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遠遠看去，宋代就像一團亂麻。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歷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髮，等待我們去梳理。我們沒有理由讓亂髮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游戲。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幾年。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內，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歷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著「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象。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別，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內的危機。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面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迴盪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於宋朝，領土面積也大於宋朝，宋朝哪裡是它的對手？留下的只是楊家將一門抗敵的故事。然後是西北方向的党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只是傑出將領岳飛被枉殺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歷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歷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確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歷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系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譎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制於同一個價值座標。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韜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裡，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浩蕩的歷史程式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歷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於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係不大。

三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著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歷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態。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態。

一提它的文明生態，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歷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態，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我本人由於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梁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於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櫛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裡是有時間限制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制，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並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據歷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摺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世界之最。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水稻種植面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產量已達到八九百斤。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產階段，產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於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於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巔。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於航海，把火藥用於戰爭，都是宋代發生的事。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在宋代，還出現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裡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宋代歷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只有義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復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由文藝復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游、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別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將，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面。大批文官從哪裡來？只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隨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制度開闢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郁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於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將，朝廷給了文官極高的待遇。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標準，結果嚇了一跳，認為其標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結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僅是武將、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這樣一來，文化就有可能在權力結構中顯現自己的魅力了。本來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結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這種互相利用，最後的贏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誠實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樣只把文化當做一種裝扮。

平心而論，在中國古代，一切官員都會有一點談論經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會有一點建功立業、修齊治平的雄心。因此，要製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選一批諫官、謀士、史筆、文侍也不困難。難的是，能不能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靈魂來問鼎最有權力的官僚機器？歷來幾乎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沒有當政，他們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們取得了一代宗師的地位，但是，他們又先後擔任了朝廷的最高階別行政首腦。兩種頂級高階的對接，會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

我曾經花費不少時間鑽研這些文化大師當政後的各種政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鬥爭，但後來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是誰。

這正像幾位哲人在山巔舞劍，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劍術，而是他們是哲人，他們在山巔。是誰把他們找出來的，又安排到了山巔？

看上去是皇帝，其實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認認真真地實施了文官政治，那麼，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來的官場弊端和社會痼疾能不能進一步消除？這個問題也必須交給文官自己來回答。回答得好不好，決定著中國以後的統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高尚情懷的范仲淹，提出了整頓科舉制度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官之累而求其強。十餘年後，王安石更是實施了牽動社會整體神經的經濟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費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見影，國家的財政情況果然大有改觀。但是，司馬光則認為天下之富有定數，王安石式的國富必然導致實質性的民窮，而且還會斫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反對變法，主張「守常」。我們大家都喜歡的蘇東坡，明顯地傾向於司馬光，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覺得王安石也有道理。

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王安石簡直是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國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試圖以金融管理來主導整個行政體制。這在當時自然不可能實現，但他以天才勃發的構想和義無反顧的行動展示了一種政治理想，成為西元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貴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敵司馬光，包括他們前前後後的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傑出的人文學者。他們在西元十一世紀集體呈現的高度政治才華，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這樣的努力很容易失敗，卻又無所謂失敗。因為我說過，勝敗只是軍事政治用語而不是文化用語。當文化大幅度介入，就只剩下能不能構成積累、是正面積累還是負面積累的問題了。

我對那些年月情有獨鍾，全是因為這幾個同時踩踏在文化峰巔和政治峰巔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們實在讓人難忘。

有人根據他們的淒涼後事斷言大文豪、大詩人、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不能從政。這就錯了。他們不從政也未必不淒涼，別人從政也未必不淒涼。淒涼是天地對一切高貴人生的自然總結，而不具備任何價值判斷。在我看來，這些人從政確實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辭和動人表情的誤導，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這些文人中則常常擁擠著極高比例的小人。對此，王安石和司馬光兩方面都承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呂惠卿最終成了用最險惡的方法揭發王安石的人，而司馬光的鐵桿擁戴者蔡京最終也成了用最瘋狂的手段清算司馬光的人，這是多麼相似又多麼沉痛的教訓！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訓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不能從政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對立、各不相讓，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出他們在個人私德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或互相之間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跡。他們的對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爭，不夾雜什麼個人利益，因此不傷害對方的基本人格。他們兩人年歲相仿，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也去世了。兩顆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幾乎同時隕落的年份，是西元一○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已經病重，極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過來，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支援司馬光的蘇東坡見面，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兩人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可見交情已經不淺。為此，蘇東坡寫過一首詩給王安石：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與蘇東坡在一起的時日，一起遊了南京的鐘山。蘇東坡的記遊詩中有「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兩句。王安石讀了就說：「我一生寫詩，寫不出這樣好的兩句來。」

不錯，這是一個有太多高峰的時代，因此容易互相遮蓋、障人耳目。但高峰畢竟是高峰，都有遠江之眺、浮天情懷。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見多麼分歧，只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遺憾的是，這種情形只出現在宋代。其他時代被人稱道的那些盛世政績，主要有賴於比較開明的皇帝，與君子政治關係不大。

王安石曾寫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為君子政治的象徵。

至於何謂君子政治，可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只不過，那裡裹卷的權術還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氣氛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