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正是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展開了論爭的時期，因而魯迅這幾句話，是有感而發的。在這些話裡，提到"世界上已有定評的著作"，但也提到了"反對的著作"，這很重要。這正表現了魯迅對於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那時候，有系統地介紹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創造社和太陽社首先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初步知識，並且強調了文藝應當為革命服務，作家應當站定革命的立場，表現革命鬥爭等等，對於當時的文學運動起了重大的作用，這都是應當肯定的；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討論當時文學運動的具體問題時，卻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這些具體問題，就是作品的題材問題，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問題，對於當時的進步作家的評價問題，特別是對於魯迅的評價問題等等。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時，就應當考慮到當時中國革命形勢的特點，當時中國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的具體情況，以及當時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戰略——又批評又團結的統一戰線工作；但由於當時的左翼文學運動者還不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因而在討論上述問題時，每每喜歡用教條的框子來硬套。這樣的辦法，顯然是不能說服人的，而且有些批評的態度十分粗暴，又使人望而生畏。至於當時的"普羅文學"作品，則極大部分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東西。魯迅反對這些教條主義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反對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但魯迅在那時候也還是正在開始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後來說，他感謝創造社對他展開的爭論，因為這「擠"他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因而在這次論爭中，我們還不能看到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當時革命文學運動中所有的具體問題提出有系統的和全面的分析和主張，象他在1930年以後那樣。

反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國粹主義"，同時也反對生吞活剝、搬弄洋教條，這是"五四"以後魯迅所極力主張的，這也仍然是1928年論爭中魯迅的基本思想，但因當時的論爭夾雜著個人問題和宗派情緒，因而這一基本論點就不很突出。可是這一次論爭，對於革命文學運動的開展，是有重大的意義的；對於魯迅自己的文藝思想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

魯迅的反對教條主義的主張，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1930年3月）的講話中，就更透徹了。他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這裡說的是：「左"傾和右傾，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左"傾之容易成為右傾，是脫離群眾、不瞭解革命的實際、抱住幾句教條的結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指出了當時的革命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識敵人的底細"。他說：「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瞭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前的敵人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為了克服文學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魯迅在那時就提出了作家必須熟悉生活的問題。他以為作家所寫的，不盡是親身的經驗，也可以有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里，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上海文藝之一瞥》）

1932年後，魯迅的主要作品是所謂"雜文"。這是由於環境所迫，也由於思想鬥爭的必要。他的幾百篇"雜文"，可以說是上下古今，包羅永珍，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等方面的矛盾和鬥爭。他以極其富有形象性的、深入淺出的筆墨，對各種問題和各種現象，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些"雜文"，每篇大抵不過數百字，然而析理精微，剸刺入骨；嘻笑唾罵，既一鞭一血痕，亦且餘音悠然，耐人咀嚼。這些"雜文"，不僅是戰鬥性極強的政論，也是藝苑的珍珠。這些雜文，絕大多數，在今天也還有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在他的戰鬥生活的最後五年中，對當時的以各種形式出現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作了尖銳深刻的批判，對廣大青年知識分子進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他駁斥了御用學者"新月派"的超階級論。他引證中外古今的歷史事實，也引證"新月派"本身的行動，來證明"超階級論者"實質上是壓迫階級的走狗，他們貌似公正，實際上是徹頭徹尾擁護壓迫階級所享有的一切自由，而不許被壓迫階級有要求自由、解放的權利。

在所謂"第三種人"要求"文藝自由"而展開論戰的時候，魯迅剝下了"第三種人"的偽裝，指出"第三種人"實在是"第一種人"，他們不向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禁止革命文學、迫害進步作家等等罪惡表示抗議，卻裝出了受委屈的嘴臉，顛倒黑白，反而向被壓迫的進步文學集團（當時的左聯）要求給以"文藝自由"，這是十足的含血噴人的勾當，其企圖是要欺騙缺少經驗的青年，其作用比"新月派"的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叫囂更為陰險。

在這個時期，魯迅的許多雜文對於"國粹主義"和"全盤歐化論"的荒謬，都繼續加以批判，比前期的議論更為精闢。在前期，他還是以進化論的觀點來看待這兩個問題，現在呢，他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了；他的這些雜文不但在當時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在今天也還有現實的意義。

從"雜文"中，可以窺見魯迅的學問的淵博。如果把他引用過的中外古今的書籍編一個目錄，將是很長。但是他和那些專靠引用別人言論來掩飾自己思想疲乏的"文引家"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徵引，有時是為了說明一個論點，但更多的是為了駁斥那些"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貌似淵博的衘學家的錯誤，或者為了揭露那些自封的"國學家"的荒謬。在和新、舊頑固派（他們都掛起保護民族文化的招牌，反對各種革新運動）作鬥爭的時候，魯迅常用的戰術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就是引用中國古代學者的話，來證明那些新、舊頑固派自詡為獨特的議論實在是早已有之而且是早已為古代學者所駁斥過的。

為了反對青年們埋頭故紙堆中，逃避現實，魯迅在《阿q正傳》的第一章中就以令人噴飯的妙筆嘲笑了那些自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學者"。在許多"雜文"中，他尖銳地窮追不捨地抨擊那些以各種面目欺騙青年的國粹主義者，他指出了這班人所叫賣的"國粹"其實是糟粕。為了誘導青年努力學習世界各國先進的科學和文藝知識，為了使得青年們"睜眼看世界"，特別是反對那時候反動派的復古運動，他乾脆地告訴青年：讀線裝書沒有益處！

正因為魯迅必須和掛著國粹招牌來麻醉、欺騙青年的新、舊頑固派、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所以他不能不採用"矯枉必須過正"的戰術。他那時的文章，揭露糟粕（這正是自封的國學家以及別有用心的國粹主義者所崇奉為精華的）者多，而闡明優秀傳統的比較少。胡風反革命派曾經鑽空子，誣稱魯迅對於民族傳統文化是抱否定態度的，從而散播他們自己的對於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的謬論。但這些謬論是經不起事實的駁斥的。魯迅對於中國曆代的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度的評價，見於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對於民族的雕刻、繪畫、音樂，乃至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的思想家，他的評價都是十分公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誇。凡是中國民族文化中的精英，魯迅無不寶愛。唯有那阻礙中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封建主義的糟粕，他這才深惡而痛絕之，不斷地給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他在1918年就說過這樣的話：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儲存國粹，也須國粹

能儲存我們。"

儲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它有無儲存我們

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國粹。

這幾句話，我以為很可以概括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也符合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原則。

魯迅對於民族文化遺產的態度，和他提倡學習其它民族文化的優點的態度，是一致的。魯迅主張必須向世界各民族先進的科學和優美的文藝學習，但也屢次批評那些不問好歹，只要是歐美大國的東西就瞎眼吹捧的那些崇拜洋偶像的作法。他毫不留情地嘲笑那些捧著一個外國學者作為偶像到處去嚇唬青年的所謂"學者"，因為這班人的淺薄雖然還可以原諒，而他們的貽誤青年則是不可寬恕的。

尊重並熱愛世界各民族的優秀的文化傳統，並且發展文化交流，互相學習，這是中國人民的良好的傳統。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都曾引證中國歷史事實，指出中國人民自漢朝開始就和鄰近各民族發展了文化交流，並在本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不少的外來的因素，以為借鑑，以豐富自己的文化內容。他指出：勇於吸收外國的優秀文化的精英，常常發生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王朝，如漢唐盛世，而澆薄季世的失了自信力的統治階級則往往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敢接觸外來的新鮮事物。他在《拿來主義》這篇短文中，大聲號召，凡是有益於我的東西，無論中外古今，都應該學習，都應該吸收使成為自己的血肉。在這樣的信念上，他曾以大部分的精力，介紹和翻譯外國的文藝和學術。他介紹的範圍很廣，尤其熱心於介紹那時還是被壓迫的東歐各民族的文學。在那個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化交流工作中，魯迅的貢獻是卓越的，而它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魯迅自己的作品也證明了他是能夠十分完善地實踐他的理論的。他的小說和論文，都有獨特的風格。這風格，正是在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外國的優秀文學的精華，通過他個人的氣質而形成的。對魯迅以前的中國文學作品而言，魯迅的作品是從前未有的完全新的東西，但同時又完全是民族的，比那些在形式上自詡是民族風格的東西是更為民族些的。

近幾年來，研究魯迅的工作，頗有成就。然而也有缺點。其中最應當引起我們警惕的，是研究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傾向。這種研究方法往往不從魯迅著作本身去具體地分析，不注意這些著作產生的背景材料（社會的和個人的），而主觀地這樣設想：某年某月發生某事，對於魯迅思想不能沒有某些影響罷？然後在魯迅著作中去找證據。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對於某一問題抱著怎樣的見解，因而，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也不可能抱著另外的見解；於是也在魯迅著作中找證據。對於魯迅作品的解釋，也曾有過庸俗社會學的觀點，最突出的例子是認為《藥》的結尾處的"烏鴉"必有所象徵，因而發生了種種奇怪的猜測。企圖在魯迅的片言隻語中找尋"微言大義"，在某些人中，也成為一種癖好。這一些傾向，都有害於魯迅研究工作的正確開展，也有害於正確地學習魯迅。

為了更好地向魯迅學習，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研究工作。在研究魯迅著作時，它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兩個方面，應當同樣重視，而且要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使得研究工作更加活躍，更加深入。

我們要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精神，更大力地開展我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文化交流，相互學習，為人類的文化繁榮作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