理者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的生產力要求。

但「撤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毛澤東所說：收回來的拳頭打人更痛。中國足球的「資本」，用撤退來表達一種反抗，用撤退來積蓄力量，用撤退來告訴世人——中國足球的執行機制不發放，「資本」將永遠寧日，足球將永無支撐。

還是得運用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著名論述：生產關係，永遠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舊的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它就必然為新的生產關係所替代。

這個過程本身應該是一場革命，但它的最開端，卻體現為一咱反抗，一如王健林們以「資本大撤退」形式策動的反擊。

王健林說：「如果司法部門介入，我們將證明中國足球有多黑！」

周建國說：「要以‘犧牲’喚醒後來人。」

我一直認為這是革命最初級的形式。因為它代表著一次認識的飛躍，否定以前的東西，就意味著一種反擊。就像英國、法國幾百年前對王權、對封建生產關係的反抗形式一樣，粗糙幼稚但是必由之路。

恩格斯說：第一個衝出手工作坊的人，不可能想到他在建立一種新的關係，但他的所作所為對今後產生了巨大作用。

換言之，即使王健林從此踏上不歸路，但張健林、李健林們仍然會蜂擁而上。也許，那時，中國足球的內層結構會在歷史的篩選下被迫或不被迫地承認「資本」的主導地位，並認真按照市場規律運營中國足球。

所以，別把王健林的「資本大撤退」當成中國足球「黑暗的一頁」，從積極的一面分析，中國足球的「資本」們覺醒了，他們不再以「二房」的身份委身低矮的足球屋簷下，他們不僅需要名分，更需要在運營過程中真正的控制權。

於是，關於中國足球「資本大撤退」現象的一個觀點便昭然若揭——「撤退」就是反擊，反擊先得「撤退」。雖然這種「反擊」最早處於被動和劣勢地位，但它必然會奪得戰場的，一如歷史上歐洲「資本」之於封建體制橫跨數百年波瀾壯闊的拉鋸。資本告訴我們：「資本「永遠言敗，因為誰都要服從市場的規律。

資本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