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是應日本的改造社之託而寫的，原是日文，即於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題為《火，王道，監獄》。記得中國北方，曾有一種期刊譯載過這三篇，但在南方，卻只有林語堂，邵洵美，章克標三位所主編的雜誌《人言》上，曾用這為攻擊作者之具，其詳見於《準風月談》的後記中，茲不贅。

《草鞋腳》是現代中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應伊羅生（hisaacs）〔2〕先生之託，由我和茅盾先生選出，他更加選擇，譯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還沒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們的私人通訊，不料竟在《社會月報》〔3〕上登出來了，這一登可是禍事非小，我就成為「替楊邨人氏開啟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報》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為證——

調和紹伯——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

這觀念後來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個親戚，在我故鄉兩個軍閥的政權爭奪戰中做了犧牲，我那時對於某軍閥雖無好感，卻因親戚之故也感著一種同仇敵愾，及至後來兩軍閥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調和了，彼此過從頗密，我不覺為之呆然，覺得我們親戚假使僅僅是為著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後來又聽得廣東a君告訴我在兩廣戰爭後戰士們白骨在野碧血還腥的時候，兩軍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樓時常一道打牌，親翱逾常，這更使我大徹大悟。

現在，我們更明白了，這是當然的事，不單是軍閥戰爭如此，帝國主義的分贓戰爭也作如是觀。老百姓整千整萬地做了炮灰，各國資本家卻可以聚首一堂舉著香檳相視而笑。什麼「軍閥主義」「民主主義」都成了騙人的話。

然而這是指那些軍閥資本家們「無原則的爭鬥」，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則的爭鬥」應該不是這樣！

最近這幾年，青年們追隨著思想界的領袖們之後做了許多慘淡的努力，有的為著這還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個人的生命是可寶貴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寶貴，生命犧牲了而真理昭然於天下，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渾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後者的例子可求之於《社會月報》。這月刊真可以說是當今最完備的「雜」志了。而最「雜」得有趣的是題為「大眾語特輯」的八月號。讀者試念念這一期的目錄罷，第一位開啟場鑼鼓的是魯迅先生（關於大眾語的意見），而「壓軸子」的是《赤區歸來記》作者楊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讀者想也記得魯迅先生和楊邨人氏有過不小的一點「原則上」的爭執罷。魯迅先生似乎還「噓」過楊邨人氏，然而他卻可以替楊邨人氏開啟場鑼鼓，誰說魯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讀者，讀了魯迅先生的信，我們知道「漢字和大眾不兩立」，我們知道應把「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的「‘大眾語’的雛形，它的字彙和語法輸進窮鄉僻壤去」。我們知道「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大眾許多話「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明白更精確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所能實行的是以「進步的」思想寫「向大眾語去的作品」。但讀了最後楊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眾去根本是一條死路，那裡在水災與敵人圍攻之下，破產無餘，……「維持已經困難，建設更不要空談。」還是「歸」到都會里「來」揚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更靠得住。

於是，我們所得的知識前後相銷，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這恐怕也表示中國民族善於調和吧，但是太調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爭鬥也漸漸沒有原則了。變成「戟門壩上的兒戲」了。照這樣的陣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關於開鑼以後「壓軸」以前的那些「中間作家」的文章特別是大眾語問題的一些宏論，本想略抒鄙見，但這隻好改日再談了。

關於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戲〉週刊編者信》裡，這才回答了幾句。

《門外文談》是用了「華圉」的筆名，向《自由談》〔5〕投稿的，每天登一節。但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節被刪去了末一行，第十節開頭又被刪去了二百餘字，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寫給《太白》〔6〕的，登出來時，後半篇都不見了，我看這是「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的政績。那時有人看了《太白》上的這一篇，當面問我道：「你在說什麼呀？」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使讀者可以知道我其實是在說什麼。

《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是寫給《太白》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可見這時我們的「上峰」正在主張求神拜佛。現仍補足，並用黑點為記，聊以存一時之風尚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