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請允許我宕開筆去，說一段閒話。
上次去臺灣，文友蔣勳特意從宜蘭山居中趕到臺北看我，有一次長談。有趣的是，他剛出了一本談南朝的書，而我則花幾年時間一直在流連北朝，因此雖然沒有預約，卻一南一北地暢談起來了。臺灣《聯合報》記者得知我們兩人見面，就來報道，結果出了一大版有關南北朝的文章，在今天的鬧市中顯得非常奇特。
蔣兄寫南朝的書我還沒有看，但由他來寫，一定寫得很好。南朝比較富裕，又重視文化，文人也還自由，可談的話題當然很多。蔣兄寫了，我就不多羅唆了，還是抬頭朝北，說北朝吧。
蔣兄沉迷南朝，我沉迷北朝，這與我們不同的氣質有關，雖老友也「和而不同」。我經過初步考證，懷疑自己的身世可能是古羌而入西夏，與古代涼州脫不了干係，因此本能地親近北朝。北朝文化，至少有一半來自涼州。
當然，我沉迷北朝，還有更宏觀的原因，而且與現在正在梳理的宏觀文脈相關。
文脈一路下來，變化那麼大，但基本上在一個近似的文明之內轉悠。或者說，就在黃河和長江這兩條河之間輪換。例如：《詩經》和諸子是黃河流域，屈原是長江流域；司馬遷是黃河流域，陶淵明是長江流域。這麼一個格局，在幅員廣闊的中國也不見得侷促。但是那麼多年過去，人們不禁要問，作為一種大文化，能不能把生命場地放得再開一些？
於是，西元五世紀，大機緣來了。由鮮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由於文明背景的重大差異，本該對漢文化帶來沉重劫難，就像西元四七六年歐洲的西羅馬帝國被「北方蠻族」滅亡，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一時陷入黑暗深淵一般；誰料想，北魏的鮮卑族統治者中有一些傑出人物，尤其是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居然虔誠地拜漢文化為師，快速提升統治集團的文明等級，情況就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他們既然善待漢文化，隨之也就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文化背後的印度文化。這一來，已經在犍陀羅等地相依相融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乃至巴比倫文化也一起捲入，中國北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明大會聚。
從此，中國文化不再只是流轉於黃河、長江之間了。經由從大興安嶺出發的浩蕩胡風，茫茫北漠，千里西域，都被裹卷，連恆河、印度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波濤也隱約可見，顯然，它因包容而更加強盛。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可以作為這種文明大會聚的最好見證，因此我在那裡題了一方石碑，上刻八字：「中國由此邁向大唐。」
這就是說，在差不多同時，當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的文脈被「北方蠻族」突然阻斷，而且會阻斷近千年的當口上，中國文脈，卻突然被「北方蠻族」大幅提振，並註定要為全人類的文明程式開闢一個值得永遠仰望的「制高點」。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撬起整個地球。」我覺得，北魏就是一個歷史支點，它撬起了唐朝。
當然，我所說的唐朝，是文化的唐朝。
為此，我長久地心儀北魏，寄情北魏。
即使不從「歷史支點」的重大貢獻著眼，當時北方的文化，也值得好好觀賞。它們為中華文化提供了一種力度、一種陌生，讓人驚喜。
例如，那首民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這裡出現了中國文學中未曾見過的遼闊和平靜，平靜得讓人不好意思再發什麼感嘆。但是，它顯然闖入了中國文學的話語結構，不再離開。
當然，直接撼動文脈的是那首北朝民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這麼輕快、愉悅的語言節奏，以及前面站著的這位健康、可愛的女英雄，帶著北方大漠明麗的藍天，帶著戰火離亂中的倫理情感，大踏步走進了中國文學的主體部位。你看，直到當代，國際電影界要找中國題材，首先找到的也還是花木蘭。
在文人圈子裡，南朝文人才思翩翩，有一些理論作品為北方所不及，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而且，他們還在忙著定音律、編文選、寫宮體。相比之下，北朝文人沒那麼多才思。但是，他們拿出來的作品卻別有一番重量，例如我本人特別喜愛的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這些作品的紀實性、學術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實，也使一代學術親近散文。酈道元和楊衒之，都是河北人。
九
唐代是一場審美大爆發，簡直出乎所有文人的意料。
文人對前景的預料，大多隻從自己和文友的狀況出發。即便是南朝的那些專門研究來龍去脈的理論家、文選家，也無法想象唐代的來到。
人們習慣於從政治上的盛世，來看待文化上的繁榮，其實這又在以「政脈」解釋「文脈」。
政文兩途，偶爾交錯。然而，雖交錯也未必同榮共衰。唐代倒是特例，原先醞釀於北方曠野上、南方巷陌間的文化靈魂已經積聚有時，其他文明的滲透、發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漸定，民生安好，西域通暢，百方來朝，政治為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極好的平臺，因此出現了一場壯麗的大爆發。
這是機緣巧合、天佑中華，而不是由政治帶動文化的必然規律。其實，這種「政文俱旺」的現象，在歷史上也僅此一次。
不管怎麼說，有沒有唐代的這次大爆發，對中國文化大不一樣。試看天下永珍：一切準備，如果沒有展現，那就等於沒有準備；一切貯存，如果沒有啟用，那就等於沒有貯存；一切內涵，如果沒有表達，那就等於沒有內涵；一切燦爛，如果沒有迸發，那就沒有燦爛；一切壯麗，如果沒有會聚，那就沒有壯麗。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展現、迸發、會聚，都因群體效應產生了新質，與各自原先的形態已經完全不同。因此，大唐既是中國文化的平臺，又是中國文化的熔爐。既是一種集合，又是一種冶煉。
唐代還有一個好處，它的文化太強了，因此成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說唐朝，就很難以宮廷爭鬥掩蓋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難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樣。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顏真卿，主導了一系列響亮的政治行動，但人們對他的認知，仍然是書法家。魯迅說，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這大致說得不錯，只是有點誇張，因為沒有「自立」的「自覺」，很難長久成立。唐代，就是一個文學自立的時代，並因自立而自覺。
文學的自立，不僅是對於政治，還對於哲學。現代有研究者說，唐代缺少像樣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這種說法也大致不錯，但不必抱怨。作為一種強大而壯麗的審美大爆發，不能不讓哲學的油燈黯淡了。
文學不必貫穿一種穩定而明確的哲學理念。文學就是文學，只從人格出發，不從理念出發；只以形式為終點，不以教化為目的。請問唐代那些大詩人各自信奉什麼學說？實在很難說得清楚，而且一生多有轉換，甚至同時幾種交糅。但是，這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寫出千古佳作。
為什麼一個時代不能由文學走向深刻呢？為什麼一批文學家不能以美為目標，而必須以理念為目標？
唐代文學，說起來太冗長。我多年前在為北大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鼓勵他們用投票的方式為唐代詩人排一個次序。標準有兩個：一是詩人們真正抵達的文學高度；二是詩人們在後世被民眾喜愛的廣度。
北大學生投票的結果是這樣十名——
第一名：李白；
第二名：杜甫；
第三名：王維；
第四名：白居易：
第五名：李商隱；
第六名：杜牧；
第七名：王之渙；
第八名：劉禹錫；
第九名：王昌齡；
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投票的那麼多學生，居然沒有兩個人的排序完全一樣。
這個排序，可能與我自己心中的排序還有一些出入。但高興的是，大家沒有多大猶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這前四名，合我心意。
在一個琳琅滿目的世界，學會排序是一種本事，不至於迷路。有的詩文，初讀也很好，但通過排序比較，就會感知上下之別。日積月累，也就有可能深入文學最微妙的堂奧。例如，很多人都會以最高的評價來推崇初唐詩人王勃所寫的《滕王閣序》，把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說成是「全唐第一佳對」，這就是沒有排序的結果。一排，發現這樣的駢體文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不應該太高。可理解的是，王勃比李白、王維大了整整半個世紀，與唐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相比，是一種「隔代」存在。又如，人們也常常對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贊之有過，連聞一多先生也曾說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但我堅持認為，當李白、杜甫他們還遠遠沒有出生的時候，唐詩的「頂峰」根本談不上，更不要說「頂峰上的頂峰」了。
但是，無論是王勃還是張若虛，已經表現出讓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氣象。在他們之後，會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個時期各不相同，卻都天才噴湧、大家不絕。唐代，把文學的各個最佳可能，都輪番演繹了一遍。請看，從發軔，到飛揚，到悲哀，到反觀，到個人，到悽迷，各種文學意味都以最強烈的方式展現了，幾乎沒有重大缺漏。
因此，一個傑出時代的文學藝術史，很可能被看成了人類文學藝術史的濃縮版。有學生問我，如果時間有限，卻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國文化的極端豐富，又不想跳來跳去，讀什麼呢？
我回答：「讀唐詩吧。」
與我前面列述的中國文脈的峰巒相比，唐詩具有全民性。唐詩讓中國語文具有了普遍的附著力、誘惑力、滲透力，並讓它們籠罩九州、鐫刻山河、朗朗上口。有過了唐詩，中國大地已經不大有耐心來仔細傾聽別的詩句了。
因為有過了唐詩，傾聽者的範圍早就超過了文苑、學界，拓展為一個漫無邊際的不確定群落。他們粗糙，但很挑剔。兩句聽不進去，他們就轉身而去，重新吟誦起李白、杜甫。
十
再說一說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韓愈、柳宗元。
自司馬遷之後九百多年，中國散文寫得最好的，也就是他們兩位了，因此他們並不僅僅歸屬於唐代，也算是「千年一齣」之人。
他們兩位，是後世所稱「唐宋八大家」的領頭者。我在前面說過，「唐宋八大家」的文學成就，在整體上還比不過司馬遷一人，這當然也包括他們兩位在內。但是，他們兩位，做了一件力挽狂瀾的大事，改變了一代文風，清理了中國文脈，這是司馬遷所未曾做過的。
他們再也不能容忍從魏晉以來越來越盛熾的駢體文了。自南朝的宋、齊、梁、陳到唐初，這種文風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經纏得中國文學步履蹣跚。但是，文壇和民眾卻不知其害，以為光彩奪目、堆錦積繡，就是文學之勝，還在競相趨附。
面對這種風氣，韓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從先秦諸子到屈原、司馬遷的氣脈，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們發起了一個「古文運動」。按照韓愈的說法，漢代以後的文章，他已經不敢看了。（《答李翊書》：「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這種主張，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後走」，但懂得維護文脈的人都知道，這是讓中國文化有能力繼續向前走的基本條件。
他們兩人，特別是韓愈，顯然遇到了一個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討厭因襲；那麼，對古人就能因襲了嗎？他幾經深思，得出明確結論：對古文，「師其意而不師其辭」，學習者必須「自樹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徹地說：「惟陳言之務去」。只要是套話、老話、講過的話，必須刪除。因此，他的「古文運動」，其實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尋找千年來未頹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著創新，包含著不可重複的個性，即「詞必己出」。
他與柳宗元在這件事上有一個強項，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論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範作品。韓愈的散文，氣魄很大，從句式到詞彙都充滿了新鮮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寫得更清雅、更誠懇、更雋永。韓愈在崇尚古文時，也崇尚古文裡所包含的「道」，這使他的文章難免有一些說教氣。柳宗元就沒有這種毛病，他被貶於柳州、永州時，離文壇很遠，只讓文章在偏僻而美麗的山水間一筆筆寫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達到了更高的文學等級。與他一比，韓愈那幾篇名文，像《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等，道理蓋過了審美，已經模糊了論文和文學的界限。
總之，韓愈、柳宗元他們既有觀念，又有實踐，「古文運動」展開得頗有聲勢。駢體文的地位很快被壓下去了，但是，隨之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在駢體文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已經逐漸自覺，雖觸目穠麗，也是文學裡邊的事。現在「古文運動」讓文章重新載道，迎來了太多觀念性因素。這些因素，與文學不親。
十一
唐朝滅亡後，由藩鎮割據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經詩情充溢的北方已經很難尋到詩句，而南方卻把詩文留存了。特別是，那個南唐的李後主李煜，本來從政遠不及吟詠，當他終於成了俘虜被押解到汴京之後，一些重要的詩句穿過亡國之痛而飄向天際，使他成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詞」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證明了「政脈」與「文脈」是兩件事。在那個受盡屈辱的俘居小樓，在他時時受到死亡威脅而且確實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餘隙之中，明月夜風知道：中國文脈光顧此處。
從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間」、「倉皇辭廟」等等意緒，以及承載它們的「長短句」的節奏，將深深嵌入中國文化；而這個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種文學樣式「詞」，將成為俘虜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學標幟。
人類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虜營裡發生。這一事實，在希臘、羅馬、波斯、巴比倫、埃及的互相征戰中屢屢出現。在我前面說到的涼州到北魏的萬里蹄聲中，也被反覆印證。這次，在李煜和宋詞之間，又一次充分演繹。
十二
那就緊接著講宋代。
我前面說過，在唐代，政文俱旺；那麼，在宋代，雖非「俱旺」，卻政文貼近。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宋代重視文官當政，比較防範武將。結果，不僅科舉制度大為強化，有效地吸引了全國文人，而且讓一些真正的文化大師如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等佔居行政高位。這種景象，使文化和政治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高階聯姻」，文化感悟和政治使命混為一體。表面上，既使文化增重，又使政治增色，其實，並不完全如此，有時反而各有損傷。
第二個原因，宋代由於文人當政，又由於對手是游牧民族的浩蕩鐵騎，在軍事上屢屢失利，致使朝廷危殆、中原告急。這就激發了一批傑出的文學家心中的英雄氣概、抗敵意志，並在筆下流瀉成豪邁詩文。陸游、辛棄疾就是其中最讓人難忘的代表，可能還要包括最後寫下《過零丁洋》和《正氣歌》的文天祥。
這確實也是中國文脈中最為慷慨激昂的正氣所在，具有長久的感染力。但是，我們在欽佩之餘也應該明白，一個歷時三百餘年的重要朝代的文脈，必然是一種多音部的交響。與民族社稷之間的軍事征戰相比，文化的範圍要廣泛得多、深厚得多、豐富得多。
因此，文脈的首席，讓給了蘇東坡。蘇東坡也曾經與政治有較密切關係，但終於在「烏臺詩案」後兩相放逐了：政治放逐了他，他也放逐了政治。他的這個轉變，使他一下子遠遠地高過於王安石、司馬光，當然也高過於比他晚得多的陸游、辛棄疾。他的這個轉變，我曾在《黃州突圍》中有詳細描述。說他「突圍」，不僅僅是指他突破文壇小人的圍攻，更重要的是，突破了他自己沉溺已久的官場價值體系。因此，他的突圍，也是文化本體的突圍。有了他，宋代文化提升了好幾個等級。所以我寫道，在他被貶謫的黃州，在無人理會的徹底寂寞中，在他完全混同於漁夫樵農的時刻，中國文脈聚集到了那裡。
蘇東坡是一個文化全才，詩、詞、文、書法、音樂、佛理，都很精通，尤其是詞作、散文、書法三項，皆可雄視千年。蘇東坡更重要的貢獻，是為中國文脈留下了一個快樂而可愛的人格形象。
回顧我們前面說過的文化巨匠，大多可敬有餘，可愛不足。從屈原、司馬遷到陶淵明，都是如此。他們的可敬毋庸置疑，但他們可愛嗎？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曹操太有威懾力，當然挨不到可愛的邊兒。魏晉名士中有不少人應該是可愛的，但又過於怪異、過於固執、過於孤傲，我們可以欣賞他們的背影，卻很難與他們隨和地交朋友。到唐代，以李白為首的很多詩人一定可愛，但那時詩風浩蕩，一切驚喜、感嘆都凝聚成了眾人矚目的審美典範，而典範總會少了可愛。即便到了晚唐只描摹幽雅的私人心懷，也還缺少尋常形態。
誰知到宋代出了一個那麼有體溫、有表情的蘇東坡，構成了一系列對比。不管是久遠的歷史、遼闊的天宇、個人的苦惱，到他筆下都有了一種美好的誠實，讓讀到的每個人都能產生感應。他不僅可愛，而且可親，成了人人心中的兄長、老友。這種情況，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絕無僅有。因此，蘇東坡是珍罕的奇蹟。
把蘇東坡首屈一指的地位安頓妥當之後，宋代文學的排序，第二名是辛棄疾，第三名是陸游，第四名是李清照。
辛棄疾和陸游，除了前面所說的英雄主義氣概之外，還表現出了一種品德高尚、懷才不遇、熱愛生活的完整生命。這種生命，使兵荒馬亂中的人心大地不至下墮。在孟子之後，他們又一次用自己的一生建立了「大丈夫」的造型。
李清照，則把東方女性在晚風細雨中的高雅憔悴寫到了極致，而且已成為中國文脈中一種特殊格調，無人能敵。因她，中國文學有了一種貴族女性的氣息。以前蔡琰曾寫出過讓人動容的女性呼號，但李清照不是呼號，只是氣息，因此更有普遍價值。
李清照的氣息，又具有讓中國女性文學揚眉吐氣的厚度。在民族災難的前沿，她寫下了「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的詩句，就其金石般的堅硬度而言，我還沒有在其他文明的女詩人中找到可以比肩者。這說明，她既是中國文脈中的一種特殊格調，又沒有離開基本格調。她離屈原，並不太遠。
十三
在宋代幾位一流的文學家中，辛棄疾是最後一個壓陣之人。他在晚年曾勇敢地趕不少路去弔唁當時受貶的朱熹。朱熹比他大十歲，也算是同輩人。他在朱熹走後七年去世，一個時代的高層文化，就此垂暮。在我看來，這也許是我心中整個中國古典文脈的黃昏。
朱熹算不上文學家，我也不喜歡他重道輕文的觀念。但是，觀念歸觀念，這位傑出的哲學家對文學的審美感覺卻是不錯。哲學講究梳理脈絡，他在無意之中也對文脈做了點化，讓人印象深刻。
朱熹說，學詩要從《詩經》和《離騷》開始。宋玉、司馬相如等人「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相比之下，漢魏之詩很好，但到了南朝的齊梁，就不對了。「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這種論斷，切中要害。
朱熹對古代樂府、陶淵明、李白、杜甫都有很好的評價。他認為陶淵明平淡中含豪放，而李白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對他自己所處的宋代，則肯定陸游的「詩人風致」。這些評價，都很到位。但是，他從理學家的思維出發，對韓愈、柳宗元、蘇東坡、歐陽修的文學指責，顯然是不太公平。他認為他們道之不純，又有太多文人習氣。
在他之後幾十年，一個叫嚴羽的福建人寫了一部《滄浪詩話》，正好與朱熹的觀念完全對立。嚴羽認為詩歌的教化功能、才學功能、批判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吟詠性情、達到妙語。他揭示的，其實就是文學超越理性和邏輯的特殊本質。由於他，中國文學在今後談創作時，就會頻頻用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水中之月，鏡中之像」等等詞語，這是文學理論水準的一大提升。但是，他對同代文學家的評論，失度。
從朱熹和嚴羽，不能不追溯到前面提到過的《文心雕龍》、《詩品》等理論著作。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之所以沒有認真介紹，是因為那是中國文論的起始狀態，還在忙著為文學定位、分類、通論。當然這一切都是需要的，而《文心雕龍》在這方面確實也做得非常出色，但要建立一種需要對大量感性作品進行概括的理論，在唐朝開國之前八十多年就去世了的劉勰畢竟還缺少宏觀對比的時間和範例。何況，南朝文風也不能不對概念的裁定帶來侷限，影響了理論力度。這隻要比一比七百多年後那位玩遍了一切複雜概念的頂級哲學家朱熹，就會發現，真正高水準的理論表述，反倒是樸實而乾淨。
十四
李清照、陸游、辛棄疾、文天祥他們都認為，中國文脈將會隨著大宋滅亡而斷絕，蒙古馬隊的鐵騎是中華文明覆滅的喪葬鼓點。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元代的詩歌、散文，確實不值一提。但是，中國文脈在元代卻突然超常發達。那就是，中華文明幾千年的一個重大缺漏，在這個不到百年的短暫朝代獲得了完滿彌補。這個被彌補的重大缺漏，就是戲劇。不管是古希臘悲劇還是古印度梵劇，都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已經充分成熟。而中國，不僅孔子沒看到過戲劇，連屈原、司馬遷、曹操、李白、杜甫、蘇東坡都沒有看到過，這實在有點說不過去了。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而元代又為什麼會改變，這是很複雜的課題，我在《中國戲劇史》一書中有系統探討。有趣的是，既然中國錯過了兩千多年，照理追趕起來會非常困難，豈能料，不知從哪裡冒出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等一大批文化天才合力創作的元雜劇。結果，正如後來王國維先生所說，中國可以立即在戲劇上與其他文明並肩而「毫無愧色」。
此時的中國文脈，在《竇娥冤》，在《望江亭》，在《救風塵》，在《西廂記》，在《趙氏孤兒》，在《漢宮秋》……
在這裡，我和王國維先生一樣，並不是從表演、唱腔著眼，而只是從文學上評價元雜劇。那些形象，那些故事，那些衝突，那些語言，以及它們的有機組合，在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上幾乎是空前的。
是不是絕後呢？還不好說。但是如果與明代的傳奇——崑曲相比，崑曲雖然也出現了湯顯祖這樣的作家，寫出了《牡丹亭》這樣的作品，但放在元雜劇面前，卻會在整體張力上略遜一籌。多數崑曲作品過於冗長、穠麗、滯緩、入套，缺少元雜劇那種活潑而爽利的悲歡。比《牡丹亭》低一等級的《桃花扇》、《長生殿》又過於拘泥歷史，減損了作為一種民間藝術的生命力。
至於清代後期勃發的京劇，唱腔很好，表演雖然沒有戲迷們幻想的那麼精彩，也算可以，而文學劇作，則完全不能細問。沒有文學就只能展示演唱技能了，在整體上當然不能與元雜劇相提並論。
因此，中國文脈之於中國戲劇，如果以十分計，那麼，大概是六分歸元雜劇，三分歸崑曲，一分歸地方戲曲。京劇已經不是地方戲曲，如果不是從文學、而是從音樂唱腔著眼，它的地位就會不低。
由於元代的統治者是少數民族，一些本該退色的文化也就失去了官方支撐，因此比較徹底地掙脫了文詞間的道統氣、宮廷氣、阿諛氣、頭巾氣、腐儒氣，為貼近自然的天籟式創造留出了空間。這種空間看似邊緣，卻很遼闊，足以伸展手腳。由此聯想到同樣產生於元代的那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富春山居圖》。比之於宋代那些皇家畫院裡的宮廷畫師，黃公望只是一個居無定所的流浪卜者，但是，即使把宋代所有宮廷畫師的最好作品加在一起，也無法與他相比。
元雜劇的情況也是如此，我們哪怕是把後來京劇從慈禧太后開始給予的全部最高權力的扶持加在一起，也無法追趕元雜劇的依稀蹤影。元雜劇即使衰落也像一個英雄，完成了生命過程便轟然倒下，拒絕有人以「振興」的說法來做人工呼吸、打強心針。
一切需要刻意「振興」的文化，都已經與文脈無關。而且，極有可能擾亂了文脈的自然程式。現在社會上經常有人忙著要把那些該由博物館保護的文化遺產折騰到現實生活中來，而且動靜很大，我就很想讓他們聽聽元雜劇轟然倒地的壯美聲響。
十五
明清兩代五百四十餘年，中國文脈嚴重衰弱。
我在給北京大學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的時候指出，這五百多年，如果要找能與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可以並肩站立的文化巨人，只有兩個，一是明代的哲學家王陽明，二是清代的小說家曹雪芹。我們今天所說的文脈，範圍要比我在北大講的文化更小，王陽明不應列入其中，因此只剩下曹雪芹。
這真要順著他說過的話，感嘆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驚人的情況？
原因之一，是明清兩代統治者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已發展到了文化恐怖主義（如「文字獄」）。這就必然毀滅文化創新，培養出大量的文化侍從、文化鷹犬、文化侏儒。當然也產生了一些文化叛逆者和思考者，但囿於時間和空間，叛逆和思考的程度都不深。有人把他們當做「啟蒙主義者」，其實言之有過，因為並沒有形成「被啟蒙群體」。真是可稱得上啟蒙的，要等到近代的嚴復。
原因之二，是中國文脈的各個條塊，都已在風華耗盡之後自然老化，進入蕭瑟晚景。這是人類一切文化壯舉由盛而衰的必然規律，無可奈何。文脈，從來不是一馬平川的直線，而是由一組組拋物線組成。要想繼續往前，必須大力改革，重整重組，從另一條拋物線的起點開始。但是明清兩代，都不可能提供這種契機。
除了這兩個原因外，從今天的宏觀視野看去，還有一個對比上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國明代，歐洲終於從中世紀的漫長夢魘中醒了。而且由於睡得太久，因此醒得特別深刻。一醒之後，他們重新打量自己，然後精力充沛地開始奔跑。而中國文化，卻因建立過太久的輝煌而自以為是。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在中國的什麼時候？我只須提供一個概念：米開朗琪羅只比王陽明小三歲。
明清兩代五百年衰微中，只剩下兩個光點，一是小說，二是戲劇。但明清戲劇我在前面已經作為元雜劇的對比者而約略提過，因此能說的只有小說了。
小說，習慣說「四大名著」，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我們中國人喜歡集體打包，其實這四部小說完全沒有理由以相同的等級放在一起。
真正的傑作只有一部：《紅樓夢》。其他三部，完全不能望其項背。
《三國演義》氣勢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陳舊的正統觀念來劃分人物正邪，有臉譜化傾向。《水滸傳》好得多，有正義，有性格，白話文生動漂亮，敘事能力強，可惜眾好漢上得梁山後便無法推進，成了一部無論在文學上還是精神上都是有頭無尾的作品，甚為可惜。《西遊記》是一部具有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說，整體文學品質高於上兩部，可惜重複過多、套路過多，影響了精神力度。如果要把這三部小說排序，那麼第一當是《西遊記》，第二當是《水滸傳》，第三當是《三國演義》。
這些小說，因為有民間傳聞墊底，又有說書人的描述輔佐，流傳極廣。在流傳過程中，《三國演義》的權謀哲學和《水滸傳》的暴力哲學對民間有嚴重的負面影響，於今猶烈。
《紅樓夢》則完全是另外一個天域的存在了。這部小說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尋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它為天地人生設定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殘酷的悖論，最後都歸之於具有哲思的巨大詩情。雖然達到了如此高度，但它的極具質感的白話敘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準、不同感悟的讀者深深吸引。這又是世界上寥寥幾部千古傑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國得不能再中國。
於是，一部《紅樓夢》，慰撫了五百年的荒涼。
也許，遼闊的荒涼，正是為它開闢的仰望空間？
因此，中國文脈悚然一驚，猛然一抖，然後就在這片遼闊的空地上站住了，不再左顧右盼。
明清兩代，也有人關注千年文脈。關注文脈之人，也就是被周圍的荒涼嚇壞了的人。
例如，明代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提出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他們還認為「今真詩乃在民間」，例如《西廂記》能與《離騷》相提並論。他們得出結論：各種文學的建立之初雖不精緻但精神彌滿，可謂「高格」，必須追尋、固守。這種觀點，十分可喜。
清代的金聖嘆則睥睨歷史，把他喜歡的戲劇、小說，如《西廂記》、《水滸傳》，與《莊子》、《離騷》、《史記》和杜甫拉成一條線，構成了強烈的文脈意識。
明清兩代在文脈旁側稍可一提的，是「晚明小品」。在刻板中追求個性舒展，在道統下尋找性靈自由，雖是小東西，卻開發了中國散文的韻致和情趣。這種散文，對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白話美文的建立，起到了正面的滋養作用。新時代的文學改革者們不會喜歡清代桐城派的正統，更不會喜歡乾嘉駢文的回潮，為了展示日常文筆之美，便找到了隔代老師。當然，在精神上並非如此，閒情逸致無法對應大時代的風雲。
與明代相比，清代倒有兩位不錯的詩人。一是前期的納蘭性德，以真切性靈寫出很多佳句，讓人想到即使李煜處於勝利時代也還會是一個傷感詩人；二是後期的龔自珍，讓人驚訝在一個朝野破敗的時代站出來的一位思想家居然還能寫出這麼多詩歌精品。但是，這兩位詩人都遇到了太大的變動：納蘭性德腳下的民族土壤急速變動，龔自珍腳下的精神土壤急速變動，使他們的詩句一時找不到穩定的承載。他們的天分本該可以進入文脈，但文脈本身卻在那個找不到價值座標的年月倉皇停步了。
除了他們兩位，我還要順便提一筆個人愛好，那就是十八世紀只活了三十幾歲的年輕詩人黃景仁。我認為二十世紀古體詩寫得最好的郁達夫，就是受了他的影響。
十六
既然已經說到現代，那就順著再說幾句吧。
中國近、現代文學，成就較低。我前面剛說明清兩代五百多年只出了兩個一流文人，哲學家王陽明和小說家曹雪芹，那麼，我必須緊接著說一句傷心話了：從近代到現代，偌大中國，沒出過一個近似於王陽明的哲學家，也沒有出過一個近似於曹雪芹的小說家。
一位友人對我說：感冒無藥可治，因此世上感冒藥最多；同樣，中國近、現代文學成果寥落，因此研究隊伍最大。研究隊伍一大就必然出現誇張、偽飾、圍諑、把玩的風尚，結果只能在社會上大幅度貶損文學的形象。一般正常的讀者，已經不願意光顧這個喧鬧不已的小樹林了。
說起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倒是可喜，那就是應順中國文脈已經不能不轉型的指令，成功示範並普及了白話文。由於幾個主事者氣格不俗，有效抵拒了中國文學中最能聞風而動、見隙而鑽的駢儷、虛靡、炫學、裝扮等舊習，選了樸實、通達一路，誠懇與國際接軌，與當代對話，一時文脈大振。但是，由於兵荒馬亂、國運危殆、民生凋敝、顛沛流離，本來迫於國際壓力所產生的改革思維，很快又被救亡思維替代，精神哲學讓位給現實血火，文學和文化都很難拓展自身的主體性。結果，雖然大概念上的中華文明有幸免於崩潰，而文脈則散逸難尋。已經顯出實力的魯迅和沈從文都過早地結束了文學生涯，至於其他各種外來流派的匆忙試驗，包括現實主義在內，即便流行，一時也沒有抵達真正的「高格」。
現代作家之中，真正懂文脈的也是魯迅。這倒不是從他的小說史，而是從他對屈原、司馬遷和魏晉人物的評價中可以窺探。郭沫若應該也懂，但天生的詩人氣質常常使他輕重失度、投情偏仄，影響了整體平正。
在學者中，對中國文脈的梳理做出明顯貢獻的，有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三人。本來胡適也應排列在內，但他作為一個優秀的大學者卻缺少文學感悟能力，例如他那麼成功地考證了《紅樓夢》，卻不知道這部小說的真正魅力在何處，因此對文脈總有一些隔閡。梁啟超具有宏觀的感悟能力，又留下了大量提綱挈領的表述；王國維對甲骨文、戲曲史、《紅樓夢》的研究和《人間詞話》的寫作，處處高標獨立；陳寅恪文史互證，對佛教文學、唐代和明清之際文學的研究十分精到。我本人對陳先生的最高評價，在他對唐中期分界為中國全部古代歷史分界的論定。這三位中，成就最大的是王國維。可惜，這位真正的大學者只活到五十歲就自沉於北京頤和園昆明湖。
其他人文學者，即使學貫中西、記憶驚人，也都沒有來得及對中國文化做出什麼實質性的推動。須知，記憶性學問和創造性學問，畢竟是兩回事。
現代既是如此荒瘠，那就不要在那裡流浪太久了。
如果有年輕學生問我如何重新推進中國文脈，我的回答是：首先領略兩種偉大——古代的偉大和國際的偉大，然後重建自己的人格，創造未來。
也就是說，每個試圖把中國文脈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輕人，首先要從當代文化圈的吵嚷和裝扮中逃出，濾淨心胸，騰空而起，靜靜地遨遊於從神話到《詩經》、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關漢卿、曹雪芹，以及其他文學星座的蒼穹之中。然後，你就有可能成為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託者、企盼者。
中國文脈在今天，只有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