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早就發現，現代中國人對古代文化的繼承，主要集中在明清兩代。這件事一直讓我很傷心。

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格局和氣度到了明清兩代已經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難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這個意思，一次次組織人馬編大型辭書。但文化的基元是個體創造，與官方聲勢關係不大。通過個體創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兩代六百多年間，我看也就是王陽明和曹雪芹兩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離看看還可以，如果放長遠了看，或者放到國際上看，就不容易顯現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呢？

這與社會氣氛有關。氣壓總是那麼低，溼度總是那麼高，天光總是那麼暗，世情總是那麼懸，禁令總是那麼多，冷眼總是那麼密，連最美好的事物也總是以沉悶為背景，結果也都有點變態了。

造成這樣的社會氣氛，起點是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

二

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一樣，朱元璋的文化專制主義是一種系統的設計、嚴密的包圍、整體的滲透、長久的綿延。

由草根起家而奪取了全國政權，朱元璋顯然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邏輯汲取了宋朝和元朝滅亡的教訓，廢除宰相制度，獨裁全國行政，濫用暴力，大批誅殺功臣，強化社會管制，實行特務政治。這麼一來，國家似乎被嚴格地掌控起來了，而社會氣氛如何，則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他還直接問津文化。他在奪權戰爭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權後的治國更需要文官。他發現以前從科舉考試選出來的文官問題很大，因此經過多年設計，他為科舉考試製定了一個嚴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舉，考生必出自學校，考題必出自「四書五經」，闡述必排除己見，文體必符合八股，殿試必掌控於皇帝。這麼一來，皇帝和朝廷，不僅是政治權力的終端，也是學位考試的終端，更是全國一切文化行為和教育事業的終端。

這一套制度，乍一看沒有多少血腥氣，卻把中華文化全盤捏塑成了一個純粹的朝廷工具、皇家僕役，幾乎不留任何空隙。

當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劇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體文人了。因為他們存身的家園被圍上了高牆，被統一了話語，被劃定了路線，被鎖定了出口。時間一長，他們由狂躁、憤怒而漸漸適應，大多也循規蹈矩地進入了這種「文化—官僚系統」。也有一些人會感到苦悶，發發牢騷。儘管這些苦悶和牢騷有時也能轉化為不錯的思想和作品，但無可諱言，中國文人的集體人格已經從根子上被改造。

與此同時，朱元璋對於少數不願意進入「文化—官僚系統」的文人，不惜殺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絕出來做官，甚至為此而自殘肢體。朱元璋聽說後，就把他們全殺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極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文字獄，使中華文化從最高點上籠罩在巨大的恐怖氣氛之下。

文字獄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這個現象好像很奇怪，其實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夠證明反抗過。這中間沒有等號，不能進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他居然看出來，「生」是暗指「僧」，罵他做過和尚，「作則」是罵他「做賊」。又如，有人歌頌他是「體乾法坤，藻飾太平」，他居然看出來，「法坤」是暗指「發髡」，諷刺他曾經剃髮，而「藻飾太平」則是「早失太平」。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那些原來想歌功頌德的文人當然也都逃不脫殘酷的死刑。這些人的下場尚且如此，稍有一點不同見解的文人當然更不在話下了。這樣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

恐怖培養奴才，當奴才也被誅殺，那一定是因為有了鷹犬。

據我判斷，一個極權帝王要從密密層層的文翰堆裡發現哪一個字有暗指，多數不是出於自己的披閱，而是出於鷹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說的由「法坤」而聯想到「發髡」，就明顯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跡，而不太符合朱元璋這麼一個人的文字感應。

文化鷹犬與朱元璋的特務政治密切呼應。當文化鷹犬成為一個永恆的職業，文字獄自然得以延續，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誕。荒誕的恐怖是一種無邏輯的恐怖，而無邏輯的恐怖正是世間最嚴重的恐怖。

恐怖對於文明和文化的殘害，是一切沒有經過恐怖的人難以體會的。在恐怖中，最後連最高統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種似乎人人都想奪其位篡其權的恐怖。只有一種人輕鬆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鷹犬。他們沒有個人履歷，沒有固定主子，更沒有固定立場，也沒有固定話語，永遠隨著當下需要不斷地告密、揭發。他們的告密、揭發常常很難被人理解，因此又充當了分析批判、上綱上線的角色。

這種角色興於明代，盛於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馬亂間功用不大，成為一個蕪雜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時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間還能看到少數孑遺，只不過早就更換了立場和話語罷了。若要排排他們的傳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養的鷹犬隊伍，這是中國文化的負面特產。

朱元璋在發展經濟、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有能力、有作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負面的，留下的遺產也主要是負面的。

他以高壓專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氣氛，剝奪了精英思維，剝奪了生命尊嚴，剝奪了原創激情，後果非常嚴重。例如，連科學技術也難於發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國的科技還領先世界，但終於落後了，這個轉折就在明代。現在越來越多的智者已經認識到，文化氣氛能夠左右社會發展，對此我能夠提供的最雄辯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獄變本加厲，又加上了滿族統治者威脅漢族知識分子的一個個所謂「科場案」，文化氣氛更加獰厲。一個龐大國家的文化靈魂如果長期處於哆哆嗦嗦、趨炎附勢的狀態中，那麼，它的氣數必然日漸衰微。鴉片戰爭以後的一系列慘敗便是一種必然結果。

三

由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以儒學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學為旗幟。看上去，這是大大地弘揚了儒學，實際上，卻是讓儒學產生了嚴重的質變。因為這樣一來，一種優秀的文化被迫與專制暴虐聯絡在一起了，讓它呈現出一種恃強凌弱、仗勢欺人的霸氣。其實，這並不是儒學的本來面目。

在朱元璋之後，明成祖朱棣更是組織人力編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並嚴格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四書》必依朱熹註釋，《五經》必依宋儒註釋，否則就算是異端。你看，連註釋都規定死了。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又把宋儒所設計的一整套行為規範如「三綱五常」之類也推到極端，造成很多極不人道的悲劇。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學的同時，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務政治，如臭名昭著的東廠。這也容易讓儒學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產生了兩方面的歷史誤會。

一方面，後代改革家出於對明清時期極權主義的憤怒，很自然地遷怒於儒學，甚至遷怒於孔子本人。面對「禮教吃人」的現實，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時期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衛、復興儒學的時候，也不知細緻分析，喜歡把它在明清時期被禁錮化、條規化的不良形態進行裝潢，強迫青少年背誦、抄寫、模擬，營造出一種悖世的偽古典夢境。直到今天，不斷掀起的「國學熱」中，仍然有這個毛病。

總之，不管人們如何褒貶儒學，直接著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時代的面貌。

其實，早在明代中期，儒學因朝廷過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陳腐的事實已經充分暴露，於是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學」不可能問世。但是經過一個世紀的折騰，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而最高統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強勢，朝廷已經處處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篤信儒學，只是要對儒學做一些不同於朱熹的解釋，同時又是一位幫著朝廷有效處理社會矛盾的將軍學者，就有了思考空間。

王陽明認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標是「致良知」，也就是通過個人修養挖掘出人之為人的天賦道德。這種天賦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這種理論，洗去了朱熹理學外加的龐大規範結構，讓一切規範都出自於內心，出自於本真。這就大大強化了儒學歷來比較薄弱的內在心理依據，凸顯了其間的善良根基，弘揚了「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的文化責任。而且，他的理論表述始終保持著很高的哲學品位，果斷、嚴密、平易、優雅，實在是明代文化濁霧中的亮麗一筆。

王陽明是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嫡傳遠孫。這不禁讓人會心一笑：王羲之的這一筆，實在拖延得相當漂亮。

王陽明寫字也學他的遠祖筆意。我曾為計文淵先生編的《王陽明書法集》寫過序言，但有一點內心嘀咕卻沒有寫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麼會打仗，為什麼在筆力上卻比他的遠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遠祖雖然頂著一個軍事名號，多少年來一直被叫做「右軍」、「右軍」的，卻毫無軍事才能方面的佐證，只是強大在筆墨間。難道，這是一種拖欠了一千多年的雙向戲謔和雙向補償？

明朝是在王陽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後滅亡的。又過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反思明朝滅亡的教訓，把目光集中到高層文化人的生態和心態之上，重新發現了王陽明的價值。當時的朝廷知識分子李光地說，如果早一點有王陽明，不僅朱棣的「靖難之役」成不了，而且岳飛也不會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王陽明這樣的「一代賢豪」有膽略、有智慧、有執行力，在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中顯得孤峰獨傲。

那麼，明代的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是什麼樣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氣節的方孝孺作為分析物件。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做是曠世賢達、國家智囊，但當危機發生，要他籌謀，只見每一步都錯。大家這才發現他才廣意高、好說大話，完全無法面對實情；但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他所擁戴的朝廷和他自己頃刻一起敗亡。

明代高層文化人的生態，被概括為一副對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無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間表現出自己是個忠臣、是個英烈。平時即便不袖手旁觀，最關心的也是朝廷裡邊人事爭逐的一些細節，而且最願意為這些細節沒完沒了地辯論。有時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氣，但直言的內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瑣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還要迂腐昏聵。

筆鋒犀利的清初學者傅山更是尖銳指出，這種喜歡高談闊論又毫無用處的文化人恰恰是長久以來養成的奴性的產物，因此只能稱之為「奴儒」。他說，「奴儒」的特點是身陷溝渠而自以為大，只靠前人一句半句註釋而自稱「有本之學」；見了世間事物無所感覺，平日只講大話空話，一見別人有所作為便用各種大帽子予以扼殺。傅山實在恨透了這麼一大幫子人，不禁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咬齧別人腳後跟的貨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這些文化思想家。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出了中華文明種種禍害的最終根源是專制君主，是那些「獨夫」，因此號召文化人把人人應該盡責的「天下」與一家一姓的王朝嚴格區別開來，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興亡，只是私事；天下民眾的生死，才是公事。

這一些思想，是對明朝以來實行的極權統治和文化專制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並沒有聽他們的，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還能做什麼。

這些文化思想家同樣系統地反思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病症。黃宗羲說，儒家學說本來是經天緯地的，後世儒者卻只拿著一些語錄做一些問答，就頂著一個虛名出來欺世了。他們把做生意的人說成是「聚斂」，把做實務的人說成是「粗材」，把隨興讀點書、寫點文章的人說成是「玩物喪志」，把關注政事的人說成是「俗吏」。那他們自己呢？一直以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類高調掌控天下視聽。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們報效國家，他們則「懵然張口，如坐雲霧」。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給世人造成一個明確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業必須走別的門路，與儒者無關。

這又一次觸及了儒學在明末清初時的社會形象。

與李光地不一樣，這些文化思想家對朱熹、王陽明也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的學說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卻無救於社會弊病。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空泛，增加「經世實學」的成分。

遺憾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世實學」，他們也不清楚。他們像一群只會把脈卻不會配藥的醫生，因此內心最為鬱悶。

四

本來，明代有過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釋放鬱悶的。例如，十五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晚期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這樣的事情，本來有可能改變中華文明的素質，進一步走向強健，但中華文明的傳統力量太強硬了，它終於以農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場避過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過了歐洲文明。這種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使明清兩代陷於保守和落後的泥潭，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