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聲蒼老而歡樂的嘶鳴從遠處的唐昭陵傳來，五陵年少胯下的銀鞍白馬豎起了耳朵。一聽，跑得更快了。

二

唐代沒有「國家哲學」，這也是它的可愛之處。

好的學者也有一些，例如編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對我產生過很深影響的《史通》作者劉知幾。孔穎達這個河北衡水人是儒學發展史上無法省略的人物，他不僅把儒學的各種禮法規範結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鑑了道家和佛學的一些學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援。本來這很容易構成一種思想統治，但唐代畢竟是唐代，再大的學問、再高的支援，也不能剝奪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穎達這樣的一代大儒，還有劉知幾這樣的「自由派」人物。劉知幾提出了以「疑古」、「惑經」為主軸的變易論，體現了唐代那種處處追求永珍更新、反對盲從古代經典的思想風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儘可自己選擇。除了少數帝王一度比較偏激外，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對於社會的信仰都很有氣量，往往實行「儒、道、佛並舉」的方針。

我特別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這個問題上大多願意悉心傾聽，甚至還謙虛請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並不怎麼相信佛教，後來因為多次向玄奘請教，信仰發生很大的變化，多次拽著玄奘的衣襟說：「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這種學生般的態度，出之於一代雄主，並不容易。

唐太宗親自為玄奘翻譯的《瑜伽師地論》寫了序言，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聖教序》。書法家褚遂良曾書寫過這篇序言，而我最喜歡的則是弘福寺的懷仁和尚集晉代王羲之行書所組合鐫刻的那個碑帖，應該稱之為《集王聖教序》吧，我小的時候學書法，就練過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長安也給新傳入的西域宗教騰出了空間。

例如，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教會（nestorianchurch），傳入中國後被稱做景教，在長安的義寧坊就建造了一個教堂。

其實，早在西元四三一年，這個教會的領袖聶斯脫利已在歐洲被教廷判為「異教徒」而革職流放，他的追隨者就逃到了波斯。西元六三五年，這個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羅本（olopen）來到長安傳教。對於這個在歐洲早被摧毀了二百年的教派，長安深表歡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齡率領儀仗隊到長安西部迎接，還親自聽了阿羅本的講道。唐代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國」，因此長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對這個流亡教派所下發的詔書，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種集體心理，與當時歐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氣度。他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的宗旨，像常識一般自然說出，證明了心目中對於「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精神偶像」的漠視。正是這種漠視，帶來了對於多元精神財富的重視。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西元七世紀因阿拉伯軍隊的佔領而絕跡，但在長安卻很興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佈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寧坊。

瑣羅亞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為國教，曾經迫害過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殺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後又從中亞傳入唐朝。武則天曾經挽留摩尼教徒在宮中講經。唐代宗於西元七六八年釋出赦令，允許摩尼教在長安設定寺院，並賜額「大雲光明」。可惜，到了西元九世紀中葉，因戰爭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蘭教創立於西元七世紀初，在幾十年後就傳入了中國。後來阿拉伯人在長安數量很大，他們一般都保持著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蘭教在長安的地位也很高。

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驅逐摩尼教的，伊斯蘭教本是驅逐祆教的，但在長安，它們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頓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長安都待之若上賓。

一座城市真正的氣度，不在於接待了多少大國顯貴，而在於收納了多少飄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貴，不在於集中了多少生死對手，而在於讓這些對手不再成為對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擁有很多「精神孤島」，不管它們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在別的地方有什麼遭遇。

這樣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數，在我看來，唐代的長安應該名列第一。在現代，巴黎和紐約還差強人意，只是，紐約太缺少詩意。

三

每次去西安，我總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宮遺址徘徊良久，然後到城東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邊靜靜地坐一會兒。

我想，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喜歡說「夢迴大唐」、「夢迴長安」，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夢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個偉大的時代總有一種濃重的氣氛，而這種氣氛會讓陌生人一時暈眩。很多人一定會說，唐代是我們的，長安也是我們的，豈有讓我們暈眩之理？其實，唐代已經過去太久，我們對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詩句選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況也一定尷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點燃起一種民族主義濫情，開口閉口都是「拒絕過外國的節日」、「中國人必須穿漢服和唐裝」等。這樣一群人一旦進入唐代長安的街道，勢必驚恐萬狀、目瞪口呆。長安城裡的中外居民，見到他們對每一種外來文化都嚴加防範的神經質表情，也會十分錯愕。上前細加詢問，他們的申述雖然聽起來沒有什麼語言障礙，卻誰也聽不明白。

過不了多久，他們中的一半人也許能夠清醒過來，開始向長安城裡的中外居民虛心求教。而餘下的一半，則大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了「胡姬酒肆」裡最放蕩的痞子，毀了。

即便是清醒過來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銀鞍白馬」像長安人那樣輕鬆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為人世間什麼都可以仿效，卻很難仿效由衷的歡樂。

我很同情今天的這些「五陵年少」。他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被灌輸了一種「亂世哲學」，處處劃界，天天警惕，時時敏感。他們把權謀當做了智慧，把自閉當做了文化，把本土當做了天下。而且，以為這樣才能實現「尊嚴」。這種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轉眼就裝扮成了齜牙咧嘴的英雄主義和悲情主義，有時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個起鬨式的「互慰結構」。結果，心理天地越來越小，排外情緒越來越重，只能由自閉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們明白：曾經讓中華民族取得最高尊嚴的唐代全然不是這樣。而是這樣的：全是衰世，並無多少尊嚴可言。

如果他們仍然不明白這個道理，那麼，我至少可以現身說法，談談自己的人生感受。我們這一代，年輕時吞嚥的全是「亂世哲學」，這篇文章開頭所說的夜雨泥濘，幾乎陷沒了我們的全部青春。我們被告知，古代社會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們正在享受著一塵不染的幸福。偶爾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卻還不敢幻想國外。正是這個刻骨銘心的經歷，使我們在大醒之後很難再陷入封閉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為什麼我的每一屆學生幾乎都不如我開放。後來我知道了，那是因為他們不擁有那種從災難中帶來的財富。

於是我越來越有信心了，年長者確實未必比年幼者落伍，就像唐代不會比明清落伍。

那就讓我帶著年輕人，而不是追著年輕人，去逛一逛幻想中的唐代吧。由我引路，由我講解，講解這門永恆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