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在筒子河邊坐到了長椅上。
秋陽斜鋪到你身上，彷彿有巨掌在撫慰你起皺的靈魂。
2
你從阿姐那裡出來不久。
是阿姐把你叫去的。她很少主動給你打電話。儘管她家安了電話分機已經半年多了，這幾乎是她頭一回主動給你撥電話。
去了才知道主要為的颯颯的事。
阿姐脾氣早已變成這樣：她向你傾訴什麼，明明是為了消除內心的焦慮，你聽後剛開口勸慰，她便馬上幾乎是兇聲惡氣地宣告：「你莫以為我有多麼著急！我現在根本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樣，其實我現在一個人待在家裡心裡頭很平靜，我才不希罕什麼同情，我也還不到自己活得困難需要別人幫助的地步！我不過是隨便說說而已……」
阿姐一口咬定颯颯是在單位裡充當了「第三者」，而且竟至於跟那有婦之夫「亂搞」闖下了大禍，「從各方面分析，如果不是這樣她不會跑到常嫦那兒去擠著住……」
又不容你那「未必」的議論說完便粗聲截斷說：「莫以為我就那麼在乎，各家比一比，我未必是最丟人現眼的，而且颯颯她自己不要臉，管我屁事！……」
雖然如此，阿姐總算在至親面前發洩出了胸臆中的悶氣。到她鋪排出一桌子菜招待你的時候，終於接近心平氣和。
你這才問起嘹嘹：「又上團啦？」
「上團」就是又有旅行團來了，他當導遊領著到各處遊覽。嘹嘹高中畢業以後沒考上大學，去上了個警察學校，只培訓了一年，就分到城北一個基層派出所當民警，他不甘心因而不安心，試了很多種路子跳槽都沒有成功。最後忽然醒悟，自己不是隨父母去過廣東嗎？廣東話一拾起來，不就是個專長？結果就終於憑藉著這個專長當了旅行社的粵語導遊。
一提起嘹嘹，阿姐眉梢眼角便如沐春風，頓時生動活潑起來：「可不又上團了，現在粵語團真不少，而且並不是些沒多大油水的國內團，現在美國團雖說不多，香港、新加坡的團不少……嘿，說來你怕不信，半年前有個新加坡大學生，女學士，考上了碩士生，高高興興地來北京旅遊度暑假，嘹嘹開頭其實並沒怎麼注意她，不過是她登長城的時候不知怎麼的了腳，痛得嗚哇叫，嘹嘹就把她從那高處背了下來，後來又陪她去醫院，就這麼點接觸，那女孩子在中國倒沒表現出什麼來，誰知一回新加坡，就一個星期來一封信，還給嘹嘹寄衣服，新的好貴的名牌t恤，我開頭也以為不過是感謝救傷之恩。誰知，嘿，到第十封信那就有求愛的話了，我沒有強求嘹嘹給我看，他也沒全告訴我，可是我看他讀信的那神氣，就能猜出個大概……」
你聽了當然也很高興，可是沒等你說出半句助興的話，阿姐卻突然又一繃臉，粗聲重氣地說：「我知道那不可能，誰抱幻想了？我們嘹嘹只有個高中學歷，大學都沒上過，人家真能要他？不過是那女孩子浪漫罷了！……」
你為阿姐這在一連串坎坷後形成的特異心理特徵而難過，即使愛憐阿姐如你，如今也很難同阿姐作平舒順暢的心靈交流……當年那個站在錢糧衚衕35號海關宿舍的家裡，在裡屋的五斗櫥前面，同達野哥含情脈脈對望的那個編扎著兩條粗黑大辮的阿姐，消失湮滅到哪裡去了？
3
……臨走的時候，你說你過兩天就去常嫦那裡看看，如果颯颯在你就跟她談談，勸她還是回家住，這顯然正是阿姐難得地打電話把你約去的原始目的，你說出了這個打算，她心裡很滿意，那是一定的，可是她偏要一歪嘴說：「她也未必就聽你的，你寫的那些書她從來不認真看，匆匆翻幾下就扔到一邊，前些天她還在家裡跟我說過：小舅寫的那些，能算是文學嗎？……」
阿姐哪裡想得到，她無意中引用的一句颯颯的話，如匕首刺入般地使你的心疼痛流血……
颯颯當然是中了一種當代青年人難免染上的狂妄病毒，然而即使是狂人的話裡，也往往包含著令人痛苦卻無可辯駁的真理因子……
是的是的，寫了許多，印出了一大堆，可究竟什麼是文學？
4
你不是沒有窺透人性的能力。
然而，往往不能把那穿透性的感悟譯成文字鋪排到紙上。
你難為情。
到最關鍵的地方，你難為情了。
為所愛，你不忍揭櫫那卑瑣卑微的靈魂影像。
為所憎，你不願閃現那良知殘片的餘火微光。
總在是非、善惡、尊卑、高下、陰陽、愛憎……諸如此類的兩極牽動的感應場裡轉悠，總不能斷然超越。
太理性？缺乏對習用語言符碼無情顛覆的勇氣？
然而最關鍵的，於你來說，恐怕首先是顛覆那橫梗在心中的不忍。
文學應當殘忍。面對人性的冷靜到極點的殘酷解析。
文學的殘忍，也許便是對個體生命深層價值和全人類生存意義的大憐憫大擁抱。
……微風吹過來，長長的柳條拂到你的肩上。你坐在紫禁城高高紅牆外的筒子河邊。一群烏鴉從你頭上飛過。
夕陽的巨手摩挲著你。
「還寫啦？」
你胸臆中有一種膨脹欲裂的感覺。
5
還在師範學院上學的時候。
星期天，天還黑著，你便從二十幾個人合住的宿舍自己睡的那張上鋪躡手躡腳地穿衣爬下……你走出宿舍，走到校門口，校門還沒有開，你四面望望，便翻門而出……
你穿過沒有燃亮路燈的街道，拱著肩，揣著手，一步步朝北海公園走去。學院離北海公園很遠。那年頭那種冷霧飄蕩的早晨街道上幾無行人，連車輛也稀少，無論汽車還是腳踏車，偶爾會遇到馬、騾、驢拉著的從農村來的大車，趕車的農民把自己裹在髒兮兮的破口處綻出髒棉絮的棉大衣裡，坐在牲口屁股後打瞌睡，蹄聲清脆，有一種怪異感……
直到快接近北海公園時，街上才有了比較多的人影，但人們無論行走還是騎腳踏車，都默不出聲，有一種無聲電影的感覺，而且是有許多劃痕和顆粒粗糙的那種無聲片。
北海公園並沒有開門。團城外，園門前，有幾十個人默默地守候在那裡。不成隊形，相當分散。人們互相之間不搭話，也不對眼，卻似乎有一種默契，體現出一種相互理解和容忍。
你便也置身其中。表面上閒閒的，其實卻頻頻看腕上的手錶，聳起耳朵，注意園門開啟時的響聲。
園門終於開啟，開啟前都已買好了門票，園門甫開人們便急速地走了進去，都大步流星的樣子，到湖橋前，有幾個最前面的跑動起來。於是你和許多落在後面的人便不由得也跑動起來，終於形成狂奔的局面……
朝瓊島前面的長廊跑去，廊子裡響起怪異的跑步聲，雜沓而緊張……
跑向仿膳飯莊。那裡有人發售一種預約餐券。在那裡才形成一支爭先恐後的隊伍，不大發生爭執，但空曠的公園，整體空蕩蕩的長廊中，偏在那仿膳飯莊門前形成一個後人緊貼著前人脊背的短龍，實在滑稽而怪誕。
預約餐券五元錢一張，每人至多隻許買兩張。在那年代那是相當昂貴的價格。但總有排在後面的人未能買到。
你總能搶到較前面，總能買到。買到以後便很高興，很得意。
買到以後你就珍藏在錢夾子裡。到下一個星期六你就給二哥往單位打電話。當時也是單身的二哥聽到你約往北海公園一遊自然總是欣然前往。轉悠到十一點半左右，你就說無妨去「仿膳」吃中午飯。頭一回二哥很驚異：「讓吃嗎？」「仿膳」並不能隨便進去吃，何況那時候誰都可以進去吃的外賣餐館總是難以找到座位，鑽進去能發現沒有人著凳子下面的橫杈立等的「空子」便算幸運……你便告訴二哥你有餐券，「哪兒來的？……」你便說有人送給你的……你同二哥便進去，那裡面便彷彿是天堂，不用等座，也沒人看著你吃等著你走好佔有那座位，一張餐券給一盤有肉的炒菜一碗有肉味的湯一大碗白生生的米飯……你和二哥便愉快地享用，二哥就半當中總勸你：「慢點，慢點，為什麼那麼快？」你卻無論多麼想矜持一點，到頭來還是不免狼吞虎嚥……把菜盤裡的每一絲肥肉，包括還有些未煺盡毛的肉皮，都搛起來送進嘴裡，湯喝到最後，湯勺舀不起殘湯了，便爽性端起湯碗將殘湯殘渣全傾入口中……
後幾次二哥就問：「怎麼總有人送你餐券？」你就說是給報社投稿，報社編輯送的。二哥就再沒深問。
甚至直到這麼多年以後，你也沒有向二哥供出實情。那兩年，自打從同學那裡聽到「仿膳」有預售餐券的做法以後，你就經常那樣，在公共汽車頭班車還沒出動前，便徒步走向北海公園，最後到達公園門口，待園門一開，便朝裡面狂奔……
6
爸爸最後被硬性「退休」到了原籍。
你去故鄉看望發落到那兒的父母。懷著身孕的妻同你一起去的。
你看到爸爸在那竹篾心子外糊泥巴作牆、頂上露出烏黑的椽子只敷些薄薄的青瓦作頂的住房裡，在床邊掛出了一個不小的鏡框，裡頭壓的並不是照片，而是些紅的、粉的、綠的發舊的緞制胸條，胸條上都豎寫著「觀禮證」字樣，下頭有一行註明位置的小字，如「西一臺上」或者「東三臺下」等等。還有一行數碼編號，仔細看，可以看出來上頭還蓋有一個紅的印鑑，以證明絕非偽造。那是爸爸在1951年至1956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國慶節」曾登上天安門觀禮臺的明證。他一直珍藏著。但在北京的家中和在張家口軍事學院裡任教時，他都不曾如此這般地壓在鏡框裡懸掛出來。
在貶斥到原籍以後，他卻展示在自己的床前。
肯定同所有來他住處的鄉親都指示解說過。
你一個人在那間屋裡，細細地觀看時，心裡發酸。1957年以後便不再有那樣的籤條。而且，從1951年到1956年，那籤條註明的位置在逐次向下向偏側挪移。
妻曾悄悄問你：「爸爸為什麼要把那些……掛在那裡？」
你白了她一眼。她便不再索答。
……一天妻正坐在竹躺椅上休息，爸爸忽然走過去，後面跟著媽媽，爸爸一走近，妻便趕快坐起，又要站起，爸爸用手勢阻止了她——因為媳婦有了身孕；爸爸手中現出一個金釧，慈藹地對妻說：「媽媽南來北去隨身藏了多年，現在給你，做個紀念……」妻的臉忽然漲得通紅通紅，用雙手接過了那小小的金釧，卻不知所措地呆坐在那裡，你在一旁幫她將那金釧戴在了腕上……
……後來爸爸腦溢血去世，後來媽媽一度來京住在你處，有一天吃飯時媽媽忽然想起來似的問：「那年爸爸給你們的金釧呢？」媽媽望著你，你便同妻對眼，妻便滿臉漲得通紅通紅，你便趕忙說：「在大立櫃的小抽屜裡呢，現在哪兒戴得出去……」
其實你和妻早將那金釧拿到銀行去換了錢，那是「文革」後期，你和妻進入前門外大柵欄那所銀行之前，在那附近街上徘徊了許久，彷彿自己是賊，至少是不光彩的人物，要做的是一樁見不得陽光的事……終於鼓起勇氣走了進去，走攏櫃檯，為苛酷的眼光和冰冷的詢問所折磨，最後只換了不足100塊錢，你斜眼看了一下妻，妻在你身旁臉漲得通紅通紅……
7
……是「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足可慶幸和告慰的是你和二哥都還屬於「革命群眾」，你在星期天去二哥單位找二哥，二哥住在那棟樓的頂層，下面幾層是辦公室，頂層是單身宿舍。單身宿舍裡並非單身。有一人同二哥合住。所以找到二哥以後，略坐一坐，你們哥兒倆便外出。你們總是到公園裡去消磨。那時候勞動人民文化宮的最西側還有一處可以坐下來喝茶的地方。那算得是個小小的避風港，你們常在那裡揀一個角落坐下，不敢也不願談政治，便「擺電影」，擺些以往看過的舊電影，蘇聯電影或者中國電影，間或也議及東歐電影及日本電影。蘇聯那部《牛虻》偏用粗胖不堪的演過《彼得大帝》的老演員彼得羅夫演紅衣主教蒙泰奇裡，虧導演想得出！看看書裡插圖是怎麼畫的，蒙泰奇裡書裡明文描寫是身材頎長、溫文爾雅的……但電影當中的蒙泰奇裡又偏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到底「薑是老的辣」，導演起用彼得羅夫自有他的道理！……日本電影《狼》，那乙羽信子真豁得出去，賤！演一個窮瘋了參與搶劫郵車的女盜賊，被警察銬上手銬拖起走……聽說她本是「肉彈」明星，賣色相的，怎麼願意接受共產黨導演今井正的邀請演這種左翼電影？……擺到興濃處，你便忍不住聲音高揚，又呵呵地笑，二哥便給你使眼色，你便吐舌頭——擺這些個「修正主義」電影在當時也是一種罪行……
……那回你找到二哥，跟他一同下樓時，在一樓樓梯口正遇上一個被罰打掃樓道衛生的「牛鬼蛇神」，那是一個頭發蓬亂、鬍子拉碴、面色灰暗、肌肉皮膚鬆弛打皺的老頭。他看到你們的腳便馬上讓開，順下眼呆立著，待你們離開後才繼續他的清掃工作……你卻一眼看出他是父親的老朋友崔伯伯，他原是二哥他們那個單位的副院長、總工程師，是一大技術權威。自從「文革」初期被揪出來，一直被關在地下室，頭兩年是每天無數次被提出來示眾批鬥和遊鬥，後來便每天派罰他白天出來清掃廁所和樓道……
你默默地同二哥走出他們那個單位的大門。你們都沒說話。
本來就有「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雙重帽子，在「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又增添了另外兩頂：「大叛徒」和「反動資本家」，所以屬於要鬥倒鬥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萬隻腳」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也不稀奇。到處都有這種勉強苟活著的「狗屎堆」。
但心裡還是冒出幾多的驚詫，幾多的感慨。
畢竟那是曾喚做崔伯伯的人。
……崔伯伯曾經儀態萬方。他常到你家作客。自己來，不帶他那個二太太。他總是短打扮，上身一件真牛皮的黑夾克，下面西服褲，高檔皮鞋。你總覺得他像個外國人。他並無外國血統，只是早年在德國留學，啃了很多年洋麵包，在那裡攻下了博士學位而已。他身軀偉岸，面龐闊亮，眼窩有點內陷，嘴很大，牙齒很白很齊，頭髮經常理成年輕人一般的平頭，笑起來聲音渾厚響亮。在爸爸的朋友裡他身份最高，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據說是上面一位地位很高的領導人提名給他這個榮銜的，他們當年在德國相處得很好。爸爸總揶揄地說，他來作客倒主要不是為了同男主人聊天，或與另外的客人比如說又高又瘦的莫伯伯一起與男主人打戳牌(一種葉子牌)，而是為了享用女主人也就是你媽媽烹製鋪排出的一桌地道的川菜……那固然是因為你媽媽手藝的確不同凡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除了出席宴會，日常崔伯伯都難得吃上可口的飯菜——他的二太太把錢管得很緊，安排家中的伙食相當節儉，加以毫無烹調技術可言，即使偶爾買來一次豬肘子大鯉魚打牙祭，也燒製得淡而無味……你媽媽的烹調技術雖高，但製作過程非常之遲緩，這樣就總要讓客人餓得有點承受不住了，才能開席，因為大家是至好，相熟多年。崔伯伯有時在等待中就不免哇哇大叫起來：「蔣嫂喲，我肚皮都快癟透啦！」你爸爸便一旁抿著嘴笑：「早哩！那珍珠丸子，她每一個還都要用藕絲兒鑲出圖案來……西諺說，最好的廚師是飢餓，信然也！」
……崔伯伯那二太太，大約比他要小20歲，跟你二哥年齡差不多，那是個「羊脂球」型的美人兒，雖說她不能給崔伯伯帶來餐桌上的快樂，但那臥室中的補償一定非常之充分。你和二哥去崔伯伯家作客時，崔伯伯坐在沙發上同你們交談，有時那崔伯母便坦然地坐到沙發扶手上，身子依偎著崔伯伯。一條豐滿紅潤的胳膊便挽到崔伯伯肩膀上，或竟用肥胖白嫩的手指頭去梳理崔伯伯頭上的短髮……
……要是沒有「文化大革命」，那崔伯伯的生存狀態可算是知識分子當中最佳的一等，他不僅政治上給地位，技術上也確實由他說了算，還幾次被派到亞非的友好國家去主持援建專案的技術設計。你在他家看見過他在緬甸拍的照片，站在一個大臥佛面前，身旁是緬方的官員和翻譯，你還親耳聽見他大聲地議論過：「我最好的設計沒落在中國，我們在那邊蓋的工廠無論是廠房還是裡頭的裝置，都比我們自己這邊的一流！……」
「文革」風暴剛起，崔伯伯就被打倒了。他掛名副院長，自然是「走資派」，他是有職有權的總工程師，當然是「反動學術權威」。可他怎麼還是「大叛徒」和「反動資本家」呢？
二哥便告訴你，「清理階級隊伍」當中又發現，他當年在四川為資本家的企業當總工程師時，資本家為了籠絡他不讓他跳槽，就贈了他若干股份，他既是股東，當然也就算資本家了。對此他自己供認不諱。「大叛徒」一事則複雜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舊報紙查出來的。當年有那麼一天北京城裡各大報紙的頭版都登出了一條顯要的訊息，報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學的幾名赤色分子，列在標題中的三個名字裡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兩份報紙還言之鑿鑿地說崔某人系共產黨要員。隔了若干天報紙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釋出獄的訊息，並說崔某人表示從今以後擬安心讀書、不涉政治云云。那訊息不再登在頭版而只出現在次要版面的角落裡。「造反派」和「清查組」當然據此提審了崔伯伯，在這個問題上據說崔伯伯就表現得極不老實，極為狡猾，並且氣焰極為囂張，言論十分反動，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氣」而被武鬥。據說因抗拒武鬥他掉落了兩顆牙齒，那當然是罪有應得。
二哥將大字報上所公佈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動言論扼要地複述給你，你從那些資訊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徹底淪落概緣於他的「意識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審問時說的那些話，是一種「原罪」，一種無法從他意識結構中剝離開的「原罪」……
他說，那時候北京大學自願組成的政治團體或準政治團體很多，陳獨秀、李大釗組織的共產主義小組只不過是其中很普通的一個，他的參加只不過是憑藉著一種熱情和興趣，那時他還不到20歲，非常幼稚，他有時去聚聚有時又並不去，他沒履行過什麼手續，所以自己覺得並非正式成員，因而後來的不再參加也無所謂退出，當然也就無所謂叛變……那時候人們也都並不以他的進退為怪，他被保釋後依然經常見到李大釗，見面時依然言談極歡，那時候社會上不存在一種要求每個社會成員明確表態歸屬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製炸彈去炸政敵，也可以完全不問政治地讀書、教書、寫書或者賣大餅和拉黃包車……
他說，他那時候當然見著過毛澤東，因為他經常去圖書館借書。有一次毛澤東跟他打聽周作人先生的住處，他當然告訴了他……「造反派」便喝斷他的「交代」，說他胡說，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定打聽的是周樹人即魯迅的住處而不是漢奸周作人的住處。他便說那其實是同一個地方，當時周氏兄弟住在一個院子裡，但他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打聽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時候還不是漢奸，而且當時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氣最大，……他說毛主席那時候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一個圖書館的小職員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實在提供不出「造反派」們所希求的足證其偉大的事例，他總不能偽造歷史……
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與生俱來的，也是自識字以始的，誰一定要他偽造歷史？但他應當進入到一個社會階段所設定的「歷史前提」之中，他靈魂中總梗著「那時候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一個圖書館的小職員是不引人注目的」一類「事實」，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據說那一輪審問之後，崔伯伯因為抗拒而掉落了兩顆牙齒，他就變得稍微聰明了一點。當然只是「稍微」了「一點」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訊問，面對著「造反派」的連珠炮般逼問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頭沉默。
他晚上被關進地下室，白天被放出來清掃廁所和樓道。
他的原配還在上海，還活著嗎？
他並沒同那原配離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資給她寄去作生活費，現在他沒有了一分錢工資只有一天三頓窩頭菜湯，那大太太誰供養？
他的二太太呢？據說連同他那幾個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轟到了一處小平房中，總不至於死掉吧，但他們又是怎麼個存活狀態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嗎？倘若去了，她還會用拳頭捶到二哥脊背上，笑著說：「好一個盈工，吃得嘎胖！」還會一臉的紅暈麼？
……後來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訴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殺，是突然發病，昏迷，不得不送到醫院，醫院說是癌症晚期，也沒怎麼給治，沒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臨頭，終於認識到當他十八九歲的時候，他常去借書的那個地方，分明照耀著一顆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麼？他的意識深處，還堅持那個有罪的記憶，便是那個高個子湖南人跟他打聽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麼？
想起來，有一種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給爸爸洗腳。
爸爸被強行復員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強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個縣裡「支左」，結果他公開支援了一個後來被指斥為「專搞打、砸、搶、抄、抓」的「極‘左’組織」，因而被部隊調回隔離審查，後來被定性為「混進部隊的社會渣滓」，開除軍籍，強行遣送回原籍，在生產隊當農民。大嫂跟他「有禍同當」，到鎮上衛生院當護士。
同在難中，本是至親骨肉，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盡棄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時日。
大哥突然迸發出強烈得有些嚇人的孝心，尤其是對爸爸。
爸爸犯了腳氣，大哥就不僅去找偏方，不僅親自用熱水泡製那據說有特殊療效的洗腳水，不僅一再把手伸進水盆裡試水溫，不僅親自將那療效洗腳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僅跪到洗腳盆邊幫爸爸將雙腳泡進那熱水中，不僅用自己雙手輕輕地、細細地為爸爸洗腳底腳背腳踝腳趾，還一個個腳趾縫都搓揉過去，末了還用腳布認認真真地為爸爸將洗泡過的雙腳揩乾。
那時候大哥已經快50歲，因為遭受打擊，顯得十分蒼老，頭髮不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煙如命，吸得嘴唇烏黑，渾身煙氣沐後不退，然而他孝順起老子來，卻如此這般地誇張。
大哥一生說話做事誇張，富於戲劇性。他是個永遠不甘寂寞的角色。
據說那一時期爸爸對大哥相當地慈藹。媽媽因此很高興。她說鄉居生活雖說苦一點，但骨肉相親的快樂卻實在難得。
然而那一時期卻相當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著配置好的療效洗腳水走到爸爸面前，剛把那洗腳盆擱下，爸爸就一腳將水盆踢翻，並且大喝一聲：「滾！」伸直胳膊顫顫巍巍指向門外。
正在灶房剝蠶豆肉的媽媽和大嫂忙跑過去………
怎麼勸也沒有用。大哥要解釋，爸爸不要聽。
爸爸再不可能原諒大哥。鑄成永恆的仇子情結。
原來，那天大哥大嫂來看望爸爸媽媽之前，從北京來了兩個搞外調的人，那兩個外調者是為爸爸在重慶海關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來。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國民黨海關的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不僅調京擔任要職而且正是由他們的推薦，指出爸爸思想傾向進步，為人正直，海關業務熟稔，更有許多暗中幫助地下黨特別是掩護地下黨員的善跡，所以後來才得以也調入北京，委以相當的重任……「文化大革命」當中，方伯伯方伯母因黨內鬥爭受到牽連，都打成「走資派」，方伯伯更被指認為「黑幫分子」，這倒都不足以為奇。問題是，現在到了「運動後期」，方伯伯的問題已大體查清，雖有「走資」問題，但不屬「頑固」，「黑幫」夠不上只算是「執行過黑線」，基本上可以考慮予以「解放」，降職使用。但從部隊轉來的一份揭發材料裡，卻還有一個很大的疑點，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託揭發人到香港做過一次款額不菲的投機買賣，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敵特的嫌疑？因為當時的地下黨，並沒有讓他做過這麼一回事，據他自己解釋，那是純粹的一種個人經濟投機行為，當時國民黨海關的高階職員，做那類的事形同家常便飯，但「專案組」的人特別是年輕的「造反派」怎麼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調，為什麼要查到爸爸這裡？因為那份揭發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裡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