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修鞋師傅。他希望有個什麼樣的兒媳婦？

北京城中軸線所穿過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鐘樓、鼓樓、後門橋、地安門（門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宮、天安門廣場、正陽門、前門外大街、珠市口、天橋、永定門（門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後門橋了。該橋在鼓樓和地安門之間的街道中段，古時叫萬寧橋，又名澄清閘。從什剎海前海流出的水，穿過此橋，拐向東南，經東步糧橋進入皇城東南，再匯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現在此橋還存有漢白玉的橋欄，只是橋下已經無水，成為一座旱橋了。什剎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後門橋下流，而是經暗溝流人北海公園的北海，再經中海、南海，匯入天安門前的金水河，又經過一段暗溝，匯入到東便門的泡子河中，再洩入到通惠河裡去。

後門橋當年的景色，據志書記載，頗富野趣。元朝有個張翥吟詩曰：「立馬金橋上，荷香出苑池。石橋秋雨後，瑤海夕陽時。深樹棲鴉早，微波浴象遲。煩襟一笑爽，正喜好風吹。」如今的後門橋，卻完全是鬧市景象了。橋西有一家「合義齋」飯館，除賣正餐炒菜外，附設小賣部，專營北京風味食品炒肝和灌腸。橋東則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麵館，新近還出現了一家青年人合資經營的「燕京書店」。這樣，後門橋兩側可以說物質、精神兩種食糧都不匱乏了。

荀磊的父親荀興旺師傅，就在後門橋西南的人行道上擺他的修鞋攤。整個攤子由兩隻油漆桶和幾扇可以摺疊的木板組成，收攏可以放到腳踏車後架上馱走，開啟則有一兩米長，上面陳列著備用的大小鞋釘、鐵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壓塑膠塊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攤子擺開後，荀師傅便將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樣並附有個體營業執照號碼的白布，系在攤前。沒有活時，他便端坐在攤後，戴著一頂帽子（冬天是栽絨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簷草帽），膝上搭著一塊厚重的勞動布；修鞋時必不可少的「獨角蛟」（鐵製，下頭有供腳踩著以便固定的橫向底座，上頭是豎向的一個厚鐵腳掌，以便將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兩腿之間，手裡握著一隻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煙鬥，悠閒地抽著葉子菸；來了活路時，他便將那大煙鬥擱下，麻利地操作起來。

這天荀師傅八點多出攤，擺開攤就來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後掌帶換跟的，有縫前幫帶粘內墊的，送活的人還都挺急，巴不得立時就能修好上腳。荀師傅拿過活就做，和顏悅色地對他們說：「過一個鐘頭來拿吧，我儘可能給整舊如新。」人家走了，他戴個老花鏡，兩眼只瞧著「獨角蛟」上的鞋，一雙佈滿老繭的手忙個不停。

荀師傅做活的時候，不但看不見周圍的一切，也聽不見周圍的聲響。所以，當那輛裡頭坐著孟昭英和詹麗穎的迎親汽車駛過後門橋時，他一點也沒有發覺。

街上的另一個人卻注意到了那輛汽車，而車裡的人也看到了她，她們之間甚至還匆匆地打了個招呼。那便是騎著腳踏車由南而北的馮婉姝。

馮婉姝和荀磊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她剛從北京外語學院西語系畢業。他倆語種不一，工作內容有時卻相通。他們倆真是一見鍾情，熱戀之中，他們只顧互相欣賞，雖然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卻全然沒有問及過對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開關係之前，他們活動的地點，一不是電影院和劇場，二不是公園。他們專找那種不用買票、出入方便、易被人們忽略的「小風景」去纏綿。常去的地方有故宮後面的筒子河邊、王府井大街斜對過的正義路林xx道、什剎海的銀錠橋畔、中國美術館東側的綠地等等。他們在廕庇的角落裡緊緊地擁抱，互相微閉著眼睛尋找對方火燙的嘴唇，心裡瀰漫著濃郁的詩意。等最熱烈的感情迸發完以後，他們漸趨冷靜，於是，不知是從哪天開始，荀磊向馮婉姝學起西班牙語來，而馮婉姝也便向荀磊請教起英語來。他們的學習方式是充滿了戲謔的，比如荀磊問：「西班牙人怎麼稱呼月亮和星星？」馮婉姝告訴他了，他熟記幾遍後，馮婉姝便反問他：「英國人怎麼稱呼楓樹和紅葉呢？」他答了，馮婉姝也熟記了幾遍，於是雙方開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語說：「我愛月亮、星星，不愛你。」馮婉姝便緊接著用英語說：「我愛楓樹上的紅葉，討厭你。」雙方語法上自然都有錯誤，於是互相激烈地指責，其間荀磊會用英語咕噥一句，馮婉姝便會追問他究竟何意；而馮婉姝也會用西班牙語嬌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問她究竟埋怨的是什麼。這樣，鬧到最後，他們雙方又都學會了不少單詞和句式，於是一個伸展著腰肢，一個搖晃著披肩發，都說「累死了」，然後少不得便緊緊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語和英語混雜一起說：「我愛你，愛得要死！」

他們當然誰也沒有死。他們活得有滋有味。終於有一天，他們理智起來了，認識到愛情的歸宿必然是一個由他們兩人組成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又必然要同他們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聯絡，於是他們這才開始介紹自己和詢問對方的家庭情況。他們是不是太浪漫了一點呢？是不是太超凡脫俗了一點呢？也許，使他們這樣處理個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於他們都讀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義的文學作品吧？

荀磊告訴馮婉姝說：「我父親是個修鞋匠。」

馮婉姝笑嘻嘻地說：「別臭吹了！你有什麼資格自比安徒生？」丹麥童話大師安徒生是鞋匠的兒子。馮婉姝確確實實沒有絲毫鄙棄修鞋匠的意識，無論是丹麥的還是中國的，修鞋匠在人格上與她，與所有的人，都是絕對平等的。但她過去完全沒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她覺得就憑荀磊那地道的英國紳士風度，他父親起碼也得是個中學教師。

荀磊重複地說：「我父親真的是個修鞋匠。」

馮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並不是開玩笑。於是她收斂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腦袋調整得更舒適，閉上眼睛說：「你愛他嗎？把他的情況細說說吧！」

荀磊便撫著她一頭柔軟的長髮，徐徐地對她說：「我父親叫荀興旺。我們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爺爺早就去世了，奶奶帶著我兩個姑姑和我爸過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後來就加入了八路軍。那時候他才14歲，槍比他人還高半頭。後來他是解放軍裡最普通的戰士，參加過解放石家莊的戰鬥。你知道八一電影製片廠前些時候拍過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莊》嗎？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這樣的電影。我也一樣。主要是這樣的片子藝術上貧血貧得太厲害了，對吧？可電視上放這部電影的時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味。他坐在我們家他自己打製的沙發上，手裡攥著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煙鬥，腦袋前伸著，聚精會神地從頭看到尾，一邊看還一邊評論著：‘對！就是那樣！……不對！瞎掰！當時哪是那樣！’電視上好像不止播過一次，他次次都是這麼個看法。說來也怪，跟他一塊兒打仗的戰友，犧牲了不知多少，他卻連重傷也沒落下。他還拼過刺刀哩。你不信嗎？我信。因為我爸嘴笨，說實話都費勁，說瞎話那就非把他難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們講他拼刺刀的事，就那麼三兩句話，聽得我心裡怦怦直跳。不是真拼過的人講不出那話來。他說到那時候眼裡只有敵人的肚子，那肚子東躲西閃，可他非把刺刀插進那肚子裡不行，扎進去拽出一嘟嚕腸子來，他就高興了。他就那麼出生入死地在第一線戰鬥。我奶奶和我兩個姑姑，那一陣整天站在村口守著，一有擔架隊過來，他們就捱過去，一個一個掀開被子認，始終沒有見著我爸爸。她們就哭了。人家問她們為什麼哭，兩個姑姑說：‘高興的。俺弟弟殺了敵人，可他沒掛彩。’奶奶卻說：‘糟了。怕是犧牲在那兒，抬不回來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裡，奶奶和姑姑讓他脫光了膀子，見他果然一點沒殘，高興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窩、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處彈片劃出的傷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畢竟算不了什麼。爸爸要是留在部隊，繼續南下，說不定就當上南下幹部了。那就不知道會娶個什麼樣的老婆，養出些什麼樣的孩子來，反正沒有我了。可土改以後家裡沒有勞力，他就解甲歸田了。種了幾年地，我兩個姑姑先後出閣了，城裡招工，我爸就進城當了工人，後來把奶奶也接進了城。我爸先學木工，後學鉗工，他這人手巧，想做什麼能成什麼，後來一直升到了七級。八級工到頭，他只差一級。他們廠也沒有八級的，他算技術最高的了。

「你一定覺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經歷這麼好，可他怎麼會不是黨員？他不是。據說他出師的時候，廠里黨委書記挺動感情地對他們車間黨支部書記說，荀興旺你們不發展，你們究竟想發展誰？可車間支部書記為難。我爸是個出名的孝子，奶奶愛吃豆麵糕，近處沒有，歇禮拜那天我爸就騎車跑遍全城，不買到豆麵糕絕不罷休。這當然不會成為問題。可後來奶奶去世了，當時北京市已經大力提倡火葬，黨團員都要帶頭，家裡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無論別人怎麼勸，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還是買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黨支部書記覺得這事很難辯解，確實是落後的表現，所以不同意發展我爸入黨。再有我爸原來是個文盲，進廠後進掃盲班，費了老大力氣，認字也不多。後來補文化課，補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愛看書，只愛鼓搗東西，比如打個傢俱、安裝個管道、編個漁網、修理個腳踏車、修個鞋、旋個菸斗什麼的，弄出來樣樣讓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書他就頭疼。他一生只精讀過兩本書，一本是《苦兒流浪記》，這本書我聽他講過，不是法國那個馬洛寫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種訴苦材料；另一本是《魯班學藝》，據他說他得到的那本書頁已被撕破，他是一頁頁拼攏一起，一字一字讀下來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兩個人，一個古人一個今人。古人就是魯班，今人就是彭德懷。因為我爸文化始終提不高，黨支部認為是學習不夠努力造成的，所以後來也就一直沒有發展他人黨。我爸這個人人緣特好，但人人又都認為他絕不是入黨、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來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積極找他。往外派工宣隊，沒他的事兒。‘支農小分隊’他也沒參加過。他就是在車間幹活。車間停產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個人了，他也在那兒待著，擦擦這兒，掃掃那兒。他就是那麼個木頭人似的模樣。其實他心裡很有主見。他平生最喜歡看的一齣戲就是《白毛女》。他說還在部隊裡的那陣，參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團演《白毛女》的時候站在臺上‘壓臺’，只要一演到逼死楊白勞那場，他就忍不住流眼淚。有一回有壞人搗亂，在場子裡喊反動口號，我爸從臺上一個雄鷹展翅撲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個壞人，要不是別的人起來勸阻，我爸當場就會把他斃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有人告訴他，說江青說了，歌劇《白毛女》是毒草，他連驚訝和憤慨都沒有，因為他根本不信。後來知道真把歌劇《白毛女》否定了，他也並不激動，他認定那不過是一時的說法，他堅信歌劇《白毛女》是好的。後來組織大家看芭蕾舞劇《白毛女》，看到喜兒被搶，他照樣感動，他跟人家說：‘《白毛女》還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釋：這個《白毛女》同那個《白毛女》有質的不同，那個反動，這個革命，比如那裡頭的楊白勞軟弱無能，這裡頭的楊白勞英勇不屈，等等。他卻全然聽不進去，人家費老大勁說完了，他卻表態說：‘我看差不離，就是這裡不用那腳尖子跳，興許更順眼。’你說拿他有什麼辦法！粉碎‘四人幫’以後，重演歌劇《白毛女》，他在電視裡看了，照樣流眼淚。我跟他說：‘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種不能演了。’他不以為然，對我說：‘幹嗎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腳尖子走路，興許更好。’你看，他什麼時候都保持他個人的看法。我愛我爸，就是因為他有這麼一個穩定的、厚實的、淳樸的人格。他用他的這種人格力量，啟示了我，使我的靈魂善良、純淨。

「那麼，你要問我了，他不是七級鉗工嗎？怎麼又當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54歲，可他提前退休了，為的是讓我二姐進廠去頂替。這就要說到我家裡別的人了。先說我母親。她就是咱們北京郊區順義縣的人，是我爸的師傅把她介紹給我爸的。他們也是一見鍾情，認識不久便結婚了。後來我媽媽也進廠當了工人。我們家開頭就住在工廠一間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種簡易平房，一間屋子住一家人。我家人口最多的時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媽，兩個姐姐，還有一個哥哥——那哥哥7歲的時候得病死了。全家擠著睡，連個收音機都沒有。過春節的時候買張年畫貼到牆上，一年裡頭把畫上的每個細節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後來奶奶去世，姐姐們長大，三年困難時期，我媽生下了我。說起來要多虧一場意外的火災，不知哪家生爐子不小心，把屋子引著了，結果牽三連四，救火車又一時開不過來，把廠裡那片宿舍區燒光了。作為善後的結果，我們家和另一家被安排進了如今住的這個小偏院。頭年廠裡蓋了新樓，我們兩家都屬住房困難，我爸把進樓的權利讓給了那家，我們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間屋歸了我們，我們現在總算有兩間屋了。我媽漸漸從一個農村婦女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現在顯得比我爸年輕很多（其實她比爸爸只小3歲），每天回到家頭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體梳子梳她那燙過的頭髮，抹銀耳珍珠霜。她有兩身西裝，一身是專門到王府井藍天服裝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齊齊，有時候手上還戴個粉紅的假寶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細。儘管她這樣，你一眼看上去，還是有股天然的土氣。我也愛我的媽媽。我覺得她過了那麼多年苦日子，把我們姐弟三個拉扯大不容易，現在喘過氣來了，講究一點，是一種自我意識復甦的表現，是可喜的。別看她有這種似乎俗氣的一面，幹起家務事來，她還是那麼能吃苦，那麼麻利。你一看見她幹活，便能感覺到她天性便是熱愛勞動，並且渴望通過勞動來達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總整理得特別利索，一塵不染。床單、被褥、窗簾、沙發上鋪的浴巾等等並不見髒，她便把它們取下來，泡進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兩條比我還粗壯的胳膊，愉快地洗滌起來，望著那些溢位盆外的肥皂泡，她彷彿格外感到幸福。據大姐回憶，當年我們家是亂作一團的，媽媽也顧不得收拾，如今有兩間屋子可以供她細心拾掇了，難怪她那麼心滿意足。她的審美觀當然是受她成長的環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約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樣東西都是她精心挑選來的。其實我們家附近的百貨商場什麼都能買到，但她為了買一塊窗簾布，卻寧願跑到西單、大柵欄去，細細地比較、挑揀，然後汗淋淋地回來。現在掛在我們家外屋窗戶上的窗簾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淺藍底子的，上頭有深藍的松樹和褐色的白鶴圖案，下頭用愛麗紗細心地鑲上了花邊。而沙發上鋪的浴巾呢？棕紅色的底子上是兩個鮮紅的散花的仙女。還有蓋在酒櫃和飯桌上的塑膠布……你一看就會感到‘怯’1，但我以為你應當和我一樣尊重我媽的審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會體驗到一種質樸的以濃烈的色塊和明快的配搭取勝的民俗美。現在裡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從英國帶回來的東西，我媽看不慣，就像我看不慣她選擇的窗簾布一樣，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隻繪有抽象派圖畫的掛盤掛在床頭上，每回媽媽收拾屋子的時候都要發笑：‘天哪，這能叫畫兒嗎？’但她並沒取下它，而是用雞毛撣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塵。我媽便是這樣的一個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說她退休以後，要好好養一點花。我想那時候，我們家小院一定能變成了美麗的花園。」

「我兩個姐姐的情況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大姐插隊回來當了售貨員，大姐夫也是售貨員。二姐從兵團回來待了一陣業，後來當臨時工，頂替我爸進廠以後，在14層的宿舍樓裡開電梯，去年她也結了婚，我二姐夫是廠裡的電工。」

「怎麼樣，你都聽進去了嗎？聽膩了嗎？」

馮婉姝把腦袋從荀磊肩上挪開，兩手梳理著披肩長髮，感嘆地說：「聽得津津有味。一個完整的世界。一個我過去所不瞭解的世界。一個我即將踏進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確邁步進入了這個世界。

那天，她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半小時，騎車前往荀磊家。路過後門橋時，她看到了鞋攤，看到了荀師傅本人。那頭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對這位未來的公公無比敬愛。

一般的人，看到馮婉姝的打扮做派，總會把她劃人所謂「現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賞的，只能是洋味兒的人物，比如電影演員，一定只欣賞法國的阿蘭·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實不盡然。馮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愛戴兩個銀幕形象，一個是《平原游擊隊》裡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陽，一個是《上甘嶺》裡高寶成扮演的張連長，除去別的因素之外，她覺得那兩個人物從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當她長大並且當了翻譯以後，她仍然保持著那樣一種看法，並且對自己經久不息的鑑賞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兩個銀幕形象凝聚著一種和中華民族古老歷史以及蒼茫大地相聯絡的，經過世世代代的勞動者審美意識篩選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來自拉丁美洲的褐發女郎交談，驚訝地發現，那位偶然看過中國影片《平原游擊隊》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認：「李向陽真可愛！我愛這樣的男人！你要見到那位扮演李向陽的演員，請你轉告他，我是多麼崇拜他！我要熱烈地吻他！」她一點也不覺得這種熱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們總是欣賞的。

當她騎著小軲轆的腳踏車接近那鞋攤時，呈現在她眼裡的荀師傅，便兼有著李向陽和《上甘嶺》中張連長的神韻。那荀師傅臉上皮膚因為長久露天作業，近乎醬黑色，但輪廓線極剛勁，眉毛濃黑，印堂寬闊，眼睛極其有神，鼻子高矮適中，人中長而明確，嘴唇厚實，下巴上還有個淺淺的窩兒。滿街有多少明眸皓齒、衣衫華麗的俊俏男子，可誰注意到這後門橋一隅的鞋攤主人，遠比他們都更富有陽剛的魅力呢？馮婉姝從荀師傅身上，認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見傾心的素質——別看荀磊細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種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結實的骨架，那眉宇間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顎和下巴線條體現出的陽剛之氣，分明都來自他父親的遺傳基因啊！

馮婉姝不覺在鞋攤前停下了車子。當時荀師傅正給一位中年婦女補好了一隻鞋，馮婉姝聽見那婦女問：「多少錢？」

荀師傅用一把小刷子，擠了一丁點黑鞋油在上頭，用小刷子把補好的一隻鞋跟刷黑——這其實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環，他這樣做只是為了讓自己心理上得到滿足：他做得的每一樣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邊遞過那隻鞋邊說：「你給兩毛錢吧！」

「喲，這麼貴呀！」那中年婦女拿過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檢驗著，嘮叨起來：「這麼塊小料就值兩毛錢嗎？現在什麼都漲價！釘這麼塊鞋跟也得掏兩毛錢！」

荀師傅一邊往他那大煙鬥裡裝煙，一邊說：「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