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喜歡讀史，讀史常撫膺慨嘆：「文人無行」！
縱觀一部中國文學史，「文人」為了頑強地表現自我，宣洩情緒，搞出多少歪曲歷史的「歷史鉅著」。給古人造冤假錯案，也影響後人以史為鑑。
有「史料」稱，清康熙帝的遺詔是「傳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詔奪嫡，將「十」橫添一筆槓而成「於」，則「傳位十四皇子」就變成了「傳位於四皇子」。這「史料」似乎編得驚心動魄又人絲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與清廷之慣例，均稱「皇沁子」而不稱「x皇子」。如此看來，這遺詔如何改得？況且皇四子民誼與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鎮居長，如何又談得上「改詔奪嫡」？連「廢長立幼」都不是。
民鎮繼位，是為雍正帝。由於治民過嚴又屢興文字獄，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編出「改詔奪嫡」這樣的「政治笑話」本不足為怪。「政治笑話」可用來分析民眾情緒及意願，卻萬不能用來作為評論古人，揭示歷史規律的依據。同樣例子莫過於秦始皇，滅六國得罪了奴隸主貴族，焚書坑儒得罪了「文人」，築長城得罪了天下百姓，於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長城」。無論秦始皇對統一的中國，統一的中華民族有怎樣「盛德煌煌」的功績，終不及關心「人權」的「文人」造一個「孟姜女」更迎合關心「生存權」的百姓心理。結果秦始皇被罵兩千多年，很可能還要被罵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漢紀五十一》裡，史官明明記載了孫堅斬華雄，但「文人」更喜歡「武聖」關羽關雲長，就編出個關羽「溫酒斬華雄」，並由於文學作品比歷史更「生動逼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學」。
周惠明白，作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話」來分析民情民意，作為制定策略的參考，卻萬不能用「政治笑話」來認識歷史規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稈子穿九天，渾身棒子有幾千」是百姓。最生動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東大廳裡喝著苦澀的茶，吸著濃烈的煙，一副神往之色，似聽無絃音，似間無字書。
現如今，群眾有關「四人幫」的政治笑話很多，想當初群眾也曾將他們「熱得在蒸籠裡坐」。而華國鋒是英明領袖的呼聲正熱烈，將來未必不會「冷得冰凌上臥」，何況目下「行情已經看跌」。
周惠鬆弛地靠到沙發上，心裡已然明朗：偉人善作，凡人善議，小人善猜。這次談話不涉「議」不涉「猜」，只論實實在在的「作為」。
一
「周惠同志已經在東大廳等候。」
「唔。」華國鋒鼻子裡輕輕哼一聲，步子仍然邁得緩慢沉重。
他有些疲勞，腦子卻從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說過，「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
當初「四人幫」便是「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他們在九月十六日兩報一刊的社論中首次用粗體字公佈了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正是這六個字給「四人幫」帶來了被動，敲響了喪鐘。因為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囑咐」是：「照過去方針辦」。
實在說，華國鋒並沒看出這兩句話意思有什麼不同，更沒想到後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歷史、熟港政治的葉劍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針辦」，葉劍英指點報紙，拖長一些音調問，「主席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誰的呀？」
「講給我的呀。」華國鋒不清楚葉帥為何明知故問，「是我在政治局做的傳達嘛。」
「不對吧。」葉劍英神情溪蹺，頭緩緩搖，「我記得你傳達的話是‘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有三個字不一樣」
華國鋒憨然一笑：「意思還是一個意思。」
「不然吧？」葉劍英慢條斯理道，「我聽外面傳說，主席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春橋和江青同志的。」
華國鋒一怔，猶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寫給我的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的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過傳達……」
葉劍英神色一肅：「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你的那句，六個字就錯了三個，何況時間也不對，四月還不是臨終。如果是另有囑咐，為什麼政治局誰也沒聽到傳達，突然在報紙上出現？」
華國鋒不語，竭力理清其中的關係，尋找要害，卻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問題出在哪兒。
「臨終囑咐就是最後的遺囑嘛，封建社會稱為遺詔，是繼承皇位的主要憑證。」葉劍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並進一步剖析：「誰遺詔在手，誰就主動。西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遺詔令公子扶蘇繼承帝位，中書府令趙高和承相李斯為了篡權，合謀偽造遺詔，害死扶蘇和大將軍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臨死前立遺詔，傳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個十字上加了一橫，就變成‘傳位於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換了一個字就篡奪了最高領導權。」葉劍英一寧一板，「他們的‘臨終囑咐’或者是偽造遺詔，或者是篡改遺詔，最終目的都是要奪權」
華國鋒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懷叵測！」他雖然老實，不善言詞，辦事卻也有幹練之時。十月二日，他在喬冠華擬寫的出席聯合國第三十一屆大會的發言稿上，將「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統統劃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劍英、洪文、春橋同志：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篡改遺詔就是謀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誅。三天後，「四人幫」被秘密逮捕。
華國鋒以毛澤東手書的三句話作為自己合法繼承權的證明，或日作為自己接掌最高統治權的法統依據，那麼，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權之後，別無選擇，只能立即高高地舉起毛澤東這面大旗。他本來就忠誠毛澤東及其思想，現在尤其需要表明這種忠誠，他及時做了兩件事：建毛主席紀念堂，宣佈「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就是要「照過去方針辦」，無須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紀念堂，卻不僅僅是為了懷念毛主席，表達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深情，這裡有重大的政治考慮。
陵寢制度是中國封建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喪葬文化的高度體現。對死者的態度是為了給活人看，更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及政治需要有關。
陵是喪葬的最高規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澤東是人民的大英雄，當然要有陵；帝王設陵是為了死後仍然驕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後設陵卻是為著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讓人民見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據這個道理，如果遺體儲存起來，供人民瞻仰，豈非效果更好。這就是政治局的考慮，也是當時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但是，毛澤東當初帶頭簽名提倡火葬，況且每天喊萬歲，誰也不敢言身後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兒？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進皇帝窩子，何況離人民太遠；景山不行，那是崇貞皇帝吊死之處；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長們集中之處，而且挖了許多準備打仗的洞……
議論再三，決定降格一級，不建陵，建堂。堂址選在北京兩條中軸線的交叉點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間至於紀念堂的樣式，由於政治氣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經夜以繼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築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設計人員趕製出兩個模型，送政治局審批。第一號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員們紛紛表示贊同。第二號模型擺上桌時，恰好華國鋒走進來，即興一聲：「這個好」
贊成第一號模型的委員們便跟著讚揚起第二號模型。汪東興解釋說：「還有一個模型，比較比較吧。」
華國鋒問：「兩個哪一個高」
「論高還是這個，三十三點六米。」汪東興指第二個模型。
「那就用這個吧！」華國鋒表態，政治局委員們便紛紛表態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紀念堂，也是首肯了華國鋒作為繼承者的名分和權威。
如果說，華國鋒同「四人幫」在爭奪毛澤東遺產的繼承權時，處處主動，受到黨內外幹部群眾的一致擁護和支援；那麼，他在同鄧小平進行的另一種較量中，卻一步步被動，越來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鄧小平並不要求毛澤東遺產的繼承權，如果按「遺詔」行事，再換十人也不會輪鄧小平去繼承。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本人就是獨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無須靠遺產活下去。於是，我們看到：鄧小平出山後，不但不爭遺產的繼承權，反而出手便將第一劍指向這份遺產：「‘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
華國鋒與「四人幫」是在爭相重複毛澤東，鄧小平卻敢以政治生命賭實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張。於是，他豎起了自己的旗幟；於是，他有了聚集於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隨者，有了自己的隊伍。
「四人幫」重複毛澤東，是要將毛澤東的偏激、錯誤、歧見發展到極致，人民不答應，所以華國鋒一舉戰勝了「四人幫」。但華國鋒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頑固地停留在毛澤東時代，陷入被動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遺產採取了批判地繼承這一正確態度，這不是出於策略考慮的權宜之計，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對前任惟一可選的正確態度。正是這種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和這個民族能夠前進的新動力；也正是這種批判地繼承才保證了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保證了事業的連續性以及執政的法統依據。
在這個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誠樸實，閱歷不豐的華國鋒大概還沒有想這麼多這麼深，他走在鬆軟的地毯上，心裡窩著幾分火又載著幾分希望。
他惱火那堵灰暗的西單牆：「造球謠哩！」
西單牆從去年開春便出現大批呼籲鄧小平出山的標語和大字報，以「人民呼聲」向中央施加壓力，華國鋒稱之為「逼宮」，加之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援，最後不得不讓鄧小平、陳雲、彭真這樣一批已過退休年齡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終於發展成今日的對抗勢力。
汪東興是始終全力支援華國鋒的，他堅持不同意鄧小平出山：「讓鄧小平馬上出來工作，把毛主席擺在哪裡？毛主席的指示還執行不執行」「鄧小平的兩下子早已經試過了，不行嘛，比華主席差遠了……」
這番話講過不久，西單牆就開始攻擊汪東興，完全是用漫罵和造謠的方式進行。由於江東興的工作性質很少與外界發生聯絡，聚集在西單牆下的鬥士們便想出一個「宦官」的惡名，單是這兩個字就足以讓人聲名掃地，何況又編造出一則謠言：汪東興花五十個億，在中南海為新領導們大興土木建一座地下宮殿，叫「逍遙宮」。這種謠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輩原無市場，偏偏能在「民主運動聖地」西單牆上再三再四出現，又被那些參觀西單牆的遊人帶到北京每個角落，甚至全國各地。汪東興是華國鋒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員，搞他無疑就是搞華國鋒。
「這裡有陰謀，背後有人搞鬼呢！」華國鋒憤怒中，更加感到組織力量統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長期受教於毛澤東，毛澤東多次談及當年怎樣一個個地找人談心，統一思想，組織力量……
周惠是個很好的談話物件。在湖南共事相處甚好，他折於廬山，華國鋒當時還沒有資格上廬山，沒有直接矛盾衝突。周惠雖非「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但也不是那種完全的受害者，他畢竟在「文革」開始前六年就已經栽了……
華國鋒停止了思考，因為他已經走進東大廳，並且一眼就看到了那個熟悉的面孔。他怔了怔，可能是對周惠的形貌變化略感吃驚，嘴唇張了張，喃出一聲：
「哦，你頭髮都白」
「是呀，近二十年」周惠站起身，」我這二十年日子個好過呀。」
華國鋒用舌尖輕輕舔了一下嘴唇，發現這個話題不好，改口道：「我來晚了，叫你等久」
「我也只到了幾分鐘。」周惠笑著客氣一句。畢竟為官已久，這樣的場合，他分寸把握很好。既不因為自己過去是對方的上級而故作清高，也不因為對方現在的職位而過分恭敬。他適當帶出一點朋友故舊的隨意口氣，又不失幾分真誠地說：「你現在忙啊，是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又是總理，日理萬機，抽出時間來不容易。」
華國鋒已和周惠握過手，百感交集地搖搖頭，兩個人分別在沙發上坐下來。
「你身體還不錯嘛。」華國鋒注意著昔日的領導，這隨意的一句話在政界是很有分量的。大凡要有什麼人出山，身體總是要被關心到的。
「也有病。」周惠坦然相告，「總的說還算可以。你身體也好吧？」
「大毛病沒有。」華國鋒給周惠遞去一枝煙，自己也吸燃一枝。他吐出第一口煙時，略顯疲憊沉重地嘆口氣：「就是累」
周惠將煙捏捏松，沒有馬上吸，誠懇地望著華國鋒：「我怎麼稱呼你好是華主席，老華，還是華國鋒同志？」
「老華，」華國鋒臉上是那種寬厚、樸實的微笑，「還叫老華好。哎，你老婆孩子好吧？」
「這一年來好多」周惠鬆弛地吸燃香菸，身體稍稍向華國鋒傾去點。宦海浮沉，世態炎涼，他折於廬山，沒少受冷淡，難得華國鋒身為主席，不失過去舊誼和本色。他感到今天的談話可以談好，自己也願意把心裡話掏出末。淡青色的煙霧在兩人之間瀰漫交融，談話的氣氛也漸漸融洽，「老範去了中科院，在半導體所當副書記。六個孩子四個下鄉，現在有的考上大學，有的進了工廠。魯生和小兵一大一小沒下鄉，都工作」
「魯生是老大吧？」華國鋒回憶著問。
「對，現在是中學副校長。最小的是兒子，在機床廠工作。」周惠的目光透過煙霧望著華國鋒，閃爍著流出懷舊之情：「一晃二十年，你老婆孩子怎麼那時候老韓還是幼兒園的院長呢。」
「改行」華國鋒用略帶鼻音的山西腔說，「到外貿部上班去」
「哎，老華，」周惠將身子前傾，認真地：「聽熟人講她是騎腳踏車上班？真的假的？」
華國鋒點頭：「真的。」
「嗯，不錯。」周惠身體後仰，從嗓底發出輕微感嘆，「主席夫人騎腳踏車上班……」
華國鋒將手輕拂，表示本該如此，無須多言。他眨一眨眼，同周惠目光相遇時才問：「你那位老兄現在怎麼我去上海、南京、無錫轉一圈，見歡迎的人裡有他，我們握了手，沒顧上談話。」
「他嘛，現在還可以……」周惠含糊一句，續燃一枝煙，連吸幾口，眉頭微鎖地說一句：「‘文革’中受迫害，九死一生，遭大罪了……」
一陣靜默，兩個人都垂下眼簾，各想心事。畢竟，一場運動的受益者與受害者交談這場運動，難免會尷尬。沉默中，只有菸頭不時地在唇際燃亮片刻，接著便是噴雲吐霧……
周惠本姓惠，江蘇灌南人。七兄弟，兩姐妹；農村排男不計女，他被稱為七弟。
這是一個不典型的農家，若用今日標準看，他們距溫飽還有一段距離，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在赤貧的四億五千萬農民中，他們已算小地主這個小地主的家庭由於生活的艱難，將初生的周惠作為多餘的一張嘴用尿盆裝了丟棄於野地裡。是大嫂心有不忍，又把他從野地裡拾回來，用地瓜糊糊餵養大。這樣的母親，若非家貧口眾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怎麼能丟棄親生骨肉？當兄弟們挨成一排躺在大通鋪上入睡時，陪伴母親的永遠是一盞如豆燈火。母親上一針、下一針地納鞋底，不時將針在頭髮裡擦擦，借頭上分泌的油脂來起潤滑作用，便於拔針。母親有做不完的針線活，周惠至今記得，母親給千補萬納的鞋子，鞋底厚得竟像一隻高底木履。
他最早受的啟蒙教育來自母親。聽熟了的話諸如「粗布衣裳瓜菜飽就是好日子」，「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常將有日思無日，莫等無時想有時」，「好話不應壞話應」，「平安就是福」……
大些後，看到母親給被關押的人親手做飯菜，送去時說：「有打罪、罵罪、死罪，就是沒有不給飯吃的罪」，又見母親給「造反」的人衣袋裡裝雞蛋：「吃蛋吃蛋，遇難就淡了……」
在中國，就是無數這樣平平淡淡的母親哺育出了無數轟轟烈烈的英雄。這裡孕含著多少深刻的哲理，人們永遠無法徹底悟透。
孩子們一個接一個離開父母，投身到革命隊伍中去。反動派來抄家，叔父被槍傷，父親以「通共」被抓去。大哥早年投身國民革命，後當一名教書匠，幾個兄弟參加了共產黨；他的兩個兒子都犧牲在抗日戰場上。二哥和四哥在家鄉組織武裝暴動，被國民黨鎮壓。二哥出逃，四哥被捕，受盡酷刑，兩次押赴法場假槍斃，叫作「陪斬」。他的肺被辣椒水灌爛，又患上傷寒，敵人以為他必死無疑，又怕傳染，便丟出了監獄。不想他又奇蹟般活過來，以病弱之體找到了黨組織，投身於抗日戰爭……
惠浴宇是三哥，一九二八年的老共產黨員，被捕入獄，直至抗戰爆發才出獄，投身到抗日戰爭中。建國後任江蘇省省長，曾到湖南，與華國鋒見過面，所以華國鋒稱他老兄。
「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惠浴宇曾身患癌症，動了大手術。手術前後，受到兩位老上級、老戰友的深切關心。一個是陳毅元帥，聽到訊息，早飯沒吃就趕來看望，給予多方面關心和幫助。再一個是陶勇將軍，聽到訊息便「急如星火」趕來「動員惠省長去割除癌腫」。術後，「專程去黃岩買了一箱蜜橘送到惠省長的床頭」。「文化大革命」爆發，陶勇又不顧個人處境之艱危，把惠浴宇保持掩藏在所屬部隊中，直至自己被迫害至死。
惠浴宇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充分反映在他所著《寫心集》一書中。陸定一曾為此書作序：
浴宇同志是我同時期入黨的老黨員，不但有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知識，而且他的實際工作經驗比我多得多……我與浴宇同志相識，是在全
國解放勝利之後。我們同樣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雖然「罪名」我比
他重一點，實際上他受的摧殘比我更厲害。因為我是坐牢，他是被「群眾
專政」。《寫心集》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怒吼。怒吼
之人多矣，《寫心集》的特點是用一樁樁具體事實來說話……痛恨「文化
大革命」，提倡黨的道德，這就是浴宇同志所以用「寫心」來作書名的緣
故吧。
自身受盡迫害，九死一生；像陳毅、陶勇這樣一批最親密的戰友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惠浴宇對「文革」的仇恨可想而知。對此，華國鋒不難想象得出。
令人尷尬的是，華國鋒必須保衛「文化大革命」。
「對‘文化大革命’要三七開，是傷了一些好人，但成績是主要的，對反對官僚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意義重大，而且鍛鍊了整整一代人。」
華國鋒用他那柔軟的山西腔緩緩道來，態度卻是堅硬的，目光裡漾出堅持原則的雋冷思考。那一刻，他也許又看到了他的導師毛澤東，像面對託孤重臣一樣深情地對他說：「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就沒有完，這筆遺產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
華國鋒是心口一致地忠誠毛澤東及其思想。對於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也是理解的。毛澤東晚年曾說：「我搞的這一套，拿到西歐北美行不通。同樣的，卡特總統搞的那一套拿到中國來也行不通。」
華國鋒堅信，沒有第二個人能比毛澤東更瞭解中國和中國政治。從辛亥革命始，建立多黨共和制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換來的只有封建割據，軍閥混戰，無權威無秩序。抗戰勝利後，多少天真的知識分子幻想國共兩黨能像美利堅合眾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就是毛澤東與共產黨也曾寄希望丁「和平民主新階段」，是蔣介石國民黨的飛機大炮驚醒了這個外殼很薄的美夢。
中國就是中國。中國的民主化程式不是取決於詩歌和口號，而是取決於其經濟基礎、文化傳統及民族素質。換句話講，不是毛澤東生來喜歡「獨裁」、「專制」，而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選擇了共產黨來領導中國革命。
毛澤東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一切」，他便同時陷入一種痛苦的矛盾中。因為失去了制衡力量就等於失去了真正有力有效的監督，久而久之必然生出腐敗和蛻變。華國鋒還記得早在六十年代初毛澤東的一則批示：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物件、革命物件」。
毛澤東不能放棄黨對革命的領導，他剩下的惟一選擇就是發動群眾，通過一次又一次運動來清洗這個黨，以保證這個黨的純潔與活力。他生前沒完沒了地講「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道理，就是他行動的哲學依據。
周惠默默吸菸，久久不作一聲。
他對「文化大革命」持徹底否定的態度，但此時此地，顯然不宜講。何況，他並不否認毛澤東發動運動的最初動機的善良和美好；何況，作為黨員，在中央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不宜馬上與黨的主席發生激烈爭論，更何況，今天的談話，主題決不是討論文化革命之全部是非功過……
但是，他也不會違心地附和黨主席不可改變的態度。他首先考慮的是，這次談話可以談到多深？
「老華，」周惠擰熄香菸，平靜地望著昔日的戰友、今日的領袖：「你看今天的談話……咱們怎麼談？」
華國鋒笑了，仍是那種溫和樸實的微笑，漾著坦誠和善良。他知道周惠的所有想法代表著相當多數的一批幹部和群眾，他想知道真實的想法。他用軟軟的山西腔不緊不慢表態：天文地理，雞毛蒜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周惠也笑了，是會意的笑，「那我就家常國事隨便聊」
「隨便聊。」華國鋒輕輕頷首。
二
「抓‘四人幫’你功勞不小，全國人民都擁護。」周惠雖然生得精壯，肌厚肉重，但除非動怒，平時說話很少大嗓門，多是那種略帶沙啞的蘇北腔，不緊不慢，放錄音的一般，「這個決心下得不容易。‘四人幫’經營十餘年，身份又特殊，總是以代表主席的姿態出現……」
「她代表個甚？」華國鋒有些激動，「主席早講過，她是她，我是我，她誰也不能代表，她只代表她自己。江青這幾個人壞得很，主席病重，她還打撲克，還笑，王洪文還釣魚。他們迫害毛主席，干擾醫療小組治療。江青堅持要給主席翻身，結果造成主席臉色發青，呼吸困難……」
「主席在，這四個人是抓不了的。」周惠淡淡一聲，華國鋒怔了怔，目光與周惠相遇，臉色微紅，不再歷數那幾個人「迫害偉大領袖」的罪行。
誰都明白，逮捕「四人幫」，是出於對黨對國家和民族的巨大責任心。但是，無論處理「四人幫」的方式還是產生新領袖的方式，都帶了過去兩千多年的「傳統色彩」。那麼，出於同一種傳統觀念，繼任者便難免有塊心病。
葉劍英曾委婉道出「投鼠忌器」，曾考慮過是否將江青劃出來，曾表示「不管誰當領袖，只要他搞馬列主義」云云。但是「四人幫」不搞馬列主義，不搞五湖四海，逮捕他們多少是出於無奈。華國鋒作為直接接班人，又是真心忠誠於毛澤東及其思想，便更敏感歷史留下的「屍骨未寒」之類評議，這是容易理解的。
周惠的考慮卻不同，他認為「忠臣」並不是「忠君」，只能是忠誠於國家和民族。「四人幫」不是反對和迫害毛主席，而是否定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堅持毛澤東的錯誤和歧見，並將其發展到極致。所以，「四人幫」實際已成了歷史的反動，必須剷除。
但是，直言「四人幫」與毛澤東的各種內在聯絡，特別是毛澤東所犯嚴重錯誤的聯絡，勢必會與華國鋒發生沒結果的爭論。精明的周惠腦子一轉，換了個說法：
「‘四人幫’野心很大，是要篡黨奪權。主席去世，他們以為失去制約，野心更加膨脹，明擺著是要損黨誤國害民，非除不可。」周惠真誠地說：「老華啊，下這樣的大決心，解決得這麼順利，不容易。有功於黨和國家，有功於人民。」
「唉，當時可真緊張啊，是你死我活。這些人確實野心大得很。上海把大標語都貼到街上去了，要王洪文當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江青當軍委主席。」華國鋒發生共鳴，一邊介紹情況—邊感慨，「我和東興同志多次交換意見，都覺得不解決他們不行。葉帥那邊也有想法，但誰也不好明說，掉腦袋的事情開完主席追悼會，我和東興兩次邀他談談，他呆在西山不肯下來。我不理解他躲躲閃閃要做甚？東興說‘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還是東興提議請陳雲去探探風，結果葉帥給東興送來一箱獵槍子彈，其中四顆用墨汁塗墨我心裡有了底，又找李先念，請他去見葉帥，說我下決心了，請葉帥下山面議。九月二十四日晚，江青請政治局委員們到懷仁堂看《芒果之歌》，我被江青拉到她身邊坐。我早看見李先念，沒法說話，就藉口上廁所。我前腳進，他後腳跟來，把水箱一拉，借流水聲掩護，悄悄告訴我說：‘見葉帥了，明天上午他去你住處面談。’我們就是在懷仁堂的廁所裡完成了傳遞情報。」華國鋒不勝感慨地搖搖腦袋，流露一絲自嘲的苦笑，兩眼一閃一閃地繼續說：「我原來想法是開中央全會，公佈毛主席警告‘四人幫’的話，徹底揭露他們的反黨罪行，把他們開除出去。葉帥說不行，沒幾個中央委員敢響應。我又說第二套方案，召開政治局會議。葉帥也說不行，一個江青就能把政治局攪這是實話，不採取特殊手段解決不葉帥舉了‘9.13’例子，說總理把黃吳李邱四大金剛調到人大會堂加以逮捕，叫作‘先動手，後開口’。我說好，他說要冒風險的，我說怕球甚，打不贏無非砍腦殼！決心就這麼下定了……」
華國鋒講了逮捕「四人幫」的過程，呼口長氣：「唉，我到中央時間短，許多情況也不明，靠了汪東興，靠葉帥支援才下定決心。」華國鋒恢復了軟軟的山西腔，那種壯懷激烈，洪水一般的滔滔不絕已經過去，餘情微波受了陽光照拂面靜靜流淌：「運動開始時，我一直在湖北，也只是個區域性，對全域性知道個甚？甚也不清楚……」
「湖南的老人都怎麼」周惠關切地問，「我知道小舟是去世了，胡繼宗也病逝了，還有萬達、章伯森……」周惠掰指頭數湖南的老幹部。
「運動中，我跟萬達始終是摽一起，簽名都是華國鋒、萬達。成立革委會時，章伯森不同意萬達進，是毛主席點名叫進革委會……
「萬達是個老實人，很謹慎。」周惠一邊吸菸一邊回憶道：「記得他是河南林縣人。我原來不認識他，南下後，我在益陽當書記時，他是辦公室主任，工作踏踏實實，是個好人。」
「章伯森鬧得厲害。」華國鋒繼續介紹遠去的老人，「開始我們是一致的，後來造反派越鬧越兇，走向反面。他和我那個老鄉張厚都支援‘湘江風雷’，造反造到底，分道揚鑣章伯森聽說是開除黨籍，但保留了副省級待遇。他本人是不同意開除黨籍……」
「章伯森是‘章洛托夫’，胡繼宗是‘胡指揮’，被插了白旗，生氣不理我。」周惠在追溯逝去的歲月，聲調裡帶了幾分甜蜜、幾分惆悵、幾分蒼涼……
湖南省委交際處的小餐廳裡，笑聲伴著酒香濺出窗欞。南腔北調喧譁一室，顯示了當年毛澤東的幹部隊伍確是「五湖四海」；聞聲於一室，頗有方寸天地寬之感。
老資格的譚餘保講話像湘江流水一樣波起波落，食指不時輕擊桌面，好像當年在新四軍誤會了陳毅，抓將起來正用菸袋鍋敲他的腦殼；與他資格相仿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舌頭靈活地卷出串串蘇北話，一如當年開闢蘇中抗日根據地正在鼓動民眾奮起的熱血；年輕的華國鋒血色潤澤，神采飛揚，講話卻像被山西老陳醋泡過一樣軟軟地悅耳；胡繼宗手勢翻飛，一會兒天，一會兒地，被眾人笑罵為「胡指揮」；章伯森不緊不慢，有板有眼有邏輯，模樣又活脫蘇聯那位令西方頭痛的外交委員莫洛托夫，便被叫作了「章洛托夫」；萬達寡言少語，偶爾冒出一聲河南腔，帶著嗩吶的鄉土氣。
倒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周惠聲調低八度，也許是在三哥惠浴宇面前須有幾分規矩，也許是對眼下的過分熱烈有幾分疑慮和隱憂。
是啊，大躍進方興未艾；正所謂紅日高照，溫度計裡的水銀柱直線上升，惠浴宇率團來湖南參觀；長沙的豬場、韶山的水稻、株洲的工廠……各行各業看來都是花好月圓，講來更是萬馬奔騰，山嶽擺箕。彷彿湖南省和全國一樣，到處佈滿了希望和理想的油海，一粒火星便烈焰沖天；彷彿六億神州各個都是盤馬彎弓，射天落日的英雄，硬是要從土坷垃裡刨出一個「共產主義」來。
江蘇參觀團的同志講：「我們十年規劃要在五年內實現……」湖南的同志便不甘落後。負責工業的講：「到九月底之前，我們要把生鐵日產量躍進到萬噸以上」，負責農業的講：「我們已經搞五個萬戶公社……」
然而，這些不過是機關槍甚至小口徑，遠比不上有些兄弟省的大炮轟鳴乃至全國的萬炮震天地：
一顆大蒜三斤六兩，像岳雲用的銀錘一般；一個甜瓜十六斤，比油桶粗一輪；一粒谷包三粒稻，如同花生寶寶睡搖床；一株黃麻丈五高，要用斧頭伐木一般去「收割」；一粒蠶豆七兩五，一畝西紅柿收四萬斤！畝產二萬斤的黃瓜，一萬八千斤的蔥頭，還有成精的老母豬，一胎下了二百多頭豬仔兒！……你敢懷疑那是權威的《人民日報》公佈的訊息，全世界為之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