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過去是秋天，秋天完了是冬天，又跟去年一樣，西北風把雪片攪得滿天飛舞，在整個中國，只有嶺南除外。
半年時間，論日子不到二百天，對於十分經老的地球來說，簡直沒有什麼感覺。比如你家門前有一座石山，你小時候去爬，它是那樣高，老了去爬，它還是那樣高。除非遇上了人工開鑿，否則，每一條石縫都是原來的樣子。對於石山，它能感覺到二百天的變化嗎？又如天安門前的金水橋，每天不知有多少腳在它身上踩過來踩過去，它靜靜地躺在那裡，你夏天來走，它是那麼厚，冬天來走，它還是那麼厚。它能感覺出二百天人間事物的遷移嗎？至於氣候的更替，那是年年一樣，週而復始，在石頭和建築物看來，季節是個走馬燈，老是那幾幅圖畫在原地轉圈圈，走馬燈還是走馬燈，也沒有什麼變化。最能感出變化來的是人，去年冬天跟今年冬天不一樣，昨天中午跟今天中午不一樣。在這不到二百天的時間裡，中國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像一口大鐵鍋煮著一鍋雜燴，裡面的各種菜餚在不斷地翻上來沉下去，頭一次上來輪廓清楚，第二次上來表面模糊，第三次上來變了顏色，第四次上來也許已經面目全非了。各種政治色彩的人物就同各種菜餚一樣，每次浮上來面貌不同，絕不像季節一般週而復始。無論哪一塊便於貼大字報的牆壁，雖然撕去一張換上一張，總是大字報面不是別的，但每一張的內容都不相同。同是一個人，曾在這裡貼過若干張大字報，決不會有兩張完全一樣的。他的經歷在豐富中，他的認識在發展中，他的思想在變化中，無論如何不會變得與去年同一天的思想狀況完全一樣。在這不到二百天的時間裡，有些人經歷了質的變化：原來是指揮別人的，現在可能被別人監禁了；原來是默默無聞的，現在可能成了風雲人物；原來是生龍活虎的，現在可能變成殘廢了。每人都在變化，每人的變化又不同，可見人世間多麼豐富多彩。
好大的雪呀！西北風呼呼地吼叫著，將漫天飛雪和一九六八年春節一道兒送來，北京這座古老的都城，被風雪壓進地下三尺了。紫禁城的紅牆金瓦建築，像一群大鵬在風雪中搏擊，不肯退縮躲閃，不甘被時風時雨埋沒。電纜裹著厚厚一層冰凌，依舊在傳遞電流，點亮萬家燈火。每一個屋頂都被凍得刷白，在寒風中發出金屬般的鳴聲；而每一家房裡都是熱氣騰騰，敲杯擊盞，奏出新春的歡樂。街頭的車輛雖已減少了，道上的行人卻比往日更多，尤其是孩子們，生命力無比強盛，像是要把冰雪鬧化，鬧出一個美麗的新春。對於大字報、大標語和牆頭漫畫，今天沒有人注意，好像那是一場古老的遊戲，已被現代人遺忘了，人們陶醉在似有似無似隱似現的某種幻想當中。誰也說不清楚，誰也無法描繪，總之是期待冰消雪化，百花復開，盼望能變一個樣子就好；也許一場嬉鬧過去，樂極生悲，爐火熄了，房裡房外是一樣的冰冷！
要說除夕是團圓之夜，也不盡然。中南海的警衛戰士難道沒有家嗎？商店裡正在忙碌著的售貨員難道沒有家嗎？驅車線上路上行駛的司機難道沒有家嗎？這些人都是職業規定了他們不能及時與家人團聚的；但也有不因職業限制而放棄團圓的，五十六歲的趙開發老頭就屬於這一類。
這個已有四十年工齡的機修鉗工，因為想把那臺織布機的故障徹底排除，以便節後開工時能正常運轉，車間早就走空了，他還留在那裡磨磨蹭蹭，專心致志地工作，忘記了時間。有人給他送吃的來，他擺手謝絕了，笑笑說：「留著肚子，回家吃好的，兒子也回來啦！家裡還有客人呢！」不知不覺，已到凌晨兩點，他才洗手換衣，回家過年去。
他跳下車，一股強大的西北風攪起飛雪，呼的一聲迎面撲來，他沒有站住，跌倒在地，脫口喊出聲來：「好大的風啊！」他從雪地裡爬起來，緊了緊大衣，一步步向天安門方向走近。這條長安街有它最熱鬧的時候，也有它十分寧靜的時候。每年五月一日和十月一日，這裡是不能隨便走人的，精心裝扮的彩車和服色豔麗的隊伍以及全副武裝的軍隊和民兵，把大街填滿了，再沒有比那時更火熱的場面。當瀟瀟雨下，夜色深沉的時候，長安街像一條靜靜的長河，彩色的車燈倒映在溼地上，如來往穿梭的流星，只看見光亮，幾乎沒有什麼聲響。在這種風雪迷漫的夜晚，長安街簡直有些荒僻，跟大興安嶺一條筆直的山溝差不多，不同的是有街燈排隊。老北京趙開發倒是頂喜歡這種荒僻景象的，因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難得有幾天這樣的荒僻。
他老遠朝著步步移近的天安門望去，被那裡的奇景吸引住了。西北風從城牆頂上猛撲下來，颳起剛剛落下的雪花，在觀禮臺上飛旋。嗚嗚的吼叫聲像正在演奏著描寫古代戰爭的交響樂，馬嘶人叫，血肉橫飛，聽得叫人膽戰心驚。他忽然覺得那是一座大舞臺。十九年來，那裡上演了數十次驚天動地的戲劇啊！舞臺在風雪中變得朦朦朧朧，若隱若現，過去上演的戲劇在閃閃忽忽地還原，消失，還原，消失，被風雪送回來，又被風雪捲走了。他本來可以再坐一站車，但目前走得正當發熱的時候，何必停步靜等呢？走一走吧，趁旁無驚擾，看看那戲劇還原的虛影，也是除夕夜的另一種歡樂。
在這個舞臺上，近一年多以來上演的戲劇最多，趙開發每天上班要從這裡走過，被他親眼看見的也最多。有時上演的是有聲有色的戲，有時上演著另一種看不見人物活動的戲。大標語經常更換，常常是把重大發展階段的有路標意義的口號貼在這裡，在路標後面有多少悲歡離合是看不見的。趙開發已經司空見慣了，他感到每一塊路標都與自己關係不大。他的生活十九年來沒有改變過節奏，上班，做工，下班，無論路標怎樣翻新，社會生活的車輪怎樣停停走走，碾過碎石段、泥濘段、平直段、彎曲段、上坡段、下坡段，他的生活節奏就像放在車上的一口鬧鐘，不因車輪速度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受馬達的高唱與低吟的影響。「我是做工的，不做工就是吃冤枉。」這是他的哲學。
人在安靜的時候可能產生不尋常的興趣，對從來不關心的事物也許會關心起來。趙開發由於一路幻想著天安門上的戲劇，竟對這每天多次見面的老地方發生了一種初次來訪的好奇心理。也許是想走近看看，風雪中果有那些幻影再現嗎？也許是想了解一下有沒有貼出新的標語，不知是哪種原因，他決定不抄捷徑，要從天安門前一直走過去。
一路走，一路側臉望著城樓，什麼戲劇也沒有，只有雪白的一片，那紅粉牆在風雪中凍死了。比較生動的是金水橋上的橋欄，由於結了一層厚冰，像經過了重新雕琢似的。雪地上有兩行深深的腳印從不同的方向延伸到金水橋上，橋上的雪被踐踏得稀糟，形成了一個很大的雪坑。是什麼人在這大風雪的夜裡來到金水橋上？難道這時候也有遊人嗎？真是太奇怪了。趙開發停步細看了一陣，狐疑不解。忽然覺得耳邊好像有聲音，便把棉帽護耳提起來，仔細一聽，那聲音更真切了，像是害重病的人在床上呻吟。他猛然打了一個冷戰，感到毛骨悚然，難道這風雪之夜，果然能使天安門上的戲劇重演？也許在明代、清代，數百年前在這裡停放過皇宮裡的病人，現在夜深人靜，居然聽見從前的呻吟了？這樣的事近乎荒謬，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早就聽說故宮博物院有人在月黑風清的夜晚看見過宮娥綵女輕盈飄逸的幻影，聽見過叮鈴叮鈴的環佩聲。是不是風雪之夜也能聽到呢？這可從來沒有聽說過。
趙開發戰慄著，望望大街兩頭，不見一個行人，也沒有車輛開來，只有旋風裹著鵝毛大雪呼呼地吼叫，更覺得十倍瘮人。他決心不再聽下去了，趕快離開這裡，回家暖一暖身子去。哪知正當他提步要走時，聽到一聲比剛才的呻吟大了幾倍的「哎喲」，並且辨明瞭發出聲音的地方是在金水橋底下。這時，他已感到不是什麼怪異事了，也許是有人在橋下遇難，便鼓足勇氣，順著那行腳印走到橋上去。低頭一看，雪白的玉帶河裡果然躺著一個人，身上雖然蓋著雪，而仍舊依稀可辨。是什麼人呢？深夜兩點多鐘，獨自冒著風雪來到金水橋上做什麼呢？又是怎樣摔下玉帶河的呢？不管怎麼樣，遇難者正在呻吟，證明他沒有死，必須趕緊設法救人。
玉帶河四面是陡壁，圍著欄杆，深約丈餘。現在，河裡雖已結冰積雪，想下去仍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欄杆結冰了，伸手就滑。老頭救人心切，忍凍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搭在欄杆上，借大衣的幫助，跳下河去。
那個不幸的遇難者臉朝下躺著，好像已經察覺有人向他走近，他竭力扭動頸部，或許想側過頭來看看，但只微微動了一下，嘗試沒有成功。趙開發俯身拂去他身上的雪，捧著他的頭往旁邊側過來，再將他整個身子扶得翻了一個邊，他又「哎喲」一聲。在微弱的雪光下，能模糊地看見遇難者的單呢帽上綴著一顆紅五星，趙開發吃了一驚，難道是軍人？他更感到奇異，也覺得救人的責任更重了。
「來人哪！……來人哪！……」
趙開發站立起來，大聲向廣場和長安街兩頭呼喚，顫顫抖抖的呼救聲被北風攪碎，被雪花壓下地來，根本傳不出去；連叫好幾聲，聽不到有人響應。沒有辦法，只好靠個人的努力了。這位老工人是富於經驗的，他靠近遇難者躺下去，將遇難者的手臂抬起來搭到自己肩上，再扶著他的身子，讓他平穩地移到自己背上來，背穩以後，便吃力地站起來，向陡壁移動。他一面將遇難者往上面送，一面叫他伸手攀住欄杆，哪知那不幸的人已經凍得手足僵硬了，連神志都處於半昏迷狀態，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這可把趙開發難壞了。不過，人在急時，力大無比，終於讓他創造了奇蹟，把遇難者的上半身送到欄杆上面去了，像一件衣服似地搭在欄杆上。
上岸以後，趙開發已經精疲力竭，只得把遇難者平放在雪地上稍事休息。到這時他才真正看清了被他救扶的人，原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年人，馬褲呢、駝絨裡的草綠色軍大衣好像是頭一回穿上身，下頦底下的呢軍制服領上露出紅領章的一角。從遇難者的年齡和穿著可以看出，他不僅是一個軍人，而且是高階幹部！這使得趙開發又吃了一驚，意識到剛才在金水橋發生的不幸事件遠非一般性的謀殺或自殺，分量之重，關係之大，目前還無法估計。老機修鉗工像觸電一般渾身抖顫了一下，連忙用自己的大衣扯成臨時的半壁帳篷，擋住呼呼的北風，一眼不眨地注視著遇難者的臉。
他應該立刻把他送進醫院去，可是他的的確確已把全部體力用光了，必須喘息一陣；他應該首先弄清遇難者究竟傷在哪裡，可這時他竟忘了，事情太大，使他痴呆。以「不做工就是吃冤枉」為行動指南的趙開發老頭，感到今夜的遭遇如同山崩地裂，忽然壓垮了他家的房子一樣，非常可怕。他十五歲進紡織廠當勤雜工，像毛驢一樣任人騎，任人打，任人扔一把麩子或草梗吊住性命混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軍開進北京那天，街上鑼鼓喧天，紅旗獵獵，工人們大都走上街頭參加歡迎隊伍去了，三十七歲的趙開發只在工廠的鐵柵欄後面竊竊望一望那騎在高頭大馬上的穿黃棉襖的軍人。他不大相信，這些騎馬拿槍的軍人會給他帶來什麼好處。他從小住在北京，見過的軍人可不少了，有戴平頂帽的北洋軍，有穿黃衣服的國軍，有穿大皮靴的日本軍，有像黑衣強盜似的滿洲軍，還有各式各樣的警察、憲兵和不穿軍裝腰間別著手槍的密探。所有那些軍人都沒有給他帶來好處，有的喝斥過他，有的鞭打過他，有的強迫他脫下衣服搜身。所以，他對軍人從來沒有好感。可是自從人民解放軍進駐北京以後，沒有打過他，沒有罵過他，更沒有強迫搜他的身。並且在不久以後，他由勤雜工變成了機修鉗工。工資增加了，生活變好了，兒子也上學了。從此他才認定一個道理，軍隊也並非都是壞的，他把自己的生活變化全部歸功於一九四九年進城的人民解放軍。只是在後來，經過許多政治學習以後，才知道還有共產黨，還有決定一切的毛主席。但是印象最深的還是那有鮮明標誌的解放軍。二十年來，那支軍隊經過了幾次改裝，一會兒戴鴨舌帽，一會兒戴船形帽，一會兒佩肩章，一會兒佩領章，近幾年來又忽然把帽徽領章都改了。無論怎麼變來變去，趙開發總覺得他們當中所有的人過去都是穿大棉襖佩白底紅邊符號的，只有那一身穿戴最好看。當然他也並不反對穿呢大衣，因為趙開發自己已有皮大衣了，難道那騎高頭大馬走進北京城的軍人們就不可以穿一穿呢大衣？他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的感情最為真摯，也最持久。他熱愛解放軍，敬佩所有穿軍裝的人，相信在解放軍裡一切都十分高尚、純潔，所有的人都非常有教養，懂禮貌，愛護老百姓，在他們裡面絕不會有嫉妒、猜疑、爾虞我詐。因此，當他的獨生兒子也有幸參軍時，他高興得不得了。自從兒子參軍以後，趙開發已百無憂慮了，好好地做工，安寧舒適地過日子，準備在退休以後，也依附兒子搬到部隊去住。文化大革命以來，他曾看見過一種傳單，上面有軍隊的大幹部挨鬥的照片，為了這，還專門給兒子寫過一封信、要他尊敬首長，不要胡鬧，不學壞樣子。可是兒子回信時並沒有正面談到這方面的問題。兒子已參軍四年了，總共只回來了兩次。每次回來，趙開發總要問他看見過大首長沒有，問他們部隊有沒有在一九四九年騎著高頭大馬進北京的人，現在的情況怎麼樣，多大年紀了，身體好不好，問得他兒子常常答不上來。老頭早幾年就跟兒子講過，他要到他們部隊去一趟，看看他們是怎樣過日子的，尤其要見一見他們的首長，講幾句話，坐在一起呆上半個小時，那是很大的光榮。由於廠裡的生產總是那麼忙，他一直找不到機會去看兒子，也一直沒有跟他們的首長在一起坐過。今天他意外地遇見了一個軍隊的首長，並且成了這位首長的救命恩人，趙開發簡直懷疑這是一場夢。天安門上的戲劇，金水橋下的呻吟，都是不可能發生的怪事，簡直太荒唐，太難令人置信了。可是，那不幸的遇難者看得見，摸得著，並且睜開了眼睛，還說了一句聽不清的話。
「你說什麼？」趙開發湊近他的臉問道。
「……」
遇難者的話仍舊含混不清，後來他移動了無力的手臂，顫顫抖抖指著自己的頭。趙開發這才注意到，軍人的帽子掉了，已經禿頂的頭在風雪中挨凍。老工人立刻產生負罪的羞愧感，怎麼那樣粗心！他連忙取下自己的棉帽，戴在軍人的頭上。
「不……」軍人說清了一個字，還擺了擺手。
趙開發猜想，他大概是不願意叫救他的人挨凍，便安慰他說：
「不要緊的，我家離這兒不遠，來，我揹你，先到我家裡暖和暖和吧！」
「不……」軍人仍是擺手，又指著自己的頭。
趙開發這才想到，他可能是要自己的軍帽。幸而那軍帽就落在上岸的地方，老工人給他把呢軍帽拾回來，戴在他頭上。這時，遇難者在全力掙扎著想把雙手抬起來移到頭部去，趙開發不明白他要幹什麼，盲目地託著他的手臂幫了一下忙。軍人將雙手移近帽簷，企圖用手指將帽簷捏住，那手已完全凍僵了，十指無法併攏，經過一番無效的努力，最後只碰在帽簷邊上，推得軍帽動了一下。趙開發這才明白了，原來是帽子沒有戴正。
「軍人哪！軍人哪！……」老工人讚歎著，背起了不幸的軍人。
他的家在前門附近的一條衚衕裡，此去並不很遠。趙開發背起遇難者左右看看，仍不見街上有人，便只得徑直朝自己家裡走去。他感到背上的人似乎已經暈過去了，那沉重的頭部被顛簸得一擺一擺，比揹著一個健全人沉重得多。
到家了。這是一個古老的四合院，緊閉著大門。趙開發騰出手來，吃力地摸到鑰匙，捅開了門。北屋那相連的兩間房是他的家，他穿過小院子，氣喘吁吁來到自己房門口，敲著玻璃連連喊叫：
「快起來！開門！出事兒了！」
家裡人大概一直在等他回來，等得太晚，剛剛睡下去，因此很難叫醒。
「聽見沒有？起來起來！」他把玻璃門擂得哐哐地響。屋裡亮燈了，一個青年人從床上坐起來。原來是他！趙大明。
趙大明開了門，幫父親將遇難者扶著躺在床上。
床裡邊睡著的人也被驚醒了，揉了一下眼睛坐起來，啊！怎麼他也在這裡躺著？這個新興革命家，半年前在北京連錢包都丟了，怎麼不接受教訓又來了呢？
遇難的軍人被放到床上平穩地仰面躺著，趙大明和範子愚一看他的面孔，同時吃驚地叫道：「是他！」
「他是誰？」趙開發問。
「我們的司令員。」兒子回答。
趙開發張著嘴既沒有出聲，又不合攏，痴呆地望著他兒子。此時沒有人注意範子愚，要是有人留心觀察，會發現這個新興革命家的面部表情的急劇變化中隱藏著複雜的內心活動。自從半年前在北京碰盡了釘子，與胡連生同車回到南隅以後，他所領導的造反組織幾乎毫無作為。半年來，有些人沉醉在精製各種三忠於紀念品的活動中，男的學會了繡花，女的發展了電影膠片的編織工藝。有些人在培植草菇和栽種菠蘿、木瓜等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大家掙來了吃的。還有些人學會了木工手藝或把毛筆字練得相當棒了。大多數造反者已經喪盡了最初採取革命行動時那種新鮮感和高度的熱情，神經變得比較遲鈍甚至有些麻木了。著急的是少數幾個頭頭，他們已騎上了虎背，很難下來。這當中尤以範子愚為甚。一號頭頭範子愚在幾經風霜以後，常常私下裡對鄒燕說，早知造反這樣複雜，開頭真不該起端，但同時他又鼓動鄒燕和他的戰友們，不能放棄鬥爭，麻痺大意。可以少惹一些新事端，但過去曾經做過的事必須堅持到底，不到底，人家就可以反過來算你過去的賬。他認為，造反派決不能承認自己曾經有錯誤，相反，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宣傳自己的行為都是正確的。近半年來，他們的造反組織，除了此項宣傳以外，再沒有幹別的。事實上，無論他們怎樣宣傳，反對他們的輿論已日漸高漲起來。那位全力支援他們、並與他們共同戰鬥的江醉章部長再也不來問津了，很久以來連人都找不到，就是碰見了，也是打一通官腔，沒有半句體己話可說。範子愚從北京遇難時起就對江醉章喪失了信心，意識到自己投錯了靠山。往後那些日子越來越證明姓江的是個陰險傢伙。不久前，他專門召集全體造反派戰友開了兩天兩夜曠日持久的討論會，研究造反組織的前途和命運，商量自救的辦法。大多數人都已意識到前方有危險，隱隱約約聽見了挖陷阱的響聲，比如常聽機關幹部們提到「你們與地方群眾組織的聯絡如何如何……」「你們衝擊政治機關的背景如何如何……」等等說法。這些就是陷阱，就是定時炸彈，不知哪一天時間一到，就會翻天覆地，大難臨頭。怎麼辦呢？難道就這樣坐以待斃嗎？討論來討論去，會議越開越洩氣，到會的人數也越來越少了。在瀕臨崩潰的緊急關頭，範子愚努力鼓足氣宣佈了他的戰略決策。他認為，造反派要想不垮臺，必須緊緊把握住革命的大方向，只要大方向始終正確，有一些錯誤也可以得到諒解。即使上頭不諒解，也有理由與他辯論辯論。正確的大方向應該是什麼？廣義地說太籠統了，要非常具體才行；具體說來，空四兵團的革命造反大方向就是鬥彭，始終堅持鬥彭，就不怕人家說你是胡鬧。其他造反者們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數，也就只好同意了範子愚的戰略決策。於是便產生了再次上京的行動。
不能說範子愚他們神通不大，雖然並沒有派代表常駐北京，但北京發生的事他們都能知道，鬥彭的進展情況他們也約略知道一些。最近，陳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參加一次對彭其等反黨分子的決戰會議，會議結束以後，彭其將押回南隅，繼續隔離監護，檢查交代他的罪行。這個訊息被範子愚他們打聽到了，決心把隔離監護、督促彭其寫交代材料的任務搶到手，這樣，就能證明本造反組織自始至終把住了鬥彭的大方向。怎樣才能爭取到這個任務呢？找陳政委正面要求，他會信任嗎？找江醉章，他會理睬嗎？範子愚認為，不能書生氣十足，「人家不給，咱就搶，現在這年頭，自己的命運由自己決定。」因此決定立即派人上京。範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訓，人生地不熟，貿然闖到北京去是要吃虧的，所以這回他堅決要拖住趙大明同來。趙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沒有地方落腳。本來，趙大明能有機會在春節期間回北京與父母團聚，這是難得的好機會，但由於此行任務尷尬，他一再找理由推託，怎奈範子愚不顧一切，強行把他拖上了火車。到京以後，範子愚兩腿不閒，鑽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報，摸來摸去，只知道會議已在春節前開完，而彭其的啟程日期無法知道，他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盡興盡歡。萬萬沒有料到，彭其被趙大明的父親揹回家來了。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
範子愚望著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罈突然從地下挖出來的金子面前，那樣驚喜，那樣眼饞，那樣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動手。趙開發老頭聽說這就是兒子那個部隊的司令，已經驚奇得不知所以，又見範子愚講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表情來，更加愕然。他望著範子愚的臉，像看見公雞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兒發現他的？」兒子問。
「金水橋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