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1〕

前記〔2〕

蘇聯的無產作家，是十月革命以後，即努力於創作的，一九一八年，無產者教化團〔3〕就印行了無產者小說家和詩人的叢書。二十年夏，又開了作家的大會〔4〕。而最初的文學者的大結合，則是名為「鍛冶廠」的集團。

但這一集團的作者，是往往負著深的傳統的影響的，因此就少有獨創性，到新經濟政策施行後，誤以為革命近於失敗，折了幻想的翅子，幾乎不能歌唱了。首先對他們宣戰的，是《那巴斯圖》（意雲：在前哨）派的批評家，英古羅夫〔5〕說：

「對於我們的今日，他們在怠工，理由是因為我們的今日，沒有十月那時的燦爛。他們……不願意走下英雄底阿靈比亞〔6〕來。這太平常了。這不是他們的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無產者作家的一團在《青年衛軍》〔7〕的編輯室裡集合，決議另組一個「十月團」〔8〕，「鍛冶廠」和「青年衛軍」的團員，離開舊社，加入者不少，這是「鍛冶廠」分裂的開端。「十月團」的主張，如烈烈威支說，是「內亂已經結束，‘暴風雨和襲擊’的時代過去了。而灰色的暴風雨的時代又已到來，在無聊的幔下，暗暗地準備著新的‘暴風雨’和新的‘襲擊’。」所以抒情詩須用敘事詩和小說來替代；抒情詩也「應該是血，是肉，給我們看活人的心緒和感情，不要表示柏拉圖一流的歡喜了〔9〕。」

但「青年衛軍」的主張，卻原與「十月團」有些相近的。

革命直後的無產者文學，誠然也以詩歌為最多，內容和技術，傑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還在血戰的渦中，文壇幾乎全被較為閒散的「同路人」所獨佔。然而還是步步和社會的現實一同進行，漸從抽象的，主觀的而到了具體的，實在的描寫，紀念碑的長篇大作，陸續發表出來，如裡培進斯基的《一週間》〔10〕，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11〕，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12〕，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穫，且已移植到中國，為我們所熟識的。

站在新的立場上的智識者的作家既經輩出，一面有些「同路人」也和現實接近起來，如伊凡諾夫的《哈蒲》〔13〕，斐定的《都市與年》，也被稱為蘇聯文壇上的重要收穫。先前的勢如水火的作家，現在似乎漸漸有些融洽了。然而這文學上的接近，淵源其實是很不相同的。珂剛教授在所著的《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說：

「無產者文學雖然經過了幾多的變遷，各團體間有過爭鬥，但總是以一個觀念為標幟，發展下去的。這觀念，就是將文學看作階級底表現，無產階級的世界感的藝術底形式化，組織意識，使意志向著一定的行動的因子，最後，則是戰鬥時候的觀念形態底武器。縱使各團體間，頗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但我們從不見有誰想要復興一種超階級的，自足的，價值內在的，和生活毫無關係的文學。無產者文學是從生活出發，不是從文學性出發的。雖然因為作家們的眼界擴張，以及從直接鬥爭的主題，移向心理問題，倫理問題，感情，情熱，人心的細微的經驗，那些稱為永久底全人類的主題的一切問題去，而‘文學性’也愈加佔得光榮的地位；所謂藝術底手法，表現法，技巧之類，又會有重要的意義；學習藝術，研究藝術，研究藝術的技法等事，成了急務，公認為切要的口號；有時還好像文學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處所了。

「所謂‘同路人’的文學，是開拓了別一條路的。他們從文學走到生活去。他們從價值內在底技巧出發。他們先將革命看作藝術底作品的題材，自說是對於一切傾向性的敵人，夢想著無關於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國。

然而這些‘純粹的’文學主義者們——而且他們大抵是青年——終於也不能不被拉進全線沸騰著的戰爭裡去了。他們參加了戰爭。於是從革命底實生活到達了文學的無產階級作家們，和從文學到達了革命底實生活的‘同路人們’，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終會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組織了蘇聯作家的聯盟〔14〕。將在這聯盟之下，互相提攜，前進了。最初的十年的終末，由這樣偉大的試練來作紀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見在一九二七年頃，蘇聯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現實的薰陶，瞭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則由努力和教養，獲得了文學。但僅僅這幾年的洗練，其實是還不能消泯痕跡的。我們看起作品來，總覺得前者雖寫革命或建設，時時總顯出旁觀的神情，而後者一落筆，就無一不自己就在裡邊，都是自己們的事。

可惜我所見的無產者作家的短篇小說很有限，這十篇之中，首先的兩篇，還是「同路人」的，後八篇中的兩篇〔15〕，也是由商借而來的別人所譯，然而是極可信賴的譯本，而偉大的作者，遺漏的還很多，好在大抵別有長篇，可供閱讀，所以現在也不再等待，收羅了。

至於作者小傳及譯本所據的本子，也都寫在《後記》裡，和《豎琴》一樣。

臨末，我並且在此聲謝那幫助我搜集傳記材料的朋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魯迅記。

※※※

〔1〕《一天的工作》魯迅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一九三三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列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內收畢力涅克的《苦蓬》、綏甫林娜的《肥料》、略悉珂的《鐵的靜寂》、聶維洛夫的《我要活》、瑪拉式庚的《工人》、綏拉菲摩維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孚爾瑪諾夫的《革命的英雄們》、唆羅訶夫的《父親》、班菲洛夫和伊連珂夫合寫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等作品十篇。其中綏拉菲摩維支的兩篇為文尹（楊之華）譯。《苦蓬》、《肥料》和《我要活》三篇在收入單行本前，曾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半月刊、《北斗》月刊和《文學月報》。

〔2〕本篇最初印入《一天的工作》單行本，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3〕無產者教化團即「無產階級文化協會」，蘇聯早期文化組織，成立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月革命後，全國各大城市都設有分部，並出版定期刊物《無產者文化》、《汽笛》等。在理論和實踐上，他們都犯有錯誤，一九二○年列寧曾給予批評。一九三二年解散。

〔4〕作家的大會指一九二○年五月「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在莫斯科舉行的作家大會，出席者有代表二十五個城市的作家一百五十人。

〔5〕英古羅夫（c．cfb

utj）《在崗位上》派的文藝評論家。

這裡引用的他的話，見於他作的《論損失》一文，載《在崗位上》雜誌創刊號（一九二三年）上。

〔6〕阿靈比亞即奧林匹斯，希臘北部的高山，希臘神話中諸神的住所，古希臘人視為神山。

〔7〕《青年衛軍》即《青年近衛軍》，文學藝術和通俗科學雜誌，俄共青年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一九二二年創刊於莫斯科，與同年十月成立的文學團體「青年近衛軍」社有密切關係。一九二三年三月「青年近衛軍」社與「十月」社、「工人之春」社同參加「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協會」。

〔8〕「十月團」即「十月」社，蘇聯早期的文學團體，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成立。核心人物有原屬「鍛冶場」社的馬雷希金，「青年近衛軍」社的培賽勉斯基，「工人之春」社的索柯洛夫和未參加團體的裡別進斯基等。

〔9〕柏拉圖一流的歡喜指幻想或理想的快樂。柏拉圖（plato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著有《理想國》、《饗宴篇》等。

〔10〕裡培進斯基（1898—1959）通譯裡別進斯基，蘇聯作家。《一週間》，描寫內戰時期鬥爭的小說，有蔣光慈譯本，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1〕綏拉菲摩維支（1863—1949）蘇聯作家。早期作品描寫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一九○五年革命後，轉而以工人革命鬥爭為主題。《鐵流》，描寫紅軍游擊隊與敵人鬥爭的長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四年，有曹靖華譯本，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上海三閒書屋出版，魯迅寫有《編校後記》，現收入《集外集拾遺》。

〔12〕革拉特珂夫（1883—1958）蘇聯作家，早年參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逮捕及流放，十月革命後參加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士敏土》（現譯《水泥》），描寫國內戰爭結束後工人階級為恢復生產而鬥爭的長篇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五年，有董紹明、蔡詠裳合譯本，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海新生命書局出版。

〔13〕《哈蒲》伊凡諾夫發表於一九二五年的小說，描寫在西伯利亞獵狐的故事。

〔14〕蘇聯作家的聯盟指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成立的「全蘇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一九三二年，聯共〔布〕中央作出《關於改組文學藝術團體的決議》，後解散，成立「蘇聯作家協會」。

〔15〕這裡所說「首先的兩篇」，指《苦蓬》和《肥料》；「後八篇中的兩篇」，指《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

後記〔1〕

畢力涅克（boris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裡。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裡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2〕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3〕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菸袋》中。）《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

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瞭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只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4〕，勉強譯出，而於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liashko）〔5〕是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復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於復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絡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於農民的憎惡，也常見於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neverov）〔6〕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7〕，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臟麻痺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einstein）〔8〕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antlitzdeslebens）的小說集裡重譯出來的。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並不足令人詫異。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裡說：

「出於‘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著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於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著人生。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著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裡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著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著，並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裡，每夜來些兵丁，腳伕，貨車伕，流氓，好像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sergeimalashkin）〔9〕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只准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10〕等類的書：

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11〕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於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

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裡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

在這富農家裡，做了四個月。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裡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著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裡找著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裡有四十個憲兵駐紮著：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一九○六年他加入了布林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從一九○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裡的工頭。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鬥。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寧。研究著他們的創作，我時常覺著一種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寫的東西——簡直一無價值……就不知道怎麼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著，轉動著偉大的時代，我的同階級的人，在過去的幾百年裡是沉默著的，是受盡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卻已經在建設著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聲的表演自己的階級，乾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藝術家之中，誰能夠廣泛的深刻的能幹的在自己的作品裡反映這個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暫時沒有這種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難受。」

（瑪拉式庚自傳）

他在文學團體裡，先是屬於「鍛冶廠」的，後即脫離，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寫一個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滅的經過的小說，曰《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異乎尋常的戀愛》，就捲起了一個大風暴，惹出種種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寫的是真實，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並無這樣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對於青年的中傷；還有折中論者，以為這些現象是實在的，然而不過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學校還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學生的絕對多數，都是願意繼續的共同生活，「永續的戀愛關係」的。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很說了許多不滿的話。

但這本書，日本卻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為《右側之月》，末後附著短篇四五篇。這裡的《工人》，就從日本譯本中譯出，並非關於性的作品，也不是什麼傑作，不過描寫列寧的幾處，是彷彿妙手的速寫畫一樣，頗有神采的。還有一個不大會說俄國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為他原是生於喬具亞〔12〕（georgia）——也即《鐵流》裡所說起的克魯怎的。

綏拉菲摩維支（a．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serafimovich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鐵流》發表後，作品既是劃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確定為偉大的無產文學的作者了。靖華所譯的《鐵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傳，為省紙墨汁，這裡不多說罷。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從《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來的，都還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

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說得寫分明，現在就完全抄錄在下面：——

綏拉菲摩維支是《鐵流》的作家，這是用不著介紹的了。可是，《鐵流》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十月之後；《鐵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後的題材了。中國的讀者，尤其是中國的作家，也許很願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麼樣寫的。是的！他們應當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於那些以為不必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作家，那我們本來沒有這種閒功夫來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會找著李完用〔15〕文集或者吉百林〔14〕小說集……去學習，學習那種特別的巧妙的修辭和佈局。騙人，尤其是騙群眾，的確要有點兒本事！至於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群眾說話，他並且能夠說出群眾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當時——十月之前，應當有騙狗的本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麼殘酷，當時的書報檢查是多麼嚴厲，而他還能夠寫，自然並不能夠「暢所欲言」，然而寫始終能夠寫的，而且能夠寫出暴露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作品，能夠不斷的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

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這種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時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亞佐夫海邊報》〔15〕上。這個日報不過是頓河邊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的日報。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難道不是那種舊制度各方面的罪惡的一幅畫像！這裡沒有「英雄」，沒有標語，沒有鼓動，沒有「文明戲」〔16〕裡的演說草稿。

但是，……

這篇小說的題材是真實的事實，是諾沃赤爾卡斯克城裡的藥房學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爾蓋，在一千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正在這地方當藥房的學徒，他親身受到一切種種的剝削。謝爾蓋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親死了之後，他就不能夠再讀書，中學都沒有畢業，就到處找事做，換過好幾種職業，當過水手；後來還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幫助，方才考進了藥房，要想熬到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後來，綏拉菲摩維支幫助他在郭鐵爾尼珂華站上自己開辦了一個農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時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八年他就在這地方收集了材料，寫了他那第一篇長篇小說：《曠野裡的城市》〔17〕。

範易嘉〔18〕志。一九三二，三，三○。

孚爾瑪諾夫（dmitriyfurmanov）〔18〕的自傳裡沒有說明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歲就開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20〕，萊德，倍恩，陀爾〔21〕等類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進過商業學校，又在吉納史馬畢業了實科學校〔22〕。

後來進了墨斯科大學，一九一五年在文科畢業，可是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在那一年當了軍醫裡的看護士，被派到「土耳其戰線」，到了高加索，波斯邊境，又到過西伯利亞，到過「西部戰線」和「西南戰線」……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學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之後，他熱烈的參加。他那時候是社會革命黨的極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23〕。

「只有火焰似的熱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後來，又成了無政府派，當時覺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無治主義的炸彈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麼都自由！」

「而實際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裡工作（副主席）；之後，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林塞維克黨。孚龍茲（frunze，〔24〕是託羅茨基免職之後第一任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對於我的這個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幾次談話把我的最後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都撲滅了。」（自傳）

不久，他就當了省黨部的書記，做當地省政府的委員，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後來，同著孚龍茲的隊伍參加國內戰爭，當了查葩耶夫〔25〕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土耳其斯坦戰線的政治部主任，古班〔26〕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軍區域裡去做工作，當了「赤色陸戰隊」的黨代表，那所謂「陸戰隊」的司令就是《鐵流》裡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這裡，他腳上中了槍彈。他因為革命戰爭裡的功勞，得了紅旗勳章〔27〕。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開然寫文章，登載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報章雜誌上。一九二一年國內戰爭結束之後，他到了墨斯科，就開始寫小說。出版了《赤色陸戰隊》，《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亂》〔28〕出版（中文譯本改做《克服》），這是講一九二○年夏天謝米列赤伊地方的國內戰爭的。謝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國舊書裡，有譯做「七河地」的，這是七條河的流域的總名稱。

從一九二一年之後，孚爾瑪諾夫才完全做文學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著一把劍和一本書；銘很簡單，是：特密忒黎·孚爾瑪諾夫，共產主義者，戰士，文人。

孚爾瑪諾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亂》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縮本）一九二六年。

《鬥爭的道路》小說集。

《海岸》（關於高加索的「報告」）一九二六年。

《最後幾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幾天》「報告」和小說集，一九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