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談一談這篇小說裡的其他角色，和他們對賴鳴升的看法。

劉營長和賴鳴升是老朋友，同鄉、同輩、同行，背景相似。但他年紀比賴鳴升小一截，還沒到退休年歲，「一個營長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手下也有好幾百人」。所以他的「身分」，就職業方面來說，異於賴鳴升，並沒「下降」。此外，更大一個區別，是劉營長有家室；他有一個賴鳴升認為是「前世修來」才能得到的好太太，和一個才十歲大，活潑頑皮，還很需要照顧的兒子。所以目前的現實生活，對劉營長夫婦，還是有意義的；對「過去」的回顧，雖然帶給他們溫暖，但只能說是生活的「調劑」，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劉營長和賴鳴升原是患難弟兄，也以弟兄互相稱呼，談話之間，頗能使人感覺出他們的手足真情。然而劉氏夫婦對這位「賴大哥」，所懷的真摯友情之中，卻又夾雜著相當成分的憐憫與縱容。他們看得見賴鳴升自己看不見，悟不到的弱點，但基於一般人情，以及對賴鳴升的同情與友誼，他們縱容他、隨和他、容忍他。在吃這頓「團圓飯」時的談話過程中，我們一再感覺出劉氏夫婦的這種態度。常常是經由賴鳴升某一句話的「提示」，促使他們趕緊附和，說一句兩句或真心，或不十分真心的話，來幫著肯定一下他們明知已成虛幻的賴鳴升的「巨人」自我意象。下面是幾個例子：

賴鳴升：「虧得他還記得我這個老長官，我倒把他忘掉了。」劉營長：「大哥，你也是我的老長官，我先敬你一杯。」賴鳴升：「俞老弟，不是我吹牛皮，當年我捆起斜皮帶的時候，只怕比你還要威風幾分呢。」

劉營長：「大哥當年是瀟灑得厲害的。」

賴鳴升：「這點子臺灣的金門高粱就能醉倒大哥了嗎？你忘了你大哥在大陸上，貴州的茅臺喝過幾罈子了？」

劉營長：「大哥的海量我們曉得的。」

劉太太是個很好心腸的女人，和她丈夫一樣，出於憐憫與人情，說些熨帖的話，使賴鳴升心裡高興。但她對賴鳴升的情誼，是由她丈夫而來，所以她對賴鳴升的看法，比劉營長「客觀」一籌。她雖也真心跟著喊「老長官」，同聲扶持賴鳴升的自我意象，但她對真正的他，看得相當清楚；像她半玩笑半認真地想把他介紹匹配給「我們街口賣香菸的那個老闆娘」，一方面固然顯示她的關心，一方面卻也多少洩露出她對他身分的真正估價。她的「容忍」成分，遠勝「瞭解」；在她看到賴鳴升喝醉時，能冷靜地把酒瓶「劈手奪了過去」。她到底像一般家庭主婦，對烹飪的興趣高於對朋友的瞭解；在賴鳴升那樣激動地再度活於過去時，她心裡顧念的，卻是沒人嘗她拿手的「螞蟻上樹」。賴鳴升醉倒後，她對俞欣和驪珠搖頭嘆氣說道：

「醉了……我早就知道，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大哥愛鬧酒，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麼樣。」

這幾句話，除了揭示劉太太對賴鳴升的客觀看法與容忍態度，亦讓讀者得知，原來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許多次，不足為奇了。而最後一句「其實他的酒量也並不怎麼樣」，觸及一個有趣的問題：是他現在的酒量並不怎麼樣，還是他的酒量一向並不怎麼樣？這聯帶引出一個非常令人深思咀嚼的問題：賴鳴升的「自我意象」，現在當然已不合實際。但以前呢？壯年時期的他，是否真的就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的巨人意象？還是由於自己青春已逝，在「回顧」的酸甜交集的溫馨中，把過去的自己，多描了幾筆理想的色彩？賴鳴升心目中的自我，真正存在過嗎？……然而，若沿這條線路想下去，則故事的「反諷」（irony）強烈得有點令人受不了。而且我想這樣的反諷，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我們還是玩味一下，就算了。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我論到《臺北人》裡的人物，大致可分為三型：第一是完全活在「過去」的人；第二是接受現實，但也時而回顧「過去」的人；第三是捨棄「過去」，或沒有「過去」，而完全代表「現在」的人。在《歲除》裡，賴鳴升屬於第一型，劉營長夫婦屬於第二型。剩下的三個配角，驪珠、俞欣和劉英，便屬第三型。這三個年輕人，因為幼年無知時就來到臺灣，或出生在臺灣，對於代表「過去」的大陸，與前一代人經驗的與國家命運攸關的滄桑個人歷史，不能有深切的認識與同情。劉英還只是個小孩，暫且不論。俞欣和驪珠二人，顯然都是二十出頭，都是很有禮節，心地良善的青年男女。這從他們犧牲難得的單獨相處機會，而答應留在劉家陪賴鳴升吃飯打牌之事實，可以看出。但因他們不瞭解賴鳴升，又沒有劉氏夫婦對他所懷有的那種情誼，他們的看法完全客觀，完全理智，絲毫不牽纏自己感情。如此，當賴鳴升激動無比地敘述日本鬼打棘澤時，他用自身血肉換取的驚天動地經驗，俞欣卻像隔在一層玻璃之外，背書似地稱誦：「那一仗真是我們國軍的光榮！」事實上，白先勇在多方面，把俞欣和賴鳴升二人，做成對比。賴鳴升的外貌（鋼刷般的短髮、特大骨架、臉上密密麻麻的蒼斑等），與他身上那套「磨得見了線路的藏青嗶嘰中山裝」，都暗示他是一個耿直不屈，歷盡滄桑，不重形式外表，注重精神實質，固執保守中國舊傳統的代表「過去」之人物。而俞欣身上「筆挺的淺泥色美式軍禮服」，「金亮的……領章」，「黑領帶」，修剃得整齊服帖的頭髮，以及最後臨走時對著鏡子整理領帶等動作，都暗示他是個與傳統疏離，受了相當洋化，很能貼合適應環境，注重形式外表，缺乏內容深度，又頗有點沾沾自喜的現世人物。這倒不一定是說，俞欣這個人不如賴鳴升。而是在白先勇視界中，因為俞欣沒有「過去」，生不逢時，便由不得他自作選擇地被註定必須「膚淺」，必須是個形象相似但實質不同的「複製品」或「贗品」。這樣有點專橫的「定命」（predetermination），當然，為的是配合《臺北人》的整個架構，以及「今昔對比」的一貫主題。

驪珠是一個好女孩，羞澀、有禮、懂規矩。但當然，因為她也沒有「過去」，和俞欣一樣，不能瞭解賴鳴升的心情。她答應留下來陪賴鳴升吃飯打牌，顯然主要是礙於情面，所以當他醉倒，劉太太建議她和俞欣二人出去玩時，她像解脫了一大負擔，「趕忙立了起來」。吃飯過程中，她把賴鳴升最令讀者——經由作者的成功傳達——憐憫難受的悲劇表現，視為喜劇表現；臨走還咯咯地笑著說：「賴大哥喝了酒的樣子真好玩。」其實，不只驪珠俞欣，就連劉營長夫婦，對賴鳴升的心情也常不能瞭解。如此，在賴鳴升敘述往事，無限感觸激動之際（如敘述「割靴子」事件後），或當他做出使同情的讀者最覺心慟的舉動時（如裸露胸上傷疤，與醉後表演打拳），同桌吃飯的人卻只看到表面的滑稽性，而「鬨然大笑起來」、「笑著偏過頭去」、「捂著嘴笑著低下了頭」，「笑得前俯後仰」。白先勇用這種對比描寫手法，烘托傳達出賴鳴升真正的「孤立」。完全的「隔絕」。即連最親近的患難弟兄，也不能瞭解他心底最深處的悲痛。這種與世隔離，無法與別人心靈溝通的悲哀，即所謂「alienation」，倒是普及全世界的現代人，也是近代西洋文學的一大主題。

至於劉營長夫婦的兒子劉英，由於年幼無知，當然更無法曉得賴鳴升沉重的心情。在這除夕夜晚，他的心思幾乎完全集中在「放煙炮」這件遊戲上，而他對賴伯伯的興趣，也可說是止於他「電光炮抓在手裡爆」的諾言（小孩子本來就是這樣，若不這樣，就不「真」了）。他在吃飯過程中，說的話不多，其中除了前文提過的想當「陸軍總司令」的天真對答外，每一句都和「放爆仗」有關。他的話，最令人注意的，有兩句。當賴鳴升追敘他在棗澤死裡逃生的經驗，而被「臺兒莊」的回憶激動得「突然變得口吃起來」時。

……這時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沉默了許久的劉英，陡然驚跳起來，奔向門口，一行嚷道：

「他們在放孔明燈啦。」

劉營長喝罵著伸出手去抓劉英，可是他已經溜出了門外，回頭喊道：

「賴伯伯，等下子來和我放爆仗，不要又黃牛噢！」

劉英這裡說的兩句話，頭一句，使讀者在剛聽完「臺兒莊」故事的緊張情緒之下，猛然醒悟窗外的「劃空爆響」與窗上的「強烈白光」，原來只是人們戲放的孔明燈。和「臺兒莊」的炮火放在一起，相提並論，是作者何等之諷刺！劉英的第二句話，「不要又黃牛噢」之中的「又」字，使我們首次揣知，相似的情形，以前也發生過。等到後來劉太大對驪珠說「每次都是這樣的」，我們這一揣測，就獲得了證明。

白先勇把賴鳴升的悲劇，安排發生在除夕之夜，是很有含義的。首先，在回不得老家的情況下，圍坐吃「團圓飯」，就有諷刺意味。又把一個經歷過猛烈炮彈戰火的老兵滄桑血淚史，安置在戲放鞭炮煙火的喜慶節日，對比之下，產生尖銳的反諷效果。此外，小說頭一段，白先勇在籠統描繪臺北市除夕黃昏景緻的幾句文字裡，提到「各家的燈火，都提早亮了起來，好像在把這一刻殘剩的歲月加緊催走，預備去迎接另一個新年似的」；而小說最末幾句，是：「四周的爆竹聲愈來愈密，除夕已經到了尾聲，又一個新年開始降臨到臺北市來。」白先勇前後強調「迎新」（趕走壞日子，迎接好日子），正暗示賴鳴升不能面對「時間已不可挽回地改變一切」之事實，也暗示他固執持守已經不合實際的自我意象。當然，其中所含對當今社會國家處境的影射，顯而易見，不必細說。

我們已經相當詳細地分析討論了賴鳴升這個人，並看到今日的他和他心目中固定存在的自我意象之間的差距，他的自我意象，固然真已不合實際，然而是否就等於是全無價值的幻影？作者顯然認為不然。作者顯然認為，賴鳴升雖然老朽，做夢自欺，但由於精神上一直不肯放棄，不向現實低頭，於是保持住了一份做人的尊嚴。肉身之必須逐漸衰老，是人類絕對無法抗拒的命運。在這與生俱來的「限制」下，只要曾經一度真正熱烈地享受過生命的光輝，而留存一份記憶，則此記憶之光，還是會照亮逐漸枯朽的殘餘生命。就像賴鳴升帶來那雙尺把高，有小兒臂粗，由於他個子高，舉在頭上才沒給人碰砸的紅蠟燭，「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問簡陋的客廳，照亮了許多」。

然而，那對紅蠟燭，終於還是「燒去了一大截，蠟燭臺上淋淋瀝瀝披滿了蠟油」。記憶，無論是怎樣堅固持久的記憶，無論是怎樣輝煌燦爛的記憶，終有一天，還是會跟著肉身的死亡，化為灰燼，化為烏有。這是人類永恆的悲哀。也難怪喝醉酒的賴鳴升，在劉太太用「小洋刀」剔除那些披掛的蠟油時，會突然痛苦嘔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