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條大河，一直與一片厚厚的雲層相伴隨。

大河應該感謝雲層：長久掩蔭，定期下雨，使之永不幹涸。

但是，大河也有可能產生抱怨：每一道波光都是你的雲影，不知道在你的雲影之外是否還有更遼闊的天宇？

——這是一種比喻。大河，比喻中國文化；雲層，比喻科舉制度。

自從建立科舉，中國文化就與它大規模地親密往來，後來它也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多少文人向它奔去，再也沒有回來；多少文人終於返回，魂魄還在考場；多少筆墨受它薰陶，變成強大遺傳……

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的時候，總是習慣於把目光集中投向學說、學派、潮流、人物。其實，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制度一旦確立並被有效執行，那麼，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成空間力量、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使文化傳承成為鐵的事實。

中國歷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但真正有效的很少。第一項，應該是秦始皇定下了統一全國文字的制度：「書同文。」漢武帝也想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制度，但他畢生戎馬倥傯，缺少實際執行的可能，結果只是成了一種倡導而已。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行之千年的，便是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人類奇蹟。世界上那麼多偉大的古文明為什麼都一一滅亡？除了歷史教科書中說的那些原因外，還有一個更要命的原因：遼闊的領土缺少大量管理者。在一代開國雄主萎謝之後，這個問題更為嚴重。對此，中國居然找到了解決的辦法。從西元六世紀末開創的科舉制度，通過文化考試選拔各級官吏，時間、地點、程式、內容、法禁都嚴格規定，居然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這在宏觀上創造了兩大正面效果：第一，中國雖大，卻能夠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一批批官吏資源管理各方，使中華文明始終未因徹底失序而潰散；第二，普及了一種「以文取仕」的全民共識，而範圍又沒有太多限制，極大地提升了整個社會崇尚文化的氣氛。

當然，負面效果也是巨大的。例如，科舉制度使中國文化成了官場的附庸，兩者密不可分。結果，文化的創新能力、批判能力、哲思能力、美學能力被大幅度取消。更嚴重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文人中造就了一種「科舉人格」，習慣於忍耐、苦熬、投機、巴結、矯情，滿口道義卻遠離道義，你死我活卻貌似斯文，等等。

中國千餘年的文風、文氣、文脈，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科舉制度所左右。影響之深，可謂深入骨髓，於今未消。

因此，要研究中國文化，萬不可躲過科舉制度。

二

讓我們先回到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那幾年。

在那兒，一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一九○一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能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一九○三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出於何人之口？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

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

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他，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但是，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賬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一九○五年下諭，廢除科舉。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於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後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願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後的輕鬆。但是，如果讓這些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曆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行政管理專家。

科舉制度後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覆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並身體力行。

三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才華和學術能力的考察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多數狀元詩文不佳，學問不深，這當然是真的，但做官，本來就不太需要那些東西。

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一想，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有效的官吏網路，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都要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那就需要為他們「創造」一種「資格」。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領導才幹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

做官的先天資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創造」做官的後天資格。平日見到有文韜武略的人，就養起來，家裡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麼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裡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

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係，但是養和被養的關係，其實也成了血緣關係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公平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帶有極大的隨意性。

至於以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治國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後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後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這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結果，小才任大職，大才任小職，造成行政價值系統的無序。

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有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開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主要標尺，那麼這種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

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

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

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慧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不分貴賤的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做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有人會問：難道不管道德品質？科舉制度的設計者認為，道德品質要從他們做官之後的政績上來長期審查，而不可能從科舉考試中來分辨。

那麼，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況且，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必須說明，科舉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使得天南地北無數考生都要長久地投入這種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唐宋文學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

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有沒有可能偶爾冒出兩句勉強能讀的詩文？依我看，千餘年來堆積如山的試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但也就是這兩句尚可一看，整首詩並不見佳。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說過的，科舉考試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

四

傷害了文學，倒是問題不大。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

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裡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

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

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

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後遊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裡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

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鬨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遊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

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裡，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僕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於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僕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是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則還不至於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間裡寫詩。

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裡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

——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溫憲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

——趙嘏

為什麼「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麼「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

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裡上都是千難萬難的。

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卻十分真實。

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裡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託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待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著明年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裡混了進去。

不想進去後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幾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被人抬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之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麼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於屢試不第的沉重壓力，一旦中舉之後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這樣一則記載——

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

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訊息，於是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

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將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復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訊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乾二淨。

有的人比較沉著，面對著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著昨天和今天。請看那個及第者曹鄴自己的描寫，得了喜訊之後，首先注意到的是僮僕神情的變化，然後想到換衣服。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後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悽悽，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瀟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對於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鬆，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在社會上表現真實的自己了。

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後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譯成白話文：

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麼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並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後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變態心理學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

當年得中計程車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五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

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矇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做自己的人生目標。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所產生的人格惡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會聚散逸各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

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機會究竟何時來到，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想的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稱讚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伺機心理也可稱作「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不滿足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存在合理的價值選擇，不存在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

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他們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滿上升到官方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缺少透徹的思維，獨立的堅守，無私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

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落，兩頭都不誠實。

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前不久還是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

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既無所謂政治道義，也無所謂文化良知。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在政治和文化之間騎牆的中國文人，特別擅長把一切文化行為納入政治架構。一會兒作政治批鬥，一會兒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風暴來臨，他們大多集體隱身，或變節為奸。因此，所謂「騎牆」，總是一腳蒼白，一腳混亂。

其三，矯情傾向。

既然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的全部榮譽，於是所有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和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

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在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無奈中也漸漸滋生出矯情和自私。

鐵石心腸地輕視親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道當年書生中，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令新科進士們驚訝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她們只是因為性別，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

「那個題目，你是怎麼起、承、轉、合的？」妓女詢問，新科進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聽了一笑，說：「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轉得不錯，合得乏力。」進士一聽，大驚失色。他人格的最後支撐點，倒塌在他以為沒有支撐點的女子面前。

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比照。

六

縱觀歷史，對科舉制度弊病的發現和整治，大致可分為兩大截：唐宋為良性整治階段，明清為惡性整治階段。這說起來太複雜，我本想避開，但後來一想，其中有一些內容可能具有跨越時代的參考價值，還是說一說吧。

直到今天，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還是會遇到一系列麻煩，而很多麻煩是古今相通的。因此，我想帶著讀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頭腦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和諸多考官的立場上，看看他們在執掌科舉制度時，究竟遇到過哪些逃不開的麻煩。然後，再設身處地地想一想，有沒有排解的辦法。

當頭遇到的一個麻煩，是科舉考試要不要與推薦結合起來。

粗粗一想，我們也許會斷然反對推薦，以保證考試的純淨性。但是考試的純淨性遠不是選拔的準確性。如果選拔不準確，考試的純淨性又有什麼意義？

應考者的社會經驗和生命狀態究竟如何？對自己的判斷和期望又是什麼？這比書面答卷更為重要，需要靠別人推薦和自我推薦來陳述。因此在唐代，推薦在科舉考試中佔據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西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離長安赴洛陽主持科舉考試，臨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餞送。太學博士吳武陵在席間向崔郾推薦杜牧，而且當場朗讀了杜牧的《阿房宮賦》。崔郾聽了也大為讚賞，吳武陵就直截了當地說：「那就請您讓他做頭名狀元吧。」崔郾也不隱瞞，說：「頭名狀元已經有人了。」一問下來，不僅頭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興，他當即在席間宣佈：「剛才太學博士吳武陵先生送來一位第五名。」

西元八三七年，高鍇主持科舉考試，他平日在當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綯，於是在一次上朝時便問令狐綯：「您的朋友中誰最好？」令狐綯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李商隱。」這一年，李商隱及第。連李商隱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為令狐綯推薦，就把這一事實寫在《與陶進士書》中。

這兩件事，現在說起來實在有點要不得。有趣的是，當時大家並沒有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可以朗聲推舉，可以坦然磋商，可以當眾宣佈，可以詳細記述。但如果不是這樣，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寫過《阿房宮賦》，就不會對李商隱的名字產生特別的注意了。好在我們都瞭解杜牧和李商隱，知道沒有任何一種考試能把他們那樣美麗的才華考出來，因此誰都願意站出來推薦他們。這種推薦究竟是公平還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說，與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隱去追求公平，寧肯要保留著杜牧和李商隱的不公平。

事實上，那種拒絕試卷之外的其他資訊，只憑試卷決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來應考的人成千上萬，試卷如洪流翻滾，閱卷人能夠仔細品鑑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閱卷人都上了年歲，時間趕得又那麼緊，看不了多久就會陷於疲憊和麻木，不會從他們眼裡漏掉一個人才的說法，只是騙騙局外人罷了。在這種情況下，連考官和閱卷人也極想知道一些推薦資訊，使他們在試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點審讀物件。

對此，在這方面有深刻體驗的柳宗元說得最好。他認為朝廷取士，不妨讓考官們在閱卷前對出色的應試者有所聞，即所謂「先聲」：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鹹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不能遺士者，偽也。惟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必目必專，以故少不勝。

《河東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們所信賴的，他的這種說法當然不是在為私通關節辯護。

如果允許推薦，那麼順理成章也應接受應試者的自薦。一般說來，他們比別人更知道自己的優勢所在，在考試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尋找社會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說幾句話，使自己在候選人中比較引人注意。這種做法，在唐代屬於正常之舉。唐代科舉考試中所風行的「行卷」，便是應試者們自我推薦的一種方式。程千帆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