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差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只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瞭解這幾個字。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聽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註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著。這是那種特別的天氣：在屋裡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象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並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裡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象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彷彿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氣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裡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著，窗臺上還曬著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髮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著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蹋拉著鞋片，穿著短衣，看著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讚美的意思。

屋裡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嗞了嗞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揹著窗，斜向屋門立著；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裡掖著，領帶上彆著個針，錶鏈在背心的下部橫著，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象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象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著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象個元寶筐兒，鼻子好象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係——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著很深，象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著，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彷彿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著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著一大堆黑頭髮，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著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別。他是揹著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這個人彆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捨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著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彷彿向心裡找點什麼。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嘆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並沒在心中找到什麼。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確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利用嘆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彷彿天氣很熱似的。「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著：「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兒，好象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於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確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裡沒什麼了。我想。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我有點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裡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裝置得很不錯。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裡多麼髒！」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只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麼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裡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譁——一放水：涼的熱的，隨意對；要換一盆，譁——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譁——」他一氣說完，每個「譁」字都帶著些吐沫星，好象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說得非常地難聽，好象心裡滿蓄著眼淚似的。他是捨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麼乾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裡面望著我們呢。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著；獨自和陽光反抗呢，彷彿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裡，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兒。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麼顏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並不甚好。我還不大明白他，我只覺得他象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象中國人，也不完全象外國人。他好象是沒有根兒。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確，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彆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別」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老梅託我給代課。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佈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我雖不在他那兒睡，可是在那裡休息和預備功課。

過了兩天，我覺出來，我並不能在那兒休息和預備功課。只要我一到那兒，毛博士就象毛兒似的飛了來。這個人寂寞。有時候他的眼角還帶著點淚，彷彿是正在屋裡哭，聽見我到了，趕緊跑過來，連淚也沒顧得擦。因此，我老給他個笑臉，雖然他不叫我安安頓頓地休息會兒。

雖然是菊花時節了，可是北方的秋晴還不至於使健康的人長吁短嘆地悲秋。毛博士可還是那麼憂鬱。我一看見他，就得望望天色。他彷彿會自己製造一種苦雨悽風的境界，能把屋裡的陽光給趕了出去。

幾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語了。他有這個好處：他能滿不理會別人怎麼向他發楞。誰愛發楞誰發楞，他說他的。他不管言語本是要彼此傳達心意的；跟他談話，我得設想著：我是個留聲機，他也是個留聲機；說就是了，不用管誰明白誰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開玩笑呢，誰能和個留聲機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樣吧，我總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該這樣。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與聽戲。出去走走總該行了。「怎能一個人走呢？真！」博士又嘆了口氣。

「一個人怎就不能走呢？」我問。

「你總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沒這麼胡塗過。

「一個人去走！」他的眼睛，雖然那麼窪，冒出些火來。「我陪著你，那麼？」

「你又不是女人，」他嘆了口長氣。

我這才明白過來。

過了半天，他又找補了一句：「中國人太髒，街上也沒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轉了彎。「找朋友吃小館去，打網球去；或是獨自看點小說，練練字……」我把銷磨光陰的辦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責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義的事兒。

他的回答倒還一致，一句話抄百宗：沒有女人，什麼也不能幹。

「那麼，找女人去好啦！」我看準陣式，總攻擊了。「那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犧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胡塗炮。

「嗯？」也好，我倒有機會練習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陣。

「你得給她買東西吧？你得請她看電影，吃飯吧？」他好象是審我呢。

我心裡說：「我管你呢！」

「當然得買，當然得請。這是美國規矩，必定要這樣。可是中國人窮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個月拿二百塊洋錢——我得要求加薪！——哪裡省得出這一筆費用？」他顯然是說開了頭，我很注意地聽。「要是花了這麼一筆錢，就順當地訂婚、結婚，也倒好嘍，雖然訂婚要花許多錢，還能不買倆金戒指麼？金價這麼貴！結婚要花許多錢，蜜月必須到別處玩去，美國的規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鋼絲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發是必要的，鋼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國地毯還好，連美國人也喜愛它！這得用幾多錢？這還是順當的話，假如你花了許多錢買東西，請看電影，她不要你呢？錢不是空花了？美國常有這種事呀，可是美國人富哇。拿哈佛說，男女的交際，單講吃冰激凌的錢，中國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沒有往下說，大概是把話頭忘了；也許是被「中國」氣迷糊了。

我對這個人沒辦法。他只好苦悶他的吧。

在老梅回來以前，我天天聽到些美國的規矩，與中國的野蠻。還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還有許多中國人，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對於上海，他有點害怕：野雞、強盜、殺人放火的事，什麼危險都有，都是因為有中國人——而不是因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國人，完全和美國電影中的一樣。「你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談到高興的時候——還算好，他能因為談講美國而偶爾地笑一笑——老這樣囑咐我。什麼是美國精神呢？他不能簡單地告訴我。他得慢慢地講述事實，例如家中必須有澡盆，出門必坐汽車，到處有電影園，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裡的溫度在七十以上，女人們好看，客廳必有地毯……我把這些事都串在一處，還是不大明白美國精神。

老梅回來了，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氣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來，我不能天天見他了。這也不能怨老梅。本來嗎，咬他的侄子的狗並不是瘋的，他還能不回來嗎？

把功課教到哪裡交待明白了，我約老梅去吃飯。就手兒請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國」式的交際呢，還是他捨不得錢。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辭謝：「我們年青的人應當省點錢，何必出去吃飯呢，我們將來必須有個小家庭，象美國那樣的。鋼絲床、澡盆、電爐，」說到這兒，他似乎看出一個理想的小樂園：一對兒現代的亞當夏娃在電燈下低語。「沙發，兩人讀著《結婚的愛》，那是真正的快樂，真哪！現在得省著點……」

我沒等他說完，扯著他就走。對於不肯花錢，是他有他的計劃與目的，假如他的話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頓可口的飯不享受。

到了飯館，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點菜，他不懂中國菜。「美國也有很多中國飯鋪，真哪。可是，中國菜到底是不衛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約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個！」

我真有心告訴他，把他的姓改為「毛爾」或「毛利司」，豈不很那個？可是沒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來了，毛博士吃得確不帶勁。他的窪臉上好象要滴下水來，時時的向著桌上發楞。老梅又開玩笑了：「要是有兩三個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過來：「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裡，兩個人燉一隻雞吃吃，真愜意！」「也永遠不請客？」老梅是能板著臉裝傻的。

「美國人不象中國人這樣亂交朋友，中國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愛惜時間，不行的！」毛博士指著臉子教訓老梅。

我和老梅都沒掛氣；這位博士確是真誠，他真不喜歡中國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國，最大的犧牲，可是沒法兒改善。他只能厭惡中國人，而想用全力組織個美國式的小家庭，給生命與中國增點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國精神就象是他所形容的那樣，但是他所看見的那些，他都虔誠地信奉，澡盆和沙發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設若他在美國就象他在中國這樣，大概他也是沒看見什麼。可是他的確看見了美國的電影園，的確看見了中國人不乾淨，那就沒法辦了。

因此，我更對他注意了。我決不會治好他的苦悶，也不想分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雖然不給老梅代課了，可還不斷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時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裡坐坐。

博士的屋裡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小床，旁邊放著一大一小兩個鐵箱。一張小桌，鋪著雪白的桌布，擺著點文具，都是美國貨。兩把椅子，一張為坐人，一張永遠坐著架打字機。另有一張搖椅，放著個為賣給洋人的團龍繡枕。他沒事兒便在這張椅上搖，大概是想把光陰搖得無可奈何了，也許能快一點使他達到那個目的。窗臺上放著幾本洋書。牆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幾張在美國照的像片。屋裡最帶中國味的東西便是毛博士自己，雖然他也許不願這麼承認。

到他屋裡去過不是一次了，始終沒看見他擺過一盆鮮花，或是貼上一張風景畫或照片。有時候他在校園裡偷折一朵小花，那隻為插在他的洋服上。這個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創造一個人為的，美國式的，暖潔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設若這個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實現了，他必定放著窗簾，就是外面的天色變成紫的，或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他也沒那麼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與他那點美國精神，宇宙一切並不存在。

在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我們的談話限於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有時候我提到政治，社會的情形、文藝，和其他的我偶爾想起或鬨動一時的事，他都不接碴兒。不過，設若這些事與美國有關係，他還肯敷衍幾句，可是他另有個說法。比如談到美國政治，他便告訴我一件事實：美國某議員結婚的時候，新夫婦怎樣的坐著汽車到某禮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維持秩序，因為教堂外觀者如山如海！對別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術、和無論什麼，都是結婚與中產階級文化的光華方面的附屬物。至於中國，中國還有政治、藝術、社會問題等等？他最恨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不好，當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對中國電影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摟緊了熱吻。

幾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點美國精神，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難道他不是生在中國？他的家庭不是中國的？他沒在中國——在上美國以前——至少活了二十來歲？為什麼這樣不明白不關心中國呢？

我試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學與作事的經驗……哼！他的嘴比石頭子兒還結實！這就奇怪了，他永遠趕著別人來閒扯，可是他又不肯說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點來：這位博士並不象我所想的那麼簡單。即使他是簡單，他的簡單必是另一種。他必是有一種什麼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簡單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鬆了嘴，我只好從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問到他個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臉。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他的臉並沒完全閒著。他一定不是個壞人，他的臉出賣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沒能完全勝過他的簡單，可是他必須要深密。或者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為毛博士了；要不然，還有什麼活頭呢。人必須有點什麼抓得住自己的東西。有的人把這點東西永遠放在嘴邊上，有的人把它永遠埋在心裡頭。辦法不同，立意是一個樣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國精神與理想的小家庭是掛在嘴邊上的，可是在這後面，必是在這「後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臉，在我試問他的時候，好象特別的窪了。從那最窪的地方發出一點黑晦，慢慢地佈滿了全臉，象片霧影。他的眼，本來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時便更往深處去了，彷彿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遠擠著的牙輕輕咬那麼幾下，耳根有點動，似乎是把心中的事嚴嚴地關住，唯恐走了一點風。然後，他的眼忽然發出些光，臉上那層黑影漸漸地捲起，都捲入頭髮裡去。「真哪！」他不定說什麼呢，與我所問的沒有萬分之一的關係。他勝利了，過了半天還用眼角撩我幾下。只設想他一生下來便是美國博士，雖然是簡截的辦法，但是太不成話。問是問不出來，只好等著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張椅上搖著玩，而一點別的不幹。

光陰會把人事篩出來。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見著老梅，我當然希望也見到那位苦悶的象徵。可是博士並沒露面。

我向外邊一歪頭「那位呢？」

「一個多星期沒露面了，」老梅說。

「怎麼了？」

「據別人說，他要辭職，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曉得，他不和別人談私事。」

「別人都怎說來？」我確是很熱心的打聽。

「他們說，他和學校訂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幾年？」

「我們都沒合同，學校只給我們一年的聘書。」「怎麼單單他有呢？」

「美國精神，不訂合同他不幹。」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著說：「他們說，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雖然學校是中國人辦的。博士大概對中國文字不十分信任。他們說，合同訂得是三年之內兩方面誰也不能辭誰，不得要求加薪，也不準減薪。雙方簽字，美國精神。可是，幹了一年——這不是快到暑假了嗎——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後就不來了。」

「嘔，」我的腦子轉了個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時候是美國精神，不守合同的時候便是中國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於刻薄。

可是他這句話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來。老梅也許是順口地這麼一說，可是正說到我的心坎上。「學校呢？」我問。「據他們說，學校拒絕了他的請求；當然，有合同嘛。」「他呢？」

「誰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對別人講。就是跟學校有什麼交涉，他也永遠是寫信，他有打字機。」

「學校不給他增薪，他能不幹了嗎？」

「沒告訴你嗎，沒人知道！」老梅似乎有點看不起我。「他不幹，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準知道，學校也不會拿著合同跟他打官司，誰有工夫鬧閒氣。」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嘔，我是胡塗蟲！」我自動地撤銷這一句，可是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一句來：「似乎應當有人去勸勸他！」

「你去吧；沒我！」老梅又笑了。「請他吃飯，不吃；喝酒，不喝；問他什麼，不說；他要說的，別人聽著沒味兒；這麼個人，誰有法兒象個朋友似的去勸告呢？」

「你可也不能說，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