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樓第十章

四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山城重慶照例纏裹著黴溼的霧氣，一位年輕女子登上高高的石梯，找到重慶海關，進入到一間辦公室。當年父親每天一早就坐在那間辦公室裡。至今仍留存著一幀照片，照片上橫著一張壯觀的辦公桌，桌上的筆筒因為離相機鏡頭過近，其影像膨脹成一個怪物，筒體彷彿一張鼓足腮幫子吹氣的鬼臉，筒頂露出的散開狀的鉛筆、毛筆則是那鬼頭上豎立的髮辮；童年時代我總在夢中遇上這個怪物。至於照片上的主角——辦公桌後面的父親，他那時究竟什麼模樣，我總形不成概念；我是父親最小的兒子，他拍那照片時我大約五歲，我只記得晚年父親的模樣。

晚年父親曾偶然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幕：「……你八娘一坐下就哭開了，拿塊手帕子抹眼睛；其實什麼要緊的事，我兩下子就給她解決了，她淚珠子沒擦乾，又笑了……」

當年八娘找父親是為了弄到一張去南京的船票。父親從十八歲考進海關，混到那時候足有二十多年了，總算從最底層的稽查員混成了個坐辦公室的科長，以海關科長的身份弄張到南京的船票自然猶如探囊取物。

娘娘就是姨媽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把「」字作為「娘」的繁體，讀作niang，而我們四川人，至少我們家族中，把「娘娘」讀作liangliang，兩個陽平聲，第二字並不輕讀；四川人一般l、n兩子音不分，善於發l而不善於發n音。因此，八娘於我來說絕非「八娘」，而是bǎliāng。

八娘並非母親的同胞妹妹，她的父親與我外祖父是堂兄弟，當年大家族中時興同輩混排，我母親在同輩姐妹中排第三，所以八娘一輩的都叫我母親「三姐」。

當年大家族人丁旺盛，八娘雖已排至第八，大家也並不以為怎樣，我這一輩也並不覺得可驚，因為倘要驚訝的話，那八孃的母親大家都稱之為九外婆，似乎還有十外婆、十一外婆呢；但母親家族方面，幾十年來同我家有所過從的，單隻九外婆這一支，這一支之中，又以八娘這一分支過從最密。

八娘當年乘船出川奔南京，是去上大學，她上的是金陵農學院。很多年後在她家翻閱她的照相簿，她指給我看過一張照片，是畢業時與幾位同學遊明孝陵時，在石像生旁拍的，當中一位梳著兩根細而不直的短辮，以一種瀟灑的勁頭自然顯示出腰肢的曲線，上面短衫子，下面不是裙子而是長褲，八娘呵呵地笑著說：「完了！你看嘛！當年我好摩登喲！」照片上那個眉目不清的短辮女子的確摩登，使我總不能把眼前的八娘同那影像聯絡在一起；自從我懂事以後，也就是隨父母遷居北京並且在北京同八娘團聚以後，我就總覺得八娘固然有其性格樂天活潑的一面，但她的形象做派，實在與「摩登」聯絡不上，最要命的，就是她始終說不好普通話，或者說是並非不能說好而竟不去說好，她在單位就用四川話跟人對話，在街上買東西也用四川話，在家裡更不消說，只不過在單位和街上她避免使用四川話中的特殊語彙罷了。她同我們親戚對話時頻頻使用方言，比如「完了」就是一個隨時隨地派作用場的感嘆詞，發言為wanlao，兩下上聲，重讀，並且後一字使用拖腔。

「完了」在她口中更多地表示著讚歎、驚喜、羨慕、感激，比如：

「完了，畫得好啊！」

「完了，是你們來了！」

「完了，出了名了哇！」

「完了，買這麼多香蕉來作啥子喲！」

……

八娘使用「完了」這個感嘆詞時，十有八九總伴隨著一陣爽朗的笑聲。她那笑聲在我們親友之中，是享有口碑的，人人樂聞，常常憶及。

50年代初的某一天，八娘又到我們北京錢糧衚衕海關宿舍大院來，可是我母親迎進家門來的並不止八娘一位，還有另一位，是個男的，個子很高大，那時候我還上小學，但所積累的社會經驗已足可斷定他是怎樣一種身份，不過我有我的世界，比如我有沒搭完的積木，沒看完的小人書，沒畫完的大鯨魚等等，所以父母迎讓之間，我也就溜了；記得上飯桌時母親命令我：「叫八姨爹！」我還沒反應過來，八娘以一陣笑聲攔阻了這個命令：「完了！難聽死了！啥子八姨爹，莫那麼喊，他姓曹，你叫他曹叔就是了！」我抬眼望曹叔，他有一張挺順眼的長方臉，正朝我微笑著；不記得當時我是否叫了他「曹叔」，反正這以後，我來往的親友中就添了曹叔了。

在飯桌上，父親和曹叔聊得挺歡，曹叔一口很好聽的普通話；他們喝完了酒，父親命令我去給曹叔盛飯，母親阻攔說：「莫慌！莫舀飯，有饅頭……」原來八娘在廚房裡就跟母親說了，曹叔是山東人，喜麵食，而且，「完了！他簡直討嫌大米，只要有任何一種麵食，饅頭呀，大餅呀，包子呀，麵條呀……就是窩窩頭，他都覺得比米飯好吃，你說怪不怪嘛？」曹叔的確如此。儘管多少年來，他自己當眾表態時總是說：「什麼糧食種出來都不容易，都該吃，米飯我也不是不能吃……」但我同曹叔在一起吃過那麼多頓飯，沒見他吃過一碗米飯，有時主食除了米飯沒別的，他就光喝酒、吃菜。

八娘和曹叔在西北郊農業科學研究院搞研究工作。那一陣他們一個月裡總要進城來我家一兩回。他們對我都很好。我上到初中了，暑假裡悶得慌。原來我暑假可以到小哥那裡去。他在西苑一個大機關當售貨員時，宿舍後門外頭就是一片草地，還有好大的一個露天劇場，走不多遠還有好大一個花園，從那裡可以望見萬壽山……可是小哥後來到北大唸書去了，我就只好投奔八娘和曹叔，他們熱情地歡迎我去他們家裡住；當時他們住在海淀鎮上單位的宿舍裡，從那裡去頤和園也不遠。我已經不記得當年的詳細情況了，比如說，當時他們住的是一間屋子還是兩間屋子？只模糊地記得八娘給我準備了一張發散出肥皂香味的單人床，記得總為我端上一大盤西紅柿炒雞蛋；當時他們的大女兒似乎已經出生，那就至少該住著兩間屋，因為模糊地記得有個皮膚很黑的保姆給帶孩子，並且曹叔一下班就整個地跟我那表妹泡在一起，抱著她逗樂兒，或者喂她吃什麼；當時我年紀尚小，性格又內向，簡直不懂得同八娘、曹叔聊天，每天就是去頤和園，到頤和園我也很少逛來逛去，就是帶著畫夾子找個地方取個景畫水彩畫兒，至今我仍留存著一張那個暑假的作品，是在知春亭往南的東牆下，畫西堤的玉帶橋及其遠處的玉泉山，畫面的下半部分完全是湖水，我用了許多瑣碎的筆觸去表現水波，完全違反了水彩畫的規定技法；很多年以後，當我翻閱西洋繪畫史資料時，驚訝地發現我這幅少年時代習作上的水波，頗似印象派修拉等人所使用的點彩法；我並不是據此引以自負，而是悟出了冥冥中支配人類感受的一種通力。

從頤和園寫生回到八孃家中，自然總要把畫的畫兒向他們展示，八娘那「完了！完了」的讚歎及一連串的拊掌歡笑，對我並沒有多大的衝擊力，倒是曹叔偏頭凝視了我那幅「點彩」式的「昆明湖西望」十幾秒後，語氣平平的一句：「嗯，能成！」使我全身一震，彷彿聽到了一種權威性的預言。

曹叔和八孃的第一位千金他們取名為澗，我父親曾這樣向他們開玩笑：「是不是你們有一陣子，總在山澗邊談情說愛啊！」八娘尖聲駁斥說：「完了！哪一個跟他跑到那種kaka裡頭去喲！」接著便笑，臉便泛紅，眼便放光；四川話的kaka就是北京話旮旯裡的意思。曹叔對這一調侃卻並無所謂，臉上只有淡淡的微笑。

那時候非但沒有確立「只生一個好」的準則，而且正強調「人多好辦事」，曹叔和八娘自然不會節育。但很奇怪，八娘在澗表妹之後，流產流下了一個已初成形狀的男胎，千方百計保胎保住了第三胎，足月後去醫院臨盆，生得也還算順利，甚至剛見天日時也有過一點聲息，但隨即就發現臍帶繞著脖子，醫生解脫無術，一個胖乎乎紅撲撲的小子竟出生即為死亡。這打擊於他們夫婦極為沉重，八娘出院後媽媽帶我去他們家看望，曹叔黑瘦了，八娘難有笑聲，連「完了！」這感嘆詞也少用，惟有已能蹬著小三輪車滿院跑的澗表妹「隔江猶唱《後庭花》」，把她尖細的笑聲漏進門縫、窗縫裡來；我那時已經15歲，已讀完四大本《約翰·克利斯朵夫》，自以為很懂得人世的艱辛，內心裡很為曹叔和八娘惋嘆。

後來八娘懷孕了，生產也很順利，我有了另一位表妹沁。我父親曾在茶餘飯後褒貶過：「你曹叔喜歡古詩古詞，有點藝術家的做派，但未免膠柱鼓瑟，給女兒取名字選字過於生僻拗口了！‘澗’字南方人北方人讀法不一，正音讀作jian，放在名尾聽起來彆扭；‘沁’字你八娘喊成‘心’，其實正音應讀qin……」

沁之後，八娘又懷孕，不僅曹叔和八娘，我們一家也都默禱這回生下的該是一個男孩，結果呢，生下的果然是一個男孩，但臍帶又繞脖子，醫生竟又解脫無術，八娘又留下了一個「他還哭過兩聲呢」的慘痛印象，等候在產房外的曹叔又得了一個轟雷般的壞訊息……

八娘從此失去了原有的鮮潤，額頭眼角的皺紋留而不去，我們都怕她永遠失去那「完了」的尖聲感嘆，以及一連串朗朗的笑聲，還算好，半年後她性格方面的魅力恢復了。有一回他們全家來我家過星期日，其時她已到香山臥佛寺旁的養蜂研究所專門研究養蜂，並主編一份《中國養蜂》雜誌，她侃侃而談養蜂之道，我記得她講道：「……莫以為蜜蜂兒光采花粉，有時候工蜂還專門要飛到茅坑裡頭去，採一點無機鹽回窩，那也是釀蜜不可少的成分哩！我們反覆搞跟蹤記錄、化驗分析，完了！硬是有這麼個內幕喲……」她笑，我們也笑，她為蜜蜂笑，我們既為蜜蜂笑也為她笑；可我注意到，曹叔不怎麼笑，但也絕無悲慼消沉一類的表情，曹叔總是那麼不動聲色，我想也許是因為他調到農業部去當了幹部，在我想像之中，國家的一個部該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在那些高大寬敞的辦公室裡，坐在厚重敦實的大辦公桌邊的幹部們一個個都是不苟言笑的。部啊！像八娘那樣的性格擱在部裡辦公室是不相稱的，而曹叔似乎是恰能配套。

再以後八娘又生了一個表妹「涓」，生完作了結紮輸卵管的手術。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眼皮已經發粘，在外屋燈下扯閒篇的父母的一些對話忽然使我吃驚，我使勁眨眼，並且伸長耳朵，捕捉外屋傳來的一言一語：

「……八妹其實不必有那個思想負擔，如今新社會，生男生女一個樣嘛；再說，曹家並沒有絕後嘛，他那原配不是生的兒子麼？該有十五六歲了吧？」

「不止十五，總有十六了！我問過八妹，他追你的時候，說沒說過他是有妻兒的？八妹說啷個沒說，一說就掉淚了，說實在是那時候他沒反抗到底，父母包辦的，一共沒同房幾夜，後來就跟大學同學跑到解放區；現在解放了，婚姻自由，那個包辦婚姻，早已名存實亡，現在只差一個手續，手續一辦，名也不存了嘛……他們那回參加一個農業考察團，活動完了回到北京，他就去辦了離婚手續，八妹這才跟他結婚……」

「八妹始終沒見過那位原配？」

「沒見過，也不必見嘛！那兒子倒是見過，可後來八妹總生不下兒子，就跟他說，你去看你兒子，我沒意見，可你就別把他帶回這個家來，也別讓他找到我這兒來，不是我心胸狹隘，實在是我怕心裡頭難過，撐不住……」

「其實也還是狹隘，何必呢？」

「你談得輕巧！八妹雖是搞科學的，這事情到底不能從科學上得到充分解釋：為什麼他們一生女兒就順順當當，一生兒子就偏偏有災！兩回都是臍帶繞脖子！解臍帶的當口都聽見兒子哭了幾聲，就是解不好，硬是死在眼前頭！八妹命苦啊！」

「那原配命就不苦麼？聽說是一直還住在他父母家裡，從兒子那兒算不是媳婦了，從公公婆婆這兒算還是地道的媳婦，盡著孝道……」

「那倒是！婚是離了，可她沒回孃家，聽說孃家也不讓她回，她只能還那麼不明不白地當著媳婦！現在只剩公公了，婆婆是她伺候到底的，在床上一癱就是幾年，光收拾那褥瘡就夠磨人的……虧得有親兒子在身邊，一天天長大成人！」

「兒子對她還孝順啵？」

「還用說！聽說一懂人事，就跟她說：媽，我再也不去那邊了，我是您一個人的，您等著瞧吧，再過幾年，我就掙錢去，我要讓您過上比他們還好的舒坦日子！……多好的兒子！可眉眼，聽說還是更像他老子……」

……

聽著這些令我吃驚的交談，我睡意全無。曹叔原來還有如此隱秘的一面……

出於好奇心，後來我捕捉到更多的資訊。據說曹叔家裡原是從山東來到北京當上大官的望族，清末時在北京東城有一座頗為壯觀的宅院；我甚至根據那傳聞騎車去那院落所在的衚衕考察過，那衚衕一頭因展寬馬路已然拆除，拆剩的部分一道匆忙砌就的新牆後面，露出一座乾巴巴已無花木的土山，山上有一座破敗的四角亭，據說那便是當年曹家花園中的一處勝景；我父親對北京舊宅院頗有研究，他說過去同講究「真人不露相」一樣，舒適幽雅的闊人宅院也講究「門牆不露譜」。皇族因為有釐定的制式，院門格局便等於是地位的標籤，引人注目，京官及闊商富紳的私宅則可以做到「富而不露」；因此，有的似乎很一般的門戶裡頭，轉過影壁竟是一進又一進的華麗房舍；或者房舍不算怎麼炫目，而穿過一個月洞門後，竟是一處江南蘇州風味的花園，太湖石疊成小山，曲板橋跨過萍藻叢生的池塘，臨塘的軒館支開窗板露出琴臺，曲折遊廊旁有叢竹或紫藤，如此等等；有的更在山上置亭。但一般從院外的街道衚衕裡，不僅絕對望不見裡面的山亭，甚至那些單調的灰牆和塵土飛揚的道路，使人連亭臺樓閣、池塘魚鳥的聯想都很難產生。童年的曹叔，該常到那山亭中憩息遊玩吧？但時代的變遷，瓦解了這些個大家庭，也肢解了他們的宅院，曹家宅院不僅早成了許多戶人家雜居的地方，又經區域性拆改露出了當年從牆外望不見的山亭，那破敗的山亭在白晝喧囂的市聲裡不知感受到些什麼，在靜靜的黑夜裡又做著什麼樣的夢。

當我有一回從那衚衕里路過時，遇見從那有山亭的院子裡走出來一位婦女，胖胖的，端著一個盛垃圾的破臉盆，走向垃圾站去倒垃圾，她移動得相當迅速卻又有點顫顫巍巍，仔細一看底下是一雙小腳，不知怎麼的我立即判定她是曹叔的原配，於是我假裝腳踏車出了毛病停下來收拾，等那婦女倒完垃圾往回走時，我便特意從旁端詳了她一番。她有著一張顯露出善良與順從的圓臉，眼睛很大很鼓，嘴唇卻又長又薄；當她消失在院門裡以後，我好奇地想：她怎樣度過每一個白天和每一個夜晚呢？她真同那破敗的山亭一樣，雖仍存在卻已被人遺棄。我對她油然而生同情，但我卻並不站在她的角度去怨責曹叔。

隨著一步步進入社會，我越來越深切地認識到曹叔和八娘那充分建立在自發感情基礎上的結合是美好而難得的。

八孃的同胞兄妹，後來都住在上海。我叫七舅舅的，是九外婆的長子，也是惟一的兒子，在上海是數一數二的牙醫。他的妻子則是享有聲譽的產科醫生，我叫作七舅母，我對她有著一種特別的感情，因為當年我在成都落生時，是她給我母親接的生；七舅舅和七舅母都是最善良、最本分的知識分子，業務上又是同行，但他們不是自由戀愛而是經人撮合成婚的，他們住在一起，卻格格不入，經常為一些最無謂的瑣事爭吵不休，甚至常常說出「那就離婚算了？！」「走嘛！去離嘛！」一類的話來，但他們卻始終並沒有真去離婚，因為他們的道德觀驚人的一致，心底裡都認為離婚是一種絕不可以真正履行的丟人行為；他們又都絕對與羅曼蒂克無緣，雖然苦悶卻又並無任何婚外戀的嘗試；他們便那麼長時間地糾合在一起。後來七舅舅病重去世，七舅母盡心盡力地照顧，送走了七舅舅以後，自己也垂垂老矣。她回憶起七舅舅來並無甜蜜之感，卻又絕無採釀夕陽為蜜的意願。他們沒有生育子女，這就更增加了七舅母晚年的孤寂。除七舅舅這位哥哥外，八娘還有三位姐姐，我分別稱他們為四娘、五娘和六娘。四娘是早年在四川老家時，家裡就給她包辦了婚姻，她為了反抗這包辦的婚姻，曾隻身逃出老家，跑到省會，這在當年算是相當勇敢的行為了。因為那老家是窮鄉僻壤，連最有知識最有身份的人也很少主動與命運抗爭；但四孃的抗爭終於歸於失敗——省會的近親與遠親都拒絕長期收留她，她又找不到什麼出路。於是她終於被追趕到省城的九外公捉獲，押回老家塞進花轎，她能有什麼幸福可言呢？五娘終生獨身。六娘經人介紹與丈夫組成了一個初看似乎還算和順的家庭，生育了幾個子女，後來終於破裂，懶得去辦理離婚手續，而實行了永久的分居。這樣一對比，八娘真是全家中最幸福的一位了；而曹叔，他是誠心誠意地愛上了八娘，儘管他曾切盼由八娘為他生下了一個兒子，但這一願望破滅以後，他對八孃的愛意沒有絲毫的減弱，體現於澗、沁、涓三位表妹身上的父愛，更證明著他對八娘愛情的增強。「有情人終成眷屬」自古以來兌現率就並不高，從旁看去，曹叔對八娘真不啻是情事與姻事中的幸運兒。

記得在曹叔八孃家中看到過一張拍得非常成功的照片，是當年他們熱戀時，在輪船甲板的欄杆邊拍的，那時他們參加同一個考察團，乘船從甲地去往乙地，他們倚著船欄，姿態自然而優美，江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他們對望著，眼睛裡面顏上噴溢位青春和愛情的無形火焰，他們那相互吸引的情景，難道不是這人世最輝煌而永恆的珍寶嗎？

曹叔對我少年時代的水彩風景寫生給予過「嗯，能成」的預言，這預言並沒有準確地實現，但也並沒有落空——我後來沒有成為畫家，卻倒成了一個作家——我至今感念曹叔對我潛在的藝術創作能力的發現與推動。

我上到大學時，同曹叔已成為了朋友。這是很微妙的事。八娘於我來說永遠只是個可親的長輩，而喜怒不形於色的曹叔竟同我漸漸結成了忘年交。

我在高中畢業前已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登出些「豆腐塊」，八娘對此的反應，不過是笑眯了雙眼，拊掌調侃我：「唷，完了！成了大作家了哇？」曹叔卻試圖同我做些令我乍聽頗為吃驚的探討，例如：「散文的本性究竟是什麼呢？」「文尾總用省略號作結尾是否善策呢？」我發表過一篇散文《銀錠觀山》，描繪的是北京西北城什剎海水域的特異風光，他很在意，鼓勵我說：「你跟我一樣，雖然沒生在北京，卻長在北京，今後怕也長居於北京了，你不如專門研究北京，著重寫北京，這就需要深入到真正體現北京特色的方方面面去……」於是他慫恿我去喝豆汁，吃爆肚，乃至於嚼聞上去臭烘烘的雪霜腸；他細細地引我探討：「炒肝明明不是炒的，並且主要成分是肥腸，那為什麼要稱作炒肝？小肚兒明明是豬尿脬做成的，尿脬是膀胱，並不是肚兒，即不是胃嘛，那為什要叫小肚兒呢？這裡頭都摻和著老北京人的微妙心理……」諸如此類的探討，往往是在他家的飯桌上，八娘和表妹都吃完散開，而我倆卻仍慢慢地喝著酒時展開的。我的喝酒，是曹叔教會的，八娘常常感嘆：「完了？！一個人灌不算，還把人家拖下水，有你這麼當叔叔的麼？」曹叔面對這話僅僅淡笑著，有時甚或還微微頷首：「是呀是呀，我是罪魁禍首麼！」好在曹叔自己的量並不大，而且喝得很慢，又講究要有兩樣以上的下酒菜。因此，他帶我喝酒，只給我增添了許多的樂趣，並未給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過些許的不適。我們喝得最多的不是啤酒和白酒，而是黃酒，燙得暖暖地喝，小口小口地喝，在這飲啄之間，曹叔為我邁進文學藝術天地提供著不知不覺的推力。

八娘之愛曹叔，因素之一就是她覺得曹叔有才，不僅有農業專業方面之才，而且有文藝才能，八娘曾在我家對我母親眉飛色舞地誇耀過：「三姐呀，你哪猜得到，他畫漫畫畫得才好喲！機關裡頭搞個展覽，貼出他好多漫畫，咦，笑死人，畫那個鬧個人主義的，腦殼兒膨脹得南瓜般大；畫那個愛鬧情緒的，自己把自己身子打了個結兒，完了！圍起看的人都笑個不停喲！……」但曹叔自己冷靜地意識到，他的漫畫，他的書法，他私下寫著解悶過癮的散文，離公開發表在印刷品上都還有一段距離，因此，他把期望寄託在三個表妹身上，這是我意會到的，他並未當著我明確地流露過，他總不失其含蓄沉靜的做派，自然又是八娘，往往過分熱烈地暴露出她及曹叔的那樣一種期望，記得有一回她來我家，手裡提著好大一件東西，我母親一看吃了一驚：「八妹，你這是要出遠門麼？」她滿臉紅光地大聲解釋說：「哪個出遠門喲！你看嘛，這不是行李箱，這是手風琴啊！天津鸚鵡牌的，一直想給小澗她們買，總碰不到這個名牌兒，今天你來這兒耍，路上恰恰讓我碰上了，吉人自有天相麼！」我母親問她花了多少錢，她說出的數字讓我母親喊出：「完了！你啷個那麼捨得喲！」八娘竟激動得一跺腳，連短髮都搖動起來：「我們就是喜歡藝術呀！就是盼小澗她們能入個門呀！」這鏡頭我至今回想起來，還活靈活現，世上渴愛藝術達到我八娘這種程度的也許很多，但表述其酷愛表述得如此真率和強烈，怕不見得多吧？

就愛好藝術而言，三位表妹確實繼承了曹叔和八孃的心性，但她們似乎都乏於其父的深沉而富於其母的奔放，記得有一回，我們同去看部隊文工團歌劇團的演出，所演的是一齣平庸乏味時過境遷永不會復排的歌劇，因為我姐夫屈晉勇曾是那歌劇團的演員，參加了那出歌劇的演出，因此我和表妹們坐在臺下等候開幕時都頗有傲然之氣，幕布拉開後，在舞臺上認出了我那姐夫時，三位表妹都驚撥出聲，幕間休息時，我領她們繞到後臺，在後臺她們不僅看到了熟識的表姐夫，還見到了曾隨他們表姐夫到過我家的常延茂。那一回她們恰巧也到我家玩，相互攀談過，她們竟因為在後臺近距離看到自己認識的人以濃烈的化妝改變了面容，並舞動著腰肢準備下一場戲，而互相拍打著手掌表露出一種率真的狂喜——多少年以後回憶起來，我還覺得這是不褪色的一幕。當年我曾暗暗地為她們害臊，我以為她們把一種對藝術的神秘感和崇拜心表達得太直露太丟份兒了，但現在想來，那出自天性的無掩飾流露，難道不是如晨曦中的露珠般豔麗、晶瑩、純潔、芬芳麼，後來生活的艱辛人事的煩擾在她們的心上都磨出了厚繭，再想看到她們那種純情少女的奔放表露，是永不可能的了。

曾同曹叔討論過《紅樓夢》，有一次我對他說，《紅樓夢》裡寫到賈敬吞金丹喪身以後，賈珍賈蓉跪哭的描寫，使我感到他們既有作假裝樣的一面，也有內心真情流露的一面，他卻不以為然，冷冷地對我說：「我有經驗的——那全是作假裝樣。」當時我沒有同他爭論下去，心中卻以為他忽略了高階藝術對人物內心多層次描繪的特性。後來，我才慢慢體會到曹叔自有他的道理，他在大家庭裡生活過，在有那土山小亭的宅院中積累了他的生活經驗，他深知多角的宗法或人際關係可以把人性壓榨得多麼乾癟、多麼虛偽。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曹叔在北京還有一位胞弟，也生下了三位千金，但他們兩家似乎絕少來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起來以後，他們的父親遭到了衝擊，被憤怒的「紅衛兵」批鬥以後遣送回了山東原籍。與他們父親同住的曹叔的那位原配及曹叔的兒子沒有被「紅衛兵」一同轟回山東。因為「紅衛兵」覺得他們實在與那「老吸血鬼」難劃歸一類，有的「紅衛兵」還認為他們母子二人是被「老吸血鬼」「吸血」的物件，故而引為「紅五類」而發動他們「造反」。曹叔那惟一的兒子原來幾乎不同他的生父和胞叔來往，爺爺遭衝擊後卻幾次去他們家中活動，希望他們想想辦法，使爺爺能返回城中，至少在原籍不那麼受苦，但據說那位叔叔冰冷地拒絕了，認為早已劃清界限，現在更不能喪失立場；曹叔動了心，卻一籌莫展。據說那兒子一跺腳，瞪了父親一眼，一陣風走了，從此再未登門。我至今不敢就此事問及曹叔，我想他內心一定很複雜，他或許對原由父親操持的大家庭早生厭惡，那強加於他的包辦婚姻就曾危及他人生的基本幸福；但他對解放後獲得了文史館館員資格的父親也未必沒有一定的尊重和情感，他真應該重新研究一下《紅樓夢》中的人物關係，人們的生活經驗確實需要在新的情境中不斷地加以過濾和重組。

「文化大革命」使我家和曹叔一家以及其他親友家都相繼動盪飄移，曹叔八娘在70年代初帶著三個女兒去了河南「五七」幹校。「文化大革命」初起時，八孃的狀態可謂沒心沒肺，曹叔的狀態則可謂不知所措。記得八娘在所謂「派仗」興起後還到我阿姐家去過，那時我父母正從張家口來到阿姐處躲避武鬥，她竟若無其事地向我父母描繪瞭如下的開鬥場面：「……開會開到一半，咦，就衝進一群人來了哇，手臂上都戴到起一尺長的紅箍箍，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那一派的‘送瘟神敢死隊’，他們二話不說，抓起空板凳就朝臺子上摔哇，完了！會場亂成一窩蜂，我就跟到起喊：‘莫打架喲！’結果，也不曉得哪個人把我一推，差點兒就推到了別個腳底板下頭喲！……」講至此她竟呵呵地笑了起來，急得母親拍著她手背說：「八妹喲，好險哪，你怎麼就不躲開嘛！他們打，跟你啥子相干嘛！」八娘頻頻點頭，卻似乎並不感到處在那麼荒謬的情景中應當感到恐懼或悲涼。也還可以理解，八娘不是黨員，不是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還不夠格，兩派都不把她放在眼裡，甚至都對她忽略不計，因此她心理壓力不大。曹叔在部裡是個副處長，也不算什麼引人注目的「當權派」，但兩大派鬥起來，他卻成了雙方爭取的物件，夾在當中，態難表，步難邁，結果似乎是投向了保譚震林的那一派，被另一派視為了「老保」，這下子就追究到了他的出身，他的「陳世美式行徑」，乃至他曾「用漫畫向党進攻，屬漏網右派」，等等，等等；他們下「五七」幹校前我曾去看過一次曹叔和八娘，曹叔拉我喝白酒，反常地不用酒菜，只用幾個蒜瓣下酒，並且頭一回所答非所問，還喃喃自語，最後竟語無倫次，我不知該怎麼好，倒是八娘一旁勸解說：「完了！天又沒塌下來，啥子不得了的事，把自己愁死了，不倒中了那些砍腦殼兒的奸計！」最後八娘給我們一人剝了一隻熱氣蒸騰的肉粽子，逼我們停下喝酒而吃那粽子。

到70年代初，二哥、阿姐，還有曹叔、八娘他們，都離開北京，下放外地了，只剩我一個人留在京城西北隅，彷彿一隻縮在牆縫裡的土鱉蟲兒，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會怎麼樣，勉強打熬著灰暗壓抑的時日。

灰色的日子畢竟也是日子。日子的好處就是會流動，你主動也好被動也好它反正會帶著你往前移動。灰色的日子裡畢竟也還有亮點。即使像芝麻粒那麼大的亮點，也總能放出點暖心窩兒的微光。那幾年裡，親友們從外地寄達我那個衚衕雜院小小東屋裡的書信，便是我生活中的亮點，心主中的星光。

有一天接到了曹叔從河南「五七」幹校的來信，厚厚的一疊信紙，密密麻麻地寫了許多，使我驚喜不已。原來那是一個難得的休息日，他坐著小板凳，掀開床褥，以鋪板當桌，幾乎寫了一整天，專為我。這使我非常感動。他寫他對北京的懷念，寫著寫著就信馬由韁起來，寫到渴望能喝到一碗熱豆汁，就著炸成金黃色的焦圈兒，或者起著許多小泡泡的薄脆；還渴望在北京小衚衕裡的大槐樹下，讓晚風把滿樹的槐花瓣兒吹落一頭一肩；甚至渴望讓春天的沙風撲面而來，從而嗅到一股「沙塵的香味」。他又寫到在「幹校」的生活，寫大家如何席地而坐地看一晚上電影，整整兩個多小時裡所放映的全是有關歡迎西哈努克親王的記錄片，大家竟目不轉睛、津津有味，乃至已經映完意猶未盡。又寫到有一天集合排隊，步行十幾裡去鎮子裡一個廣場，看縣裡一個劇團演樣板戲《沙家浜》，因為去的人太多了，觀眾席又無坡度，結果除頭幾排外後面的人幾乎都覺得看不見臺上的演出，於是乎往前擁，於是乎爭吵，於是乎推搡，最後竟至於大打出手，甘蔗頭和甘蔗皮滿天飛，人們的審美飢渴化為了一片原始的宣洩……讀完這封信我非常憂鬱，我強烈地思念曹叔，渴望與他同桌對酌，彷彿我能撫慰他那在深處寂寞著並憧憬著的心靈。

幾年以後，已經粉碎了「四人幫」，情況開始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我收到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復刊的《兒童文學》寄給我的一張「內部電影觀摩票」，演出的節目是西方電影《蛇》。放映的場所是一處內部禮堂，我以一種空前的榮幸感憑票進入了那所禮堂，從下公共汽車起直到進入禮堂大門，我穿過了稠密的等票、求票乃至於試圖搶票的人群；開始放映電影了，我坐在前排，突然聽到一陣陣猛烈的撞擊聲，不是銀幕上傳來的，而是已經緊閉的禮堂大門被由於極度想進場觀看而未能得以進場因而暴怒的一些人所撞擊，那聲音清楚地表露著他們不是用手拍用胳膊肘敲用腳踢而是用整個肉身在撞，實在是驚心動魄！我看不下電影去，我忽然想到了曹叔的這封信，我洞見了普通人心靈深處的一種最純樸的渴求與一種最渾黑的寂寞以及試圖衝出這種寂寞的暴烈掙扎，我鼻子發酸。

其實曹叔給我寄出那封信不久他就回到了北京，不過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的，因為他回到北京後並沒有來找過我，估計他也並沒有喝到豆汁吃到焦圈或薄脆，甚至也並沒有重溫到槐花的芬芳與沙塵的馨香。

是組織上通知他並讓他回到北京的。

北京那時候正全面修建地下鐵道，很大一部分修建任務由工程兵部隊承擔，該部隊有一支龐大的汽車隊，負責運輸土方以及各種建築材料；車隊的司機大多是些十分年輕的義務兵，他們經驗不足，特別是以往習慣於野外作業，到了這人煙稠密的城市難以迅即適應，自然也還因為北京人中總有那麼不小的一部分對汽車並不懷著畏懼心理，特別是年輕的騎腳踏車人，從而常常釀出惡性車禍。

在那幾年的許許多多這類車禍中，有一樁出在東單。一位工程兵的大車司機在慢車道上撞死了一位騎車人。撞死人的戰士和被撞死的工人都是才二十多歲。那被撞死的小夥子騎的是一輛才買了沒幾天的嶄新的鳳凰車，手腕上戴著一塊才買了沒幾天的嶄新的全鋼防震防水上海表。

工程兵部隊十分重視每一樁他們屬下造成的車禍，甚至早就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抽調了若干精明強幹的人員，按部就班地處理每一樁有關事宜。這樁車禍發生後他們處理得也一如既往地及時、大度、精心。

他們查實了死者的身份，先主動到所屬工廠致歉，並由工廠方面陪同到了死難者家中，向那工人的母親誠摯地致歉，不僅肇事者聲淚俱下地跪到她膝前願認她作自己的母親伺奉她終生，肇事者一個班的戰士全都誠摯地圍住她向她宣誓：「娘！我們全是您的兒子！」部隊不僅允諾負責全部殮葬事宜，並賠償她5000元人民幣的人身損失，肇事者所在班且擬承擔她家的全部家務，從買米買煤買菜到做飯洗衣，乃至於要給她念報紙講故事陪她嘮嗑兒解悶兒。但那母親對這一切的反應是沒有任何反應。她眼睛睜得大大的如兩個銅鈴，嘴唇抿得細細的如一道刀痕。她坐在那裡不哭不語，不動不晃。

她便是曹叔的原配。死於車禍的便是曹叔惟一的兒子。

我至今沒有問過曹叔這回事。也不應當問。但我至今仍不免懸想，他那原配究竟還在不在人世？如何生存於這人世？曹叔從來沒有愛過她。她的公婆也不可能給予她愛。惟有由她輸出己愛培植出的兒子能回報她以愛，使她灰暗的生命趨於明亮。他們母子相依的生活流程剛剛達於一個新的起點，十幾年來她每天用多於十個小時的十指勞作(挑繡外貿桌布餐巾)，含辛茹苦供兒子上完了中學，又蒙政府政策照顧，沒有安排上山下鄉而分配到了一所很大的工廠，在一個很大的車間裡當上了車工，並且開始領回了工資，給她置買了新的衣衫和鞋襪，跟她反覆地說：「媽，打今兒起就是我養活您了，您該歇著了！」還懂得給她往家裡帶她最愛吃的醬牛肉和京白梨，又在她督促下為自己置買了新腳踏車和新手錶，誰料到這剛剛達到的新起點竟也是突然降臨的終點。她失去的不是一個兒子而是生命的一切。她的命運為何如此悲慘？冥冥中真有主宰麼？誰這般忍心？

70年代中期，曹叔和八娘又回到了北京，帶著表妹涓。澗留在了河南。在「五七」幹校時，他們都以為再不能回到北京了，而澗已上完中學，所以就進了當地一家工廠當工人，剛得到那機會時，八娘還曾在給我的來信中表示他們非常高興，因為並不是每一位「五七」學員的同齡子女都能進到那樣一所國營工廠當正式工人，有許多隻好到幹校鄰近村落裡插隊。表妹沁他們過繼給了在上海的七舅舅和七舅母，使沁迅速成了一位滿口嗲腔的上海姑娘。

曹叔和八娘回到北京後，我去看望他們。他們一家三口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平房中，他們以往在北京從不曾住得那麼糟糕，但他們卻喜形於色，因為畢竟回到了北京又有北京的戶口了。八娘一邊招呼我和曹叔擠坐著喝酒一邊唸叨著：「就是小澗可憐啊！唉，當初真不如就讓她在附近村子裡插隊哩，你說誰想得到呢？現在的政策是允許插隊的辦回來，進了國營工廠的倒一律不能隨父母回北京，唉……」八娘經過幹校的洗禮變成個十足的老太婆了，臉上添了許多的皺紋，並且不大顯現原來樂觀的天性，「完了！」的感嘆也大為減少。曹叔卻似乎沒有什麼變化，對比之下，他比八娘顯得年輕許多，也許那天是剛剛洗過澡、理過發的緣故吧，我覺得曹叔比以往還英俊瀟灑。他仍是喜憂不形於色，表情淡淡的，同我邊喝邊扯閒話，他嘴裡談的，遠不如他給我寄來的信上寫得那麼豐富、生動，他基本上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這個那個，我說得很多，我問他什麼，他有問必答，但都很簡要。

沒多久就有「四人幫」倒臺的大轉折。曹叔的父親從原籍回北京落實了政策，他自然不便與曹叔的原配去住，曹叔弟弟那裡，或者是不歡迎他或者是他不願去，結果就住到了曹叔那裡，曹叔的住房條件並無改善。只不過多了一間廚房，老人就在廚房裡搭了一塊鋪板湊合著住下。我直到這時才認識了這位曹爺爺，他衣衫破舊，但面容整潔，而且紅光滿面，下頦蓄著一撮白鬚，與長長的白眉相呼應，見到我藹然可親，禮數週全，說話露出一口完好的白牙，使我猜想到，他年輕時一定比曹叔更風流倜儻。同時我也默默地想：昔日有著一所大宅院的他，那土山上的亭子也比這低矮的廚房面積大啊，日推月移，如今他在京華中竟只能這樣的存在，《紅樓夢》中的《好了歌注》真是不能不服呀！

八娘原來同這位公公是互不相認的，因為公公認為自己的大兒媳是那位原配，而那位原配也盡心盡力地對他執媳婦之禮；事到如今，八娘同曹爺爺只能面對面相處，並且是在極其狹小的空間中，依我從旁冷觀，他們漸漸地也就習慣了。有一回我去他們那裡，曹爺爺到衚衕裡溜彎兒去了，八娘一邊做菜一邊主動地對我說：「我們爺爺倒是個難得的好脾氣，你看這麼不方便，他也能將就著，從沒提過什麼要求，有過什麼抱怨——對了，他惟有一條要我們，包括小涓，為他做到，就是‘千萬莫把絕後的事兒告訴曹樓的人’。你懂了嗎？完了！你還沒明白過來麼？你曉得曹家他這一支，他老子單有他一個，他這一房兩個兒子就你曹叔給他留了一個孫子，好容易長到二十出頭竟讓大卡車給撞死了，他不就絕後了嗎？他們老人是不把小澗、小沁、小涓他們作曹家人的，早晚要嫁出去的嘛！這事對他的打擊比遭‘紅衛兵’遣返大得多，他不怕他那個老家曹樓村的人批鬥他如何如何反動，他就怕這訊息傳過去人家笑話他絕後……其實我們怎麼會去說這個又找誰去說這個呢？但只怕那曹樓村的人早晚能得著訊息……唉，我們這位爺爺也真可憐！你看，擠在廚房這麼個kaka裡頭過日子……」

其實以親戚而論，八娘與曹叔及三位表妹算我的親戚，曹爺爺已不甚與我相干，曹叔的那位原配更與我風馬牛不相及，但曹爺爺的命運，那位原配的命運，至今仍偶爾牽動著我的心腸，使我浮想聯翩，扼腕感嘆。我的心腸是不是過於柔弱了呢？

人生的大趣味在於變化。意想不到的變化是最濃釅的趣味。當曹叔他們背朝青天臉朝泥巴地在「幹校」插秧、割稻時，當他們被一遍遍地訓誡著要對「幹校」生活作「長期」乃至「終生」打算時，他們怎會想到幾年後，不但能夠回到北京，恢復機關的工作，而且還能出國考察，所考察的竟又是美國呢？

曹叔所參加的那個考察團是先飛往西歐再飛往美國的，當中在巴黎有一天的停留，曹叔因此遊覽了嚮往已久的花都巴黎。曹叔同我喝著黃酒，慢條斯理地閒話巴黎和紐約。他說起在巴黎時，他們團的一位成員，不知是上飛機前吃了什麼不乾淨的東西，還是飛機餐裡的什麼東西變了質而未覺察，下飛機後肚皮裡就鬧騰起來了，因為他們在巴黎只停留一天，公派出國的團體只能集體行動，個人身上連一個子兒的硬通貨幣也沒有，語言上又有困難，所以只能是集體遊覽——大使館派出一輛大巴士，向路經巴黎的各種出國團體提供方便，乘坐那巴士可以速成式地瀏覽巴黎風光，巴黎鐵塔、聖母院、盧浮宮、凱旋門、協和廣場等每處最多停留半小時，最少只給一刻鐘——那位成員自然不願放過這一生難逢的機會，因為他們從美國考察後不再途經巴黎，他估計自己以後再無遊覽巴黎的可能，因此強忍著肚中的造反登上了遊覽車，開頭去到幾處，尚能勉強將肚中「造反派」鎮壓下去，後來就不行了，簡直是活受罪，找廁所又不會找，有的廁所收費又上不成，找到一處又怕誤了回巴士時間，結果弄得神魂不定，坐到車上時竟至於憋忍不住而流瀉褲中，使周圍的人掩鼻奚落。曹叔講完此公遭遇後咋舌感嘆說：「這也許就是命，就是所謂緣分吧——他跟巴黎就那麼無緣，現在問起他來，他後悔那天為什麼不就留在使館招待所中——他說一路上他什麼印象也沒留下，惟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狼狽和臭氣……」

「我就不信我命裡註定要在河南過一輩子！就跟北京無緣！」

切斷曹叔語頭的是澗表妹。她又一次從河南來京探親。因為她的歸來，八孃家變得更加擁擠。八娘悄悄告訴我，晚上曹叔只好睡在書桌上——別看他去了美國，還逛了巴黎！

從河南迴來的澗表妹我簡直認不出來了，那不僅是因為她已長大成人，模樣上起了變化，她那原來充滿弧線的臉龐已有幾處——例如下頦、鼻翼——變為了生硬的折線；更重要的，是她性格似乎已與從前迥異。當年她拎著手風琴時，眼裡的那種稚氣和歡樂哪裡去了？還有在後臺見到我勇哥他們那些演員時，那種純樸的大驚小怪和迸發著生命力的狂喜怎麼蕩然無存？當年她還有在生人面前極為靦腆的一面，而據她自己的陳述，她現在簡直不懂得自尊心和麵子在這個世界上值得幾分錢！

我以驚訝的目光望著澗表妹。以前我沒把她看在眼裡，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她小，另一方面是因為她太單純，單純的東西我們可以喜歡卻不會特別地加以注意。長大成人的澗表妹坐在我面前，目光冷峻，語調尖酸，她對我，也對父母，乃至爺爺，宣洩著她剛剛積累起來卻頗為厚重的人生經驗：

「……我們那個站是個小站，每次火車只停一分鐘，上了車當然不會有空座位，有時候連廁所門外都擠著坐著好幾個人。開頭我臉皮嫩，就那麼忍著，你忍吧，幾個鐘頭，十幾個鐘頭，你就別想坐下，一直站回北京！座位要自己找！自己的命要自己去掙！緣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這麼簡單的道理，我得來容易嗎？不容易！……現在我一上車就往車廂裡擠，我從一號座位問起，一個挨一個地問，一排一排地問，人家不理我，我也不生氣，可我也不停下不問；人家回答的話難聽，或者騙我，我也不在乎，反正我還要問下去；問什麼？就問：‘您哪站下車？’那麼一排排問下去，問到一個最近一站下車的了，我就破開臉對他說：‘好了，您下車這座兒我坐，我就在您邊上等著了。’他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我就在那兒死等了。別以為臉皮厚到這個分寸座位就把牢了，有時候那下車的人屁股剛挪開，有人就搶在我前頭把屁股擱上去，所以後來我就把臉皮更加厚了幾分，問妥了坐在座位上的，我還要跟站在周圍的人都說清楚：‘這個座位是我等的，他下了車可該我坐，謝謝你們了！你們要是誰不同意，早一點兒說，我好再往前等別的座兒去！’這就把牢了，過那麼一個來鐘頭，我就坐下了，坐下來是真格的，就是跟站著不一樣，而且這座兒是我自己掙來的，坐著格外舒服……也有人看著我，彷彿嫌我年輕輕的又是個姑娘怎麼這麼不顧臉面，我就看著別處，給他一臉冷笑，臉面？我沒丟別人的臉，再說，臉面值幾個錢？……」

澗表妹就這樣開始了她尋找自己人生座位的奮鬥。八娘暗地裡流過淚，為當年不該一念之差把小澗送進了那工廠，害得她一個人流落在外；為小澗的性格變得如此粗糲，甚至對父母說話也變得生硬而功利；為曹叔和她自己缺少門路無法將小澗弄回北京……八娘也託過我，看能不能找到線索，用對調的辦法將澗表妹調回北京，我撓著後腦勺發愁，且不說沒有線索，就是找到原籍是河南那個縣的人，人家又怎麼會願意離開北京回到原籍呢？

澗表妹的探親假到期了，臨回去以前八娘弄了一滿桌子的菜，我也湊熱鬧給她送行，澗表妹在飯桌上只揀一種她最愛吃的菜——鮮藕肉盒吃，對於八孃的眼淚汪汪和曹叔的額紋抖動，似乎全都無動於衷，末了冷靜到極點地說：「你們就都別操心了，連小表哥也別再幫我打聽，你們都是隻能靠組織、靠別人、靠運氣解決問題的人，出了家門兒臉皮嫩、舌頭軟，不頂用的。我想好了，我自己有辦法——我回去以後就自己跑，一戶戶地去問，你們家有沒有人在北京工作的？有沒有退休想葉落歸根回老家的？在北京什麼單位？那單位讓不讓對調？……我就不信一個縣裡問不出一個來！……」

兩年以後，澗表妹竟真的用這辦法將自己調回北京了，是在一家近郊的倉庫裡當統計員。

當我心煩的時候，我就抻過一張紙來，在上面先寫一行「我究竟在煩些什麼？」然後開列出1、2、3、4……開列完了逐項冷靜地考慮，將它們再分成a、b、c或更多一點的級別，接下去就能把c級以下的逐項劃去——這其實很不值得發煩，這其實很容易排除或實現，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幾條，集中精神想想，而且儘量往好處、寬處想。最後，望著那張紙，心裡就鬆快多了，儘管事態一點變化也沒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還未給落實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還未回到北京；我自己雖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業上困阻頗大，經濟上甚為拮据，煩惱事真是一大堆。

那幾年裡，我在北京惟一的親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於對他們的關心，有一天我也抻過一張紙，為他們開出一串他們的煩惱，綜合分析了他們的各項煩惱以後，我把所有的箭頭都集中到一個字上，並用紅鉛筆把那個字重重地圈了起來。那是一個「房」字。

澗表妹雖然對調回了北京，卻並無宿舍可住，辦對調手續時，接收單位就把話說在前頭了——人可以來，住房請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給家裡買了一張上下鋪的鐵架床，讓涓表妹睡下頭，她自己睡上頭，鐵架上下鋪緊挨著曹叔和八孃的雙人床，當中拉一幅布簾，這樣睡了些時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後就換成八娘和涓表妹睡雙人床，澗表妹睡上下鋪的下鋪，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鋪去睡。但這樣睡了一陣，又因為曹叔塊頭兒太大，一翻身就滿屋子的咔啦咔啦響，澗表妹說簡直是地震，最後曹叔和澗表妹又易了位——別忘了外面廚房中還有爺爺，爺爺身體垮了下來，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這樣地睡覺在盛夏尤為痛苦。

他們合用的空間如此之小，卻又至少總有三個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爺爺不必說了，八娘因為確診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為考大學失利，決心在家複習一年重上考場；這樣就引出了許多難以避免的摩擦。

當然，希望在前，曹叔他們機關正蓋宿舍大樓，大樓剛打基礎，機關的分房委員會已經開始工作。為了公平合理，根據十多種因素給每個人打分，我聽八娘給我念叨過，他們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單元，關鍵在有爺爺同住，因為三代人比兩代人多五分，倘若他們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為他們是兩個女兒，那就要在從五分里扣去兩分，因為人家覺得女兒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陣子我去曹叔八娘那裡，或偶爾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來，我們的話題往往不知不覺地就轉到了房子上。澗表妹很少到我家來，涓表妹根本就不來，因為她自從考大學失利以後，就抱定了某種其實是過分的決心。據曹叔八娘說她在家跟他們話也很少，跟姐姐和爺爺甚至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書桌前溫書——那書桌別人都自覺地不用，盡著她獨享——我去他們家時，她往往頭也不抬地繼續背書、做題，所以我對她留下的印象，只有兩個反射著光影的近視鏡的圓片兒，以及偶爾發出的「你們聲音小點兒行不行？！」的呼聲；吃飯她往往不到廚房的小桌邊，而由八娘把飯菜給她端到書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們住的那間平房小屋的門，開門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讓進屋來，只覺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視鏡的圓片兒冷冷地放著光。我簡直想不出她跑來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鏡，我這才發現她原來也有一雙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見她眼眶裡蓄滿淚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淚水，這時我心裡一緊，慌慌地問：「怎麼了？」她用悲慼的聲音告訴我：「爺爺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媽讓你去幫忙……」

我舉起腳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孃家，幫著料理一切。我發現不僅曹叔在失去父親以後從內心裡迸發出了強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們也都真的流瀉出超乎我預料的悲痛。原來爺爺在大限來臨之前，掙扎著對他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對不起，我沒能為分房子堅持到底……」的確，按分房委員會的計分法及規定，他家爺爺一死，他們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兩居室。

當我陪著曹叔去寄存曹爺爺的骨灰盒時，我痛切地感覺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計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腦子裡不知為什麼浮出了那衚衕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後來我再騎車去那院牆外張望，土山連同四角亭都沒有了，那裡正在蓋一座樓房。原有的居民都遷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裡遇上一位端著髒土盆倒垃圾的小腳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該去的都在離去。

去的在去，來的倒也在來。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該來的都來。

80年代以後，我自己家的各個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變化，這暫且不說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漸好轉起來，頭一項，就是終於住進了新住宅區——團結湖的單元樓，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爺爺臨終遺言傳出去以後，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僅家裡明擺著有兩個大女兒，沁表妹在上海的戶口問題遇到了麻煩，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關「幹校子女」的政策仍遷回北京，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們高高興興地遷入新居以後，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來去看望多年不見的兄妹，二來好把沁表妹的戶口歸屬落實——這倒不成為她的心病，因為無論沁表妹最後是在上海落戶還是回北京團聚，都令人高興，只要不再懸著就好。此外還有一樁喜事——四娘那已經35歲多年落實不了物件的兒子沈錫松，終於宣佈要在國慶節結婚，八娘正好可以趕上他的婚禮，熱鬧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週，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來，愛人上工去了，我不會做飯，便請曹叔上什剎海邊銀錠橋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後，我才發現曹叔眼神有些異樣。我原以為他是八娘不在，發悶無聊才來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裡出了點什麼事，是澗表妹又有什麼古怪的表現？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後精神狀態不能穩定？我只是望著曹叔，等他開口。

我們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楊樹，以及它們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風吹得不斷抖動的影像，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在湖邊倚著鐵柵欄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內外的糖葫蘆無人問津，倒引來了幾隻粉蝶上下翻飛；曹叔望著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對我說：「你四娘沒有了……」

我吃了一驚。四娘我與她相處的時間很短，就是有一年她從上海來北京散心，住在八孃家中，那時候澗表妹她們都還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帶著頭兩個表妹去遊頤和園，當中要換幾次車，每次一擠上公共汽車四娘就搶著去為大家買票，那陣式就像在搶銀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從同一個車門上的，她買妥票後總要扯著大嗓門用地道的四川話嚷：「買了票了啊！八妹你們就莫買了啊！」那聲音響徹全車，引得許多人既張望她又轉頭張望猜想中的「八妹你們」，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場合都使用這種大嗓門講話，在家裡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氣聽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穩當些嘛！」「哪個說的啊！那啷麼得行啊！」「完了！未必哪個是哄你們麼！」其實，她那麼甩著大嗓門講話不僅絕非吵架，而且是誠心誠意地傾瀉著親熱。這也許是我們四川人的一大特點，所謂談話十分「展勁」。前幾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時剛在床上靠靠想養會兒神，就聽見走廊裡好一陣吵罵聲，幾個人都甩著大嗓門，聲音既高昂又急切，還夾雜著拍擊身體的聲音和尖叫，我實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門勸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幾位服務員在極為親熱的互相嬉戲，無論是他們互相切斷對方的話頭高聲笑罵，還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聲叫喊，都只說明著他們心境的歡樂與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個典型的洋溢著歡樂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從未聽說過她有什麼病，年紀也不算太老，況且所鍾愛的獨生子又洞房花燭得大歡喜，她怎麼會「沒了」呢？

曹叔只顧喝酒，不怎麼夾菜。我勸他多嘗一點烤肉季的風味烤肉和甜味羊肉「它似蜜」，曹叔慢慢騰騰地夾口菜，呷口酒，兩眼不望著我而望著窗外，用一種彷彿在敘述非洲的什麼與我們全不相干的事情那樣一種口氣，淡然地向我報道：「你沁表妹打來個長途，讓我去上海接你八娘來。她被四孃的事弄懵了。你那表哥的婚事一切都籌辦好了，只等著在南京路上一家飯館請客辦事。就在要辦事的當天上午，你四娘忽然想上街再買一樣東西，她出門的時候你表哥勸過她，那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買，何必這麼著急？她卻非去買不可。就那麼去了。結果，過馬路的時候，她從一輛停在路邊的麵包車的車頭前往前穿，一下子被忽然開過來的一輛運貨卡車撞倒，當場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