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

魯迅在1932年4月寫的《二心集》（1930-31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的序言，在回顧自己的思想發展的過程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就以這樣的信念，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之下，堅決為人民服務，堅決與各種嘴臉的反動勢力鬥爭，鞠躬盡瘁，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分鐘。

正象世人共知的其他許多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一樣——在這裡，我想到了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等等輝煌的名字，——魯迅所走過的道路是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不但充滿了荊棘，而且有當道的豺狼，有窺伺在暗處的鬼蜮，也有戴髑髏而舞的狐狸。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餘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1926年，魯迅在小說集《彷徨》的卷頭用了上面所引的屈原的詩句作為題詞；這表示那時的他抱著我們古代哲人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邊戰鬥，一邊追求真理。那時候，他的基本態度，可以從他後來對於《語絲》（1924年發刊的週刊，魯迅和它的關係最久）的評價得到說明；他說《語絲》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害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所以隱約起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這一段話，說明了同人雜誌《語絲》的態度和進行戰鬥的方法。自然，"應該產生怎樣的新"，魯迅當時並不是沒有目標。但魯迅之所以沒有明白的表示，正因為他不肯以耳代目、在未有深刻的認識以前就有所表示，這和他"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而堅定其信念的精神，是一致的。

我個人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把魯迅和羅曼·羅蘭相比較，很有相同之處。羅曼·羅蘭七十歲時，曾經為了答謝蘇聯人民對他的慶祝說過這樣的話：「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象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這個旅程並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羅曼·羅蘭在解釋他"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時代的深處來的"，曾經沉痛地說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壓之下度過的。同樣地，魯迅也經驗過"寂寞和空虛"的重壓，而魯迅的"旅程"好象比羅曼·羅蘭的更為艱苦，因為他不但揹負著三千年封建古國的"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而且他還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會所形成的"買辦文化"作鬥爭。

書香人家的子弟，幼誦孔孟之言，長習聲光化電之學，從革命民主主義走到共產主義：魯迅所走過的這樣的道路，使我想起了我們的許多前輩先生。這是中國的愛國的知識分子經過事實的教訓以後所選擇的道路。在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魯迅是引導著萬千青年知識分子走向戰鬥，走向這樣的道路的旗手。

我們古代的哲人曾說：惟"仁者"（革命的人道主義者）為能愛人，為能憎人。魯迅就是這樣的"仁者"，他維護「人"的尊嚴，他愛的是被侮辱者與被損害者，他憎恨的是剝削者和壓迫者。這樣的"仁者"也一定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也一定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戰士。1930年以前魯迅的中心思想和主要的活動，大概可以用這幾句話來概括。

1906年，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就開始了文學運動的計劃。這是打算出版一種期刊，定名為《新生》。但這計劃終於為了種種阻礙而沒有實現。後來（1922年，《吶喊》序），他回顧這一時期，告訴我們：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藝運動，因為文藝善於改變人們的精神，而他之所以把改變精神作為第一要著，是由於認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這是魯迅對於那時候的中國人民的命運的最沉痛的說法。為什麼"只能做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呢？魯迅從各方面來分析，揭露了問題的本質。

他懷著無限沉痛的心情，從《狂人日記》開始，取材於「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尖銳而辛辣地指出封建思想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所造成的"國民性"的痼疾。《狂人日記》借了"狂人"的口說出了幾千年的"禮教"——中國封建制度的思想體系——的吃人的本質；他的發狂，正是封建禮教迫害的結果。

《藥》的意義更為深遠而痛切。"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之一，求"藥"以救生命，然而這所謂"什麼癆病都包好"的"藥"（人血饅頭）不但和騙人的巫術一樣，並且那據說是"靈效"根源的人血還是一個革命者的血，也就是為了「病態社會中不幸的人們"而獻出來的血！在這裡，魯迅的悲憤是雙重的。他既痛心於民眾之受封建思想的毒害而未覺醒，也批評了當時（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運動之脫離了民眾。後來魯迅自己說明《藥》的意圖道：「因為那時（五四運動時期）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而且也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所以"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被殺的革命者）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這也就是說，《藥》的深遠的寄託不在於那個"花環"而在於表現在整齊的深刻的矛盾。魯迅根據他自己目擊的辛亥革命的失敗經驗，借《藥》的故事指出了一個真理：革命思想如果不掌握群眾，那麼，先驅者的血恐怕只能被當作"人血饅頭"的材料罷了；而要使群眾接受革命思想，就先得開啟他們思想上的枷鎖，使他們睜開眼看——用魯迅自己的話，就是"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是"改變他們的精神"。

《阿q正傳》就是在更大的規模、更深遠的意義上，來揭露"國民性"的痼疾的。就經濟地位而言，阿q是個勞動人民，然而在阿q身上，除了勞動人民的一些脾性而外，還有不少的封建階級的思想意識，而這些思想意識恰恰又成為阿q的精神上的枷鎖和麻醉劑；但即使這樣，當中國發生了革命時，阿q便做了革命黨，然而又"不準革命"，終於被搖身一變的假革命的新貴們拿去作為"示眾"的材料。這就不但是阿q個人的悲劇，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劇。有人以為阿q終於做革命黨是不符合於阿q的性格的。1926年，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裡，曾經這樣答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命運，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這最後幾句話，暗指著當時就要到來的1927年的革命。魯迅對於那一次革命是並不樂觀的，甚至於悲觀。這且留在下節再說。

阿q這典型，如果只作為僱農來看，阿q的故事，如果只作為反映辛亥革命的失敗來看，那就不能夠說明它的複雜性和深刻性。在舊社會中，所謂"阿q相"是普遍存在的；從「袞袞諸公"到"正人君子"（偽善者），知識分子，市民，乃至勞動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有幾分阿q的"精神氣質"。因為，所謂"阿q相"者，其構成的因素不是別的，而正是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所產生的等級觀念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識，再加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媚外成性的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當《阿q正傳》在報上連續刊登的時候，有些"正人君子"（偽善者）和高貴的紳士們，惴惴不安，都以為是罵到了自己。他們這惴惴不安實在是有理由的，因為在阿q這面鏡子里正照出了他們的嘴臉。認真說來，即在今天的我們，怕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說：阿q這面鏡子裡沒有自己的影子。即使只是淡淡的一個影子，也到底是影子呵！這是因為，社會制度雖然改變了，舊社會舊制度所產生的思想意識的殘餘，卻不能夠馬上在人們腦子裡消滅的。

毋庸諱言，《阿q正傳》的畫面是相當陰暗的，而且魯迅所強調的國民性的痼疾，也不無偏頗之處，這就是忽視了中國人民脾性上的優點。這雖然可以用"良藥苦口而利於病"來解釋，但也和魯迅當時對於歷史的認識有關係。魯迅曾經在另一篇文章中引用他的一個朋友的話而表示同情：歷史上中國人只有做穩了奴隸和求為奴隸而不得這樣兩個時代。這顯然對於中國歷史上人民的作用，估計太低了。但說這樣話時的魯迅，有的是憤激，是苦悶，而絕不是消沉。正如他在《野草》中所表現的內心思想一樣，儘管有矛盾，苦悶，而並不消沉。他還是堅決地戰鬥著，同時也不懈不怠地追求著真理。這正是魯迅之所以成其偉大。

魯迅那時候的苦悶——用他自己所常用的字句，就是空虛和寂寞之感——和"五四"以前（1911-18這段時間）他所深以為痛苦的一天一天的長大片來，如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的"寂寞"，性質上有相同之處，而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他把"五四"運動右翼分子的日趨反動，以及本來反對"五四"運動的人們那時也掛羊頭賣狗肉，企圖篡奪領導權等等這些事實，和他所目擊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敗象，加以比較，因而痛切地感到"世道仍然如此"的悲哀。（他在《阿q正傳》中描寫趙秀才、假洋人之類的乘機"革命"，"鹹與維新"，和不準阿q革命，筆鋒所指，也向著"五四"以後那班投機家。）而不同之處，則在於他也目擊著或至少感覺到動盪的時代中有一股頑強的潛流，「好象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在於他自己的思想中除了素所信奉的進化論以外，又"擠"進了新的東西——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這不同之處，標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而反映了他的這一時期的思想鬥爭和憤激的情緒的，便是《野草》（散文詩，二十多篇，1924-26年作於北京）。後來（1931年），他自己對於《野草》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也可以說，大半是廢弛的地獄邊沿的慘白色小花，當然不會美麗。但這地獄也必須失掉。這是由幾個有雄辯和辣手，而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的臉色和語氣所告訴我的。我於是作《失掉的好地獄》。"（《野草》英文譯本序，1931年11月）這裡，"那時還未得志的英雄們"是指1927年以後當權的國民黨反動集團。《失掉的好地獄》用的是象徵的手法，但可以看出，這裡指的是北洋軍閥的必然倒臺，而同時預言了代替北洋軍閥的蔣介石派會比北洋軍閥更壞。魯迅對於1927年大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勢和風雲人物所採取的保留態度，可以說是他"由於事實的教訓"（辛亥革命的失敗）故而頭腦比較冷靜，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但同時，也不能不說，他那時對於此後必然要求打倒"地獄"的新人，還沒有明確的信念。他的這種保留態度，使他在1927年到了當時"革命策源地"廣州的時候，暫時沉默起來。

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他的思想發展上，卻很重要。後來，（1932年）他總括那一時期的自己的思想變化，說：「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三閒集》序言）。魯迅不是那樣的人：昨天剛從書本上讀到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初步知識，今天便自詡為已經掌握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他鄙薄那樣的人。他深切地知道生長於舊社會的人，出身於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當票作為本階級的叛逆者出現的時候，並不等於已經完全獲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靈魂深處已經沒有封建意識或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殘餘；他們常常可能在某一點上正確而在別一點上犯錯誤，在某一時期正確而在另一時期犯錯誤。而魯迅之所以比他同時代的人更能認識到自我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苦性，也正由於他親身的長期體驗。他常常說，"積習難忘"；又說，他雖然經常無情地解剖別人，但是經常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他不信世界上有人能於旦夕之間，聽過一二次講演、看過一二本書，就從非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他以為這樣"突變"了的知識分子是經不起考驗的。而事實上，他也目睹了不少這樣的"英雄"在小小風霜之下就現了原形。

正是由於上述的種種事實教訓，魯迅看清了1927年革命的挫折不同於辛亥革命的失敗。《野草》時期的自我思想鬥爭得到了結論。也正因為在長期的思想鬥爭中吸取了事實的教訓，他在糾正了自己以前的只信進化論的脾氣以後建立起來的新信仰，是從心靈深處發生的，是付給了全生命的力量的；而且正是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困難關頭，他堅決地走向共產主義，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開始了新的、長期的、更艱苦更勇猛的戰鬥。

1928年8月，魯迅在答覆讀者的公開信中，有這樣的話：「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說許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