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農曆正月十六過罷傳統的「小年」以後，黃原地區各縣的縣城，頓時湧滿了公社和農村來的基層幹部。這些人胸前的鈕釦上都掛著一張紅油光紙條，上面印有「代表證」三字。各縣每年這個時候召開縣、社、隊、小隊四級幹部會議、似乎像過節一樣，也成了個傳統。會議期間，這些小小的縣城陡然間會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顯得異常地擁擠和熱鬧。縣城的小學、中學和各機關一切閒置的房屋和窯洞，都睡滿了這些各地農村來的傑出人物。通常這期間，縣上都要唱大戲；這種會議似乎越熱鬧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幹」會主要是總結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產，全體大會上，由縣委書記做總結報告，縣上其他領導圍繞報告中心分別講一通話，然後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討論。

今年的「四幹」會非同以往；因為這是農村實行個人承包責任制以來的第一個「四幹」會。不知哪個縣開的頭，今年「四幹」會除過傳統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個新內容：在會議結束時舉行聲勢浩大的「誇富」活動。

於是，各縣聞風而紛紛效仿。

這真是時代變，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幹」會，通常都要批判幾個有資本主義傾向的「階級敵人」、今年卻大張旗鼓地表彰發家致富的人。誰能不為之而感慨萬千呢？

既然各縣都準備這樣搞，原西縣當然也不能無動於衷。儘管縣委書記張有智向來反感這類大哄大嗡，但看來不這樣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職，不感興趣的事可以迴避；但現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誇富」實際上是讚揚新政策哩！

張有智把這件事交給「二把手」馬國雄去操辦。這差事正對國雄的口味，他最熱心這些紅火工作。我們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負責「導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動。

馬國雄根據常委會的決定，早在元旦前後就召開了電話會議，要求各公社推選「冒尖戶」。「冒尖戶」的標準是年收入糧一萬斤或錢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額，有多少推選多少，但不能連一名也沒有。「冒尖戶」除在春節後「四幹」會上披紅掛花「遊街」以外，每戶還要給獎勵「飛人牌」縫紉機一架。

這件事首先難倒了石圪節公社書記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縣上要求的標準，他們公社連一個「冒尖戶」也找不出來。石圪節是全縣最窮的公社，雖然實行了責任制，農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剛剛一年，憑什麼能打下萬斤糧食或賺下五千元錢呢？這不是逼著讓他徐治功去上吊嗎？哼，別說農民，他徐治功也沒那麼多家當！

可是，找不出「冒尖戶」，徐治功沒辦法給縣上交待，再說，沒個「冒尖戶」，他又有什麼臉面去參加「四幹」會？

找不出來也得找！找不出來就說明他徐治功沒把工作做好！

他們副手劉根民叫來，發愁地和他商量到哪裡去找個「冒尖戶」。

兩個人扳著手指頭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往過數，結果還是找不出來一個。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說：「我好像聽說雙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錢，興許這個小子能夠上標準哩！」

劉根民淡淡一笑，對興奮的徐主任說：「據有人傳說，他的錢不是從正路上得來的……」

「去他媽的！不管是偷的還是搶的，只要湊夠五千塊就行了！」

「這樣恐怕不行。」劉根民搖搖頭，「再說，如果這小子真是用不正當手段弄來的錢，他也不會給你說他有那麼多。」

「那咱們怎麼辦？」徐治功束手無策地問劉根民。

劉根民能有什麼辦法呢？

徐治功背抄著手在地上走了兩圈，又來了「靈感」，說：「你的同學孫少安怎麼樣？這小子開了燒磚窯，說不定賺下不少錢呢！」

「據我所知，少安也沒賺下那麼多錢。」劉根民說。

「不管怎樣，咱們一塊到雙水村去看看！」

劉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樣急，找不出個「冒尖戶」，縣上不會饒了石圪節公社。

劉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騎了一輛腳踏車，到雙水村找孫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學湊合成個「冒尖戶」。

公社的兩位領導在燒磚窯的土場上找到了滿臉菸灰的孫少安。

少安聽他們說明來意後，驚訝地說：「哎呀，你們也不想想，我就這麼個攤場，怎麼可能賺下那麼多錢呢？」

「你甭輕看這事！」徐治功誘導說：「當了‘冒尖戶’，不光到縣上披紅掛花揚一回名，還給獎一臺縫紉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