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長篇歷史小說《星星草》下捲髮稿。當年完成了一個寫給兒童的中篇小說《火炬在燃燒》之後，便轉向了我早已嚮往的題材——康熙皇帝。用了近兩年的時間蹲檔案館、圖書館，收集、閱讀、抄錄史料。這期間，我常常思索《星星草》的創作得失，又聽了許多直接的、間接的、讚揚的、批評的意見，為創作《少年天子》做準備。
我們民族五千年的光輝歷史，是歷史文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作者選擇的，只能是那些令作者激動、能夠引發創作衝動的題材。在這一點上，《星星草》和《少年天子》是相同的。十年動亂中，我被捻軍英雄們身處逆境而奮鬥不止的精神所鼓舞所激勵，寫下了《星星草》；處於改革的80年代，我被立志變革而又步履艱難的順治皇帝的獨特命運所吸引，被他那深拒固閉的傳統意識壓制不住的人性光華所感動，又寫了《少年天子》。《星星草》的主人公們，是我精神上崇敬的英雄；而《少年天子》中的福臨、莊太后等人，像是我自認為深深同情和理解的朋友。或許因此而造成兩部作品的藝術效果不同？
對《星星草》創作的總結和思索，展寬了眼界，深化了認識。可以說，《少年天子》的創作之所以比較順暢，是因為有《星星草》的基礎。
一
我理解的歷史小說，必須是文學，有歷史感。強調文學，是要求它有藝術感染力，有形象，有審美價值；強調歷史感，便是歷史小說之所以區別於現實題材小說的基本屬性。這就要求歷史小說的作者既要尊重史實，又不能拘泥於史實。處理好這對矛盾，我以為正是歷史小說創作的一個難點。
嚴格說起來，當代人所寫的歷史小說，絕大部分都是依靠虛構和想象來完成的。誰也無法證明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場景以及大量的語言、動作、表情、心理活動等等，確實存在於歷史中；只要虛構得合情合理，就不會損傷作品的歷史感。「情」、「理」的標準在於：作品中情節的產生、發展和終結，必須為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條件所允許；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運，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生活邏輯，也應該是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產物。這就要求作者深入歷史，認識歷史的發展規律，弄清所要表現的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各種因素，弄清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和傳統影響下形成的各種人物型別等等。用當代的觀念來說，就是要比較準確地認識你所表現的時代及人物的橫向聯絡和縱向聯絡。只要這些創作前提和創作根據瞭然在胸，那麼，不論是七實三虛，三實七虛，或是一實九虛，甚至全都虛構，我想，作品都能給人以深厚的歷史感。
從創作《星星草》到創作《少年天子》，我都力求深入歷史而後跳出歷史。不過，寫《星星草》時，考慮得較多的是再現歷史原貌，甚至是再現史實。捻軍最後四年的戰鬥歷程，大大小小的戰役，忽東忽西的進軍路線，捻、清雙方調兵遣將等等，都比較嚴格地遵照史實去寫。我覺得，非這樣寫不足以真實地反映那次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然而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情節的發展和人物性格的發展之間缺少必然的緊密聯絡。介紹《星星草》的文章常常提到作品的「傳奇色彩」。我想，這既是作品的一個優點，增強了它的可讀性，又是一個弱點，表明作品有寫事掩蓋寫人的傾向。
《星星草》中也有虛構的情節和人物，如不少同志認為寫得比較好的曾國藩、李鴻章遊滄浪亭、微服私訪鳳凰街一節。這是根據史料記載的曾國藩、李鴻章當時的動向，他們的互相來往書信，以及曾國藩平捻的總的戰略思想虛構出來的。雖是虛構，但也要達到言之有據的程度，心裡才踏實。可見作者的立足點主要是在再現史實，解釋史實。所以《星星草》有歷史感強的特點，卻缺少性格突出、血肉豐滿、栩栩如生的藝術形象。
《少年天子》卻是以寫人為中心的。為了完成主要人物順治皇帝的形象，我感到僅僅再現史實就不夠了。除了對大量繁複的史料整理加工、為人物的典型化進行必要的取捨之外，還必須進行大膽的虛構。當然，虛構要合理，不能瞎編亂造。但這個合理，就不僅僅是不脫離史料的言之有據了，它應該是作者對歷史可能性的推理和補充。
福臨和烏雲珠的愛情歷程，是描寫福臨形象的重要的一筆。這段愛情的產生有沒有可能性？董鄂妃這樣一個「賢妃」的產生有沒有可能性？
史料記載，董鄂妃是順治帝的寵妃，這可以從順治帝的《御製孝獻皇后行狀》及順治朝大學士金之俊所撰《董皇后傳》裡得到證實。但關於她的來歷，史書中卻諱莫如深，不見蹤跡。歷史學家陳垣先生根據《湯若望回憶錄》考證推斷，認為董鄂妃原是順治帝的弟弟、皇十一子博穆博果爾的妻子。看了他提到的一些原始史料，同史書記載相印證，我認為這個推論是正確的。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造成滿、漢兩大民族文化——即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互相沖突、互相滲透和互相融和；清入關初年，存在著大量奴隸社會遺蹟和滿洲由關外帶來的落後風俗。在這樣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烏雲珠這樣一朵滿漢交融的奇葩，產生這樣一段奇特的愛情故事，我認為是可能的，不違背歷史。所以，以此為前提，以虛構補充史料，完成烏雲珠的形象，鋪寫了福臨和烏雲珠一段相知相愛的刻骨銘心的感情生活。
又如，濟度發動政變，史書沒有記載。福臨要殺康妃的事，也是發生在清代的其他皇帝身上而被寫進宮詞裡的。然而，到順治十六年，由於福臨的一系列體制政策的變革，皇帝和貴族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關係十分緊張，幾乎到了破裂的邊沿。貴族中威望最高、地位最尊、同父親濟爾哈朗的保守一脈相承的簡親王濟度，是無法忍受皇帝的「胡鬧」的。他領過兵，打過仗，本人又武藝高強，性情剛烈、正直，對愛新覺羅氏祖先忠心耿耿，正逢康妃險些被殺，這如同危險訊號向他示警。為了保國保民和自保，他完全有可能發動一次廢除福臨的政變。至於福臨要殺康妃，則是由他那暴戾的、喜怒無常的性格所決定，因而也是合理的。事實上，由於這樣的虛構基本上合情合理，把福臨的悲劇推上了高潮，使他最後的心灰意懶、出家做和尚有了更充分的依據，讀者也沒有覺得突兀、牽強，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實感。
這也許就屬於雖非歷史的真實，卻是為藝術的真實所需要的一筆吧？
二
文學的本意乃是人學。這個觀念在我創作之初，並不十分明確。所以《星星草》的初稿存在大量的事件和情節淹沒人物和人物的概念化、臉譜化的問題。通過一次次修改，才把「寫人是第一位」的觀念逐步建立起來。但創作實踐卻未能立即跟上認識，《星星草》裡的人物，尤其是作為主要人物的捻軍領袖賴文光、張宗禹、任化邦等人，沒有站起來，更談不上活起來。倒是清朝方面的將帥，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比較有深度，能給讀者留下印象。於是，《星星草》的人物，在總體上就形成了喧賓奪主的情況。
究其原因，主觀上，是由於我把農民英雄理想化，試圖把所有起義領袖的美好品質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歌頌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氣概，而不忍去寫他們的錯誤和缺陷。客觀上，長期存在的極左思潮，文藝創作上「高、大、全」的唯心主義創作觀念和方法，對我也產生了一定影響，突不破束縛和框框，表現了自身的歷史侷限性。
我的老師戴逸同志曾對我說：「如果你能把這次農民起義的失敗寫清楚，你的作品就成功了。」我終於未能從根本上寫清楚這次失敗。雖然我很喜愛《星星草》，卻又感到很不滿意，感到遺憾，原因就在於此。
從這點認識出發，在《少年天子》的創作過程中，主觀上，便把人作為創作中心，具體地說，就是這位少年天子順治皇帝福臨。全書的所有人物、情節、各條線索，都圍繞著他、都是為了寫他的；而通過他的命運、他的奮鬥和成敗，又力圖反映出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基本面貌和特徵。
福臨五歲即位，十三歲親政，面臨著與南明爭奪天下的嚴重鬥爭。滿洲雖然佔有軍事上的優勢，但農奴制社會形態帶來的落後傳統，加劇了滿漢矛盾，造成社會動亂，阻礙著統一事業。順治帝有兩個方面的追求。首先，是要打垮南明，征服漢民族，奪取全國的統治權。這也是滿洲統治集團的一致目標。但軍事鬥爭的勝敗往往取決於政治上的競爭，順治帝以明睿的目光和極大的決心，克服內部阻力，轉變政策，拋棄某些落後的傳統，緩和了民族矛盾，逐漸獲得政治上的優勢，終於戰勝南明，實現了統一，為此後一個半世紀的康雍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他的另一方面的更高層次的追求，是要接受元、明兩朝亡國的教訓，用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以求長治久安、江山永固。所以他要推行漢化，要加速封建化程式，要加強君主集權。但他在這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卻受到滿洲貴族勢力的頑固抵抗而最終失敗。在他死後的第二天，便以罪己詔的形式宣佈了君權的妥協。
福臨，既是一個銳意求治、具有雄心大志、暴戾自尊、喜怒無常的至高無上的皇帝，又是一個聰明好學、溫文爾雅、熱烈多情的少年男子。由於他的特殊地位和他自幼的微妙境遇，形成了他充滿矛盾的十分複雜的性格。他短短的二十四歲的人生，大喜大怒，大悲大歡，跌宕起落，曲折變化，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卻受著種種壓抑和限制，經歷了許多痛苦。他對事業和愛情的執著追求和努力奮鬥，最終都幻滅了。當我不得不用筆送他走向死亡時，心裡很為他難過。福臨若不是皇帝，可以成為一個英勇的騎士或出色的獵手；如果生在今日，他的素質和他的努力，可以使他做一個生氣勃勃、思想解放的企業家，甚至成為一位詩人、一位畫家。他不幸生在那個時代、那個環境，承受著一次次嚴酷打擊，經歷了一次次精神痛苦，用極端的方式——削髮出家，對守舊勢力表示了最後的抗議之後，離開了世界。
福臨的悲劇，是社會悲劇——他正處在滿洲入關初年的大動亂、處在滿漢兩大民族的尖銳矛盾之中，階級偏見、民族偏見無情地壓制著他對真善美的追求；福臨的悲劇是性格悲劇——他的極度敏感的自尊心掩蓋下的自卑，他的喜怒無常、極強的個性深處的脆弱，使他經不住打擊和失敗，終於崩潰。但他最大的悲劇還在於，他不分精華和糟粕地接受明朝制度和漢族文化，殊不知封建制度發展到明朝，已經腐敗黑暗，走向沒落，朱三太子便是這個制度造就的一系列草包兼惡棍皇帝中的最後一個。福臨不就是把自己的後代子孫也在向這條路上送嗎？這恐怕是福臨自己意想不到，卻又是歷史規定了的一切封建帝王都無法逃脫的歷史悲劇。
基於這些認識，我使用了自己能夠使用的一切藝術手段，去完成順治帝的形象。寫帝王威儀也寫人性；寫政治鬥爭也寫情感；寫外表音容笑貌也寫內心世界；寫莊太后、董鄂妃、康妃、安親王、簡親王、湯若望以及滿漢大臣、士人平民等各階層人物眼裡的順治帝，又寫順治帝和各類人物交往相處時的不同表現，多角度地反映福臨性格的各個側面。
我認為，構成福臨性格特徵的，有兩對重要矛盾：自尊與自卑；剛愎自用與脆弱。創作中，怎樣表現這矛盾的複合，使之在主人公身上達到自然和諧的統一呢？這裡以金陵事變一節為例，說說我的考慮。
入關前，滿族社會正經歷著從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的過程，經濟文化都很落後。入關後，他們竟要統治一個有數千年曆史、經濟發達、文化燦爛、人口百倍於滿族的漢族，這對滿族統治者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沉重的心理負擔，也即順治帝自卑的由來。不過，自卑一向是被征服者的高傲和帝王威嚴壓制著的，在福臨心裡只能是潛意識，他決不會承認，甚至不曾想過。鄭成功圍困金陵的訊息傳到時，正值後宮借「對食」事件陷害董鄂妃，使福臨處於心理不平衡之際，加上長期存在的潛意識被突然觸發，平日就喜怒無常的福臨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自卑心理大暴露，竟嚇得跑到母親那兒大喊大叫，要逃出關外。莊太后的斥罵，大大損傷了福臨那極為敏感的自尊心，激起他的暴怒，突然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不顧一切地要御駕親征。他是要用親征的英雄形象挽回面子，洗刷「膽小鬼」的恥辱。此後，他刀劈寶座、威嚇乳母，不聽任何人勸阻的種種過分的、剛愎自用的表現，都是對母親斥罵的自尊的反應。福臨是聰明人，心裡當然明白逃跑和親征都不對，但直到聲望地位都足夠高的湯若望出面勸阻，他才肯藉機下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妃一句不能逃回遼東的勸諫，又揭了福臨的短處，他勃然大怒，竟暴戾地要封刀斬康妃，以致引發了簡親王的政變。政變雖然被粉碎，福臨卻感到雄心壯志的幻滅，感到身心的極度軟弱，於是想遁入空門尋求解脫。他要求玉林賜法名，「必得揀一個最醜的字才好」，正是他此時的心理反應。最後，在重病的烏雲珠面前，他的一番剖白，終於傾吐了心底的自卑和脆弱……
這樣寫來，我覺得人物的思想邏輯和心理過程比較合理，比較能求得矛盾性格的有機統一，使福臨的形象比較豐滿、完整。
其他人物，如莊太后、烏雲珠、濟度、嶽樂等人，我也注意了多角度多側面地刻畫他們的個性，力圖使他們各具特色，使作品多姿多彩，給讀者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餘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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