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裡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裡」〔2〕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3〕……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4〕，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5〕，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還是tolstoi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裡」，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裡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6〕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k和ku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訊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隻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裡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8〕之類，例如進化論〔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10〕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11〕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裡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12〕，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13〕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