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一切都來得如此突然，以至於最精心安排的計劃往往也需要變更。前一天晚上，「游擊隊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員突擊北平城牆外的一所監獄，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愛國志士包括一些東北大學的學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於是裘奶奶安排了這次的援救。傍晚時分有十幾個人進入監獄，其中幾個扮做日本軍官，制服了獄中的守衛，拿到鑰匙。犯人獲得了自由，游擊隊問他們願不願參加。全體異口同聲說要加入，還包括一些中國衛兵，他們跟首領回到山區，帶了幾十支手槍、一些自動步槍和彈藥。

游擊隊最近的行動都靠近北平市，人數也驟然增加。更重要的是，這讓日本人丟臉，使游擊隊增加威望，使人有敵人並沒征服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戰鬥。游擊隊行蹤飄忽，無法有戰鬥。飛機是出去偵察，只是給山區鬥士留下一點印象罷了。他們在一座廟宇附近投下一顆炸彈，空中白轉一個鐘頭圈。就在無助的情況下，日本人察覺到必須採取某些行動，就加強搜尋出城的平民，警察並挨戶搜查游擊隊。

第四天早上，四個中國警察來到博雅家，由一個日本小軍官領頭，還有一個滿洲通譯員。約十一點，馮舅公不在家，馮老太太嚇慌了，躲在自個兒房裡不敢出來。警察被領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寫下所有居民和僕人的名字、年齡、姓別、職位和商業關係。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問他：

「為什麼掛美國國旗？」

「屋主是一個美國女士。」

「她叫什麼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裡？」

「她在青島。」

博雅奉命答覆有關她年齡和職業的問題，同時他把房屋租約拿給他們看，日本軍官皺皺眉頭，檢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國大使館。

軍官是一個矮胖的傢伙，穿戴軍帽、軍服和高統靴，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欣賞屋內的古董、名畫和傢俱，顯然對庭院的規模和數目十分驚訝。他手插在褲袋裡，一直東張西望，人很機警，下巴向前伸，頭向上仰，彷彿一切對他來說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頭就動一下，習慣抬高步伐，儘量使自己高一點。高個的滿洲譯員隨著他，地方警察則在後面懶洋洋地走著。

當他們來到羅娜庭院的時候，日本人彷彿找到了大樂園似的，測覽房間像觀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軍官。院裡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羅娜、她丈夫和馮旦都坐在客廳裡。軍官大肆欣賞牆上的名畫和古董架。他用腳試試地毯的厚度，自顧笑著，又感覺到有人看他，就在軍官的尊嚴和藏不住的讚賞間力求保持平衡。然後他跨入羅娜的臥室，盯著她的香水瓶和紅拖鞋。回到客廳後，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菸，滿洲人連忙替他點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著厚地毯，自滿洲人手中接過火柴，眼睛眯成一條縫，香菸叼在嘴裡。

他指指還沒核對的梅玲的名字。

「還有一個崔梅玲。」滿洲人說。

「她在裡面。」博雅指指對面的房間。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發炎發腫。日本軍官冒失地闖進去，看到一個美麗的少女坐在床上，倚著枕頭，就對身後的博雅說：

「她怎麼啦？」

梅玲小聲地說，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博雅回答說。

「她在這做什麼？」

「沒什麼。」

不知道心裡有沒有什麼念頭，日本人擺出思考的姿態，牙縫間吱吱響，叫滿洲人再問下去。

「一個人住在別人家裡，又不是親戚，怎麼又沒有什麼事情呢？」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媽的客人。」博雅指指門口的羅娜說，羅娜對滿洲人點點頭證實，他正在記錄。這樣似乎還不夠。

「她出生在哪裡？」

梅玲現在真的嚇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說：「上海。」

「那她為什麼來這裡？」這是更想不通的奧秘。

「她來拜訪朋友。」博雅有點不耐煩地說。

「她以前讀什麼學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說：「我沒上過學校。」

日本人搖搖頭，彷彿確定有些不對勁。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長審。

「她父親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父親。」她說。

「她母親叫什麼名字？」

梅玲似乎不願意回答，滿洲人告訴她，這是例行公事。「東洋人問話，你一定要回答。說什麼都無所謂。」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裡？」他又問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結婚沒有？」

「沒有。」梅玲直率而略帶刻薄地說。

翻譯員記下她的回話，日本軍官則盯著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著翠玉的鐲子，正擱在軟棉被上，加上羞紅的面孔和烏黑的捲髮，構成一幅可愛的畫面。她的頭斜向一旁，用自衛、驚恐的眼神看著軍官，就像博雅書齋那一幅畫中的小鳥望著大蛇一樣——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窺，不是觀察他或接受一種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顯的恨意、恐懼和迷惑。問完了話，軍官對滿洲人眨眼說：「她很漂亮。」然後轉向她，和善地用蹩腳的英語說：「你應該找日本醫生看病，日本醫生像德國醫生一樣好。」

梅玲沉默不語，軍官又笑笑說：「你喜歡日本人吧？中國人和日本人應該做朋友。哈！」

他發出日本人表示欣賞一個笑話時特有的尷尬、不自然、做作的笑聲，低頭擰了梅玲的面頰。梅玲縮頭尖叫，眼睛裡有厭惡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復軍官的儀態，對滿洲人吼了一聲，就走出房間。

搜查繼續在前院進行。馮老太太沒有出來，由博雅帶日本人檢查房間。走到一個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壺前面，軍官停下來，那是這棟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滿洲親王——的珍藏。他轉身問道：「乾隆？」博雅點點頭。

他們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彎，來到「漩水臺」的地方，俯視紅欄木橋和對面的果園。搜查變成敷衍，日本軍官似乎有別的心事。

「走到那一邊要多久？」

「半個鐘頭。」

「我們掉回頭。」

不知道是滿洲人看出軍官的心事，還是軍官曾私下對他說了什麼，譯員走近博雅低聲說，他最好把軍官看中的白玉壺送給他，以爭取他的好感。於是博雅在「自省廳」傳話給傭人，到了門口，另一個傭人便交給他一個包裝精細的紙盒，博雅遞給翻譯員，後者對軍官說了幾句話，軍官笑笑，只「噢」了一聲。他對博雅伸出手，顯然充滿敬意地說：「屋子好大！」就走了。

馮舅公中午回家吃飯，聽到這件事，很不開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裡，熱烈討論這一次的搜查。

「他們為什麼要搜我們的屋子？」

「一定是為了游擊隊。」博雅說，「但願我送白玉壺沒送錯。」

「當然。」老人說，「但是我們根本不該讓他們看到我們的財寶。他們看到年輕婦女了嗎？」

「他們一定要對著名單看。」

「糟了，」老人說，「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國國旗，可以不讓他們進來檢視，現在他們看到了。他們能來一次，就能來第二次，他們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綁去。竟有如此的時代！我們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財誨盜。」他引古諺說，「我們必須把古董收好藏好。沒有這些麻煩，日子已經難過了。」

老人坐著抽水煙，看來憂心忡忡的，彷彿屋子已被人闖進來似的。

「一切都完了，」馮老爺說著嘆了一口氣，「博雅，你祖父買了這座園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現在這兒變成了一個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來。我這種年紀不想再搬，我們必須守住這個園子。姚家的神牌還在這兒，等戰爭過去，這裡將是還鄉者的中心……生意愈來愈差了，不過我要儘量撐下去。至於你們年輕人，我該考慮考慮。」他吹吹菸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實質上他的身體似乎還很強壯。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間，發現她臉色蒼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這裡了。」她面帶激動地說，「我怕，博雅。沒有別的地方能讓我過夜嗎？」

「別傻了，」他說，「你以為他們會不惜麻煩，把你送到日本醫院？我們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過五天，或者四天。」

「我們不能現在就走嗎？不然我先走？」

「單獨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麼嘛？」

「但是他們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該告訴他們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帶我到別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麼？你以為他們今晚會綁架你嗎？他說日本醫院，只是開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會才說：「我不喜歡他的眼神。他特別盤問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這兒，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邊住上幾天，一直到你準備妥當。他是什麼樣的人？」

「噢，他是單身漢，一個人住。你用不著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過你的身體能出門嗎？」

「噢，那不算什麼。」

「你的東西呢？」

「我一分鐘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堅持，就這麼辦。等到傍晚，我會帶你去老彭家。事實上，我很希望你認識他。」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那天下午博雅就過來堅持要梅玲告訴他過去的生涯。

「我從哪裡說起呢？」

「從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訴我。」

「我們在路上有很多時間嘛。」

「但是現在告訴我吧，我會覺得和你親近些。」

於是梅玲和他單獨在一起，開始述說她的身世。她母親是鄰近上海產絲區湖州人。她離開丈夫後，就帶著四歲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閘北區一所學校教書，每月薪水五十元。母親帶她上學，後來她轉到一間男生中學去教書，只好把女兒留在家裡。因此梅玲很小就學會了理家，讓母親安心上課，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親對女兒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個倔強的孩子，原先她跟母親上學，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讀書，大家都叫她「老師的孩子」。她常和同學熱烈爭吵，護衛母親的湖州口音。當時各地已規定老師要用國語上課，但是梅玲的母親和大多數的南方人一樣，總是改不了家鄉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盤」字之類的聲音總是念不準。她老說「牌」，而自以為說了「盤」字。梅玲知道母親唸錯了，因為她自己念「盤」字就一點困難都沒有，但是她總是堅持說她母親唸的是「盤」字，她發出一種介於「牌」和「盤」之間的聲音，「ㄣ」音若隱若現，然後始終維護她的母親。但是在家裡她卻告訴母親唸錯了，想教她發出正確的「盤」音。母親慈愛地說：「孩子，我的舌頭又僵又笨。我知道那個讀音，但是我讀不出來，我一輩子都是這麼說的。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得教書維生哪。」第二天母親聽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維護母親，她很感動。

當梅玲逐漸長大，不再上學，晚上就在她們唯一的客、餐、臥兼用的房間裡書桌上，不僅埋頭做功課，有時還翻閱母親批改的學生筆記和作文。她觀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從母親那兒學到超過學校學生的東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尋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見母親改到好文章時，臉上不覺一亮，兩個人便一起欣賞其中的佳構。梅玲不久就有了豐富的文學知識，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積在桌上，趁母親不在時用毛筆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數，還在末尾學母親的字跡，加上批評的字眼。母親回家，意外地發現作文批好了，因女兒的大膽而震怒。後來她檢閱評語，不覺點頭微笑。梅玲寫得還不壞，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這個評語還不壞，你怎麼做的？」

「噢，媽，」女兒回答，「很簡單嘛。你常用的評語不會超過二十個字，只是常加以變化——譬如‘文筆流暢’囉，‘漫無條理’囉，‘虎頭蛇尾’囉——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親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刪太多。梅玲對這任務非常自豪，非常盡力地做。母親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興趣，興致勃勃為好句子畫線或勾圈，有一次還在兩篇傑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記號。母親覽閱她批閱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學生都不知作文是一個和他們同年齡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型的不自然，母親解釋說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負責洗衣、煮飯、清潔工作。她們的房間在一條巷子裡，是著名的「陋巷」，巷裡擠滿紅磚房，誰都可看見十尺外對面房子的動靜。她們的窗子正好面對一家棺材店。兩端翹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醜的東西，不過就連這種東西看熟了也會產生輕蔑感。

不過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見貧賤的婦人為孩子買棺材。「你知道，」她對博雅說，「連死都有貧富之分。喪親的窮人比較哀痛得深。有時我看見有錢的弟兄穿著絲綢，來為母親或父親買貴重的棺材，和店東討價還價，彷彿買傢俱似的。」

在這種環境中長大，梅玲自然慣於獨來獨往，上市場或店鋪買東西，如此很早就學會管理她的錢財。閘北區的太太小姐們大都是來自小店主或小工廠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嫻靜。她們刷洗、聊天、敞開胸脯喂孩子、大聲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涼——一切都展現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沒有一個人比別人更有錢，人們很自然民主。工廠做工的太太小姐們自己每天有兩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錢打扮或散心。就在這樣擁擠、吵鬧、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層社會中度過了少年時代，也因此培養了貧家女子的獨立精神。巷子裡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鬧，所有的人都聽得到，巷子裡一天也不沉悶。對一個過慣這般鬧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見鄰居的僻靜住所，似乎單調得難以忍受。

週末母親沒課時，梅玲常到國際住宅區的中心看錶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電影。在「大世界」，只要花兩毛錢的入場費，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裝或時裝的中國劇、雜耍、聽人說書或者看一場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這是單口朗誦的節目，配著小鼓的韻律，運用高度優美而動人的語言，以固定的調子說出來，動人的段落則像一首歌曲。在專家手中，這種單口藝術可以用不同的節拍、腔調、手勢和表情從頭到尾把握住觀眾，既使故事已聽過了一百回。這些簡短旅途代表她們的假日，她們常常在小飯館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滿意同時也很精疲力盡。

梅玲如果喜歡一樣東西，就會全心全意。「我簡直為大鼓瘋狂了，尤其是劉寶全。」她承認說，「最後幾年，我母親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錶演，我就一個人去，我母親不大讚成。但劉寶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說，聽劉寶全這位最好的鼓手說書，完美的字句和音調似乎撫慰了她的感官，激勵起她的情緒。她喜歡伯牙和鍾子期故事中描寫河上月光的段落，優美的音節彷彿由字音和字意描繪出河上靜月的美景。

梅玲現在憶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兩個人熱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賞，所以子期死後，伯牙就不肯再彈琴了。

「鍾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說。

「那就變成文君的故事啦，這就是文君的故事長，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