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裡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還有杜甫的《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這首杜甫的《登樓》，特別值得注意，因為樸公書房壁上所掛鄭板橋手筆的對子，寫的正是這首詩裡的「錦江春色來天地，王壘浮雲變古今」二句。由此可見，白先勇存心把這首詩的旨境意境，容納入這篇小說裡。另外，王孟養靈堂裡的輓聯之「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詩《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鵬空好音。

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杜甫十分崇敬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復興漢室，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氣節。《登樓》一首，系天寶之亂，杜甫避蜀時所作。他當時悼念諸葛亮與感時憂國的心情，正是樸公在《梁父吟》小說裡悼念王孟養與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別是小說最後一段，樸公獨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風」中，面對盛開過的三五朵蘭花殘苞，哀悼曾經叱吒風雲的王孟養，追念辛亥年間的往事，其心境與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為梁父吟」。

如此，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梁父吟》這篇小說就成了王盂養的故事，王孟養的悲劇。而樸公就退一步，成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敘述者。從他對雷委員的談話，我們看到一個英雄的興起、高騰、衰敗與死亡。

辛亥革命時，王孟養才不過是二十歲。三個結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勁道」。武昌城內槍聲一響，別人尚在猶疑，他卻已「搶了幾枚炸彈，拖起馬刀往外面衝去」。混戰了一夜，大勢已定，他突然興致大發，跑到黃鶴樓上，「脫下了一件血跡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樓簷上去，然後他站到黃鶴樓的欄杆上，揮著一柄馬刀，朝了我們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養在此。’」中華民國建立後，幾十年間，他又東征西討，建立功勳，升為總司令，叱吒風雲。他的才略機智無人能比，可是由於他的性格太剛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兩個結拜義兄，還可拘阻他一些。

至於王孟養如何從「總司令」的巔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說裡並未說明。我們只能根據雷委員的談話，得知他超人的才智「還沒能展盡」。而樸公則歸咎於王孟養自己那種「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無論如何，總歸是目前的人事與局勢，迫使這個胸懷大志的將軍，英雄無用武之地。

三國時代，諸葛亮幫同劉備打天下，劉備死後又繼承他的遺志，忠誠輔助後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復興漢室。卻不幸壯志未酬，老死異鄉。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王孟養的命運也相似：先是追隨國父革命，建立民國；接著遵從國父遺志（樸公書房一副對聯也寫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幾十年間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建立統一和平的中華民國。卻也不幸壯志未酬，老死異鄉。

我們且不追究王孟養的剛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論目前的現實情勢如何迫使他「才智沒能展盡」，他之開始走下坡路，卻也和個人的年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任憑怎樣一個叱吒風雲的壯士，終有一大也會年老，也會死亡。辛亥年間勇不可當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間轟轟烈烈的大總司令，曾幾何時已衰老臥病在床，不得不由繼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後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養雖然有兒子，但兒子繼承的只是他的肉體生命；他當年創國的那種不屈不撓的剛烈精神，卻無人持續，從此斷絕。難怪樸公喃喃自語：「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獨的。」全面接受理性現買向遺棄傳統「包袱」的王家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於接受他父親的精神遺產。或許根本就否認「精神」的存在。所以當然他會覺得對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無聊事。至於到寺裡唸經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觀之，《梁父吟》便是王孟養一生的故事。樸公一方面是故事敘述者，供給小說情節，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對王盂養的追念，製造與固定小說裡的哀悼氣氛。所以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這篇小說就不再是樸公的性格悲劇，而變成近似《思舊賦》的悼念文章，憑弔一個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創偉業的失落。

兩種解釋的融匯

綜上所述，我們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養暗喻為張飛，另方面又把他暗喻為諸葛亮，而從這不同的起點出發，這篇小說可演繹而成為兩個不同的故事，但小說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含義，在我們做最後一步研析時，卻又神妙奇巧地迴歸一處，融匯成一體。

首先，樸公、仲默、孟養三人早在辛亥年間歃血為盟，結拜為兄弟，日後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地步。他們是分不開的同體手足，已無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養的故事就是樸公的故事，而樸公的悲哀就是王盂養的悲哀，如此，小說主角不論是那一個，最終意義卻是同樣的。

其次，他們共同建立民國，又繼承國父遺志，一起東征西討，一心一意要完成國民革命，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劉關張與諸葛亮，將自身命運維繫於蜀漢的命運，同心協力復興漢室，樸公和王孟養也把自己奉獻給共同的理想，將「小我」溶入「大我」，於是他們的命運和民國的命運慼慼相關，不能分開。如此，樸公和王孟養的悲哀，也就是民國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僅是兩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時也成為民國的故事。

再者，我們細讀《梁父吟》裡作者對樸公的描寫，即發現樸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創國精神，更秉具中國五千年積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之精神。難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義成功次日，馬上「通電全國，稱中華年號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觀之，《梁父吟》這篇小說，主角不論是樸公或王孟養，最終都回歸到同一意義，成為民國的故事；又擴大引申，成為民族的故事。

不錯——辛亥革命志士建立民國的不屈不撓剛烈精神，在歷史扉頁上確實留下了永恆的光澤。正如樸公院子裡的蘭花葉子，「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然而，蘭花的盛開時期畢竟已成過去，「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而當樸公和雷委員在深冬午後走向屋內，踏在滿院子裡紫竹脫落的葉籜上，我們彷彿聽到那由於不合時代季節而凋落的中華民族文化，在現世新勢力的壓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葉片，「一直髮著必剝的碎聲」。

如此，這篇小說的兩種不同解釋與影射含義，最後終於匯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體。《梁父吟》兼有《歲除》之人物性格刻劃與《思舊賦》的哀悼憑弔氣氛；而作者對中國文學典故的適當採用與巧妙操縱，更使這篇小說增加了深度與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