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邊,一條帶狀的青紫色的蜃氣緩緩地在草灘上蠕動,向土路匍匐過來。堅實的土地在它的侵蝕下,如同被慢慢溶解一般,邊緣也化成了朦朧的煙霧,而且顏色越來越深、越來越暗了。
這草灘,這色彩,這水聲,似乎是亙古不變的。它們彷彿蘊含著一種神秘的、來自那遙遠年代的力量,勾引起了他童年時的種種印象。他好像又置身在一群放驢的娃娃中間,和他們交手打仗。三月的河面,瀰漫著淡淡的白霧。潮溼的、褐色的沙灘,像剛出籠的蒸糕一樣,冉冉地冒著水氣。被春汛沖垮的河岸邊,裸露出粗大的、虯結成團的乳白色的葦根。葦根是他們放驢娃娃的上等點心,有股甜絲絲的香氣,使空氣中也充溢著這種甜絲絲的味道。草長出來了,「爬地虎」抽出了專紮腳心的尖利的小葉子。他們精著尻子騎在驢背上,光脊樑上穿著用手紡的生羊毛織成的褐衣,滿頭熱汗,扭在一起,常常把生羊毛織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樣,領口掛在肩膀上,袖子耷拉到腳面。「正月的女人二月的貓,三月的毛驢滿灘嚎。」這正是毛驢撒歡的季節,河灘上打驢仗,再舒暢也沒有了。
我在高高山,
你在低低山。
我吃羊肉面,
你吃驢糞蛋。
……
一方打敗了,兩方又合起來,把毛驢兒往灘上一轟,每個娃娃都掏出別在腰上的柳木棒棒,在沙岸上刨個小坑,玩起打柳柺子來,他是打柳柺子的能手,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邊的柺子頭上猛地一敲,柺子會飛得和南來的大雁一般高,一股娃娃四處去找都找不到。
提起大雁,原先河灘上的大雁可多啦!一清早,當他們把自家的毛驢趕到灘上來時,會看到開闊的河灘上鋪著一層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糞。太陽從河那邊的沙坡上升起,河面上吹來陣陣暖和的晨風,雁的絨毛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樣,在金色的朝暉下,懶洋洋地在空中翻卷著、徜徉,隨風飛揚,真是好看極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他還帶領社員到這灘上來積過雁糞,到了一九六○年,人們開始成群結隊地拿起火銃來圍剿這些候鳥,大雁在這一帶也就絕跡了。偶爾,只能看到三兩隻失群的孤雁,驚慌失措地從頭頂上「呷呷」地掠過。
「雁是義鳥,通人性哩!」老一輩人這麼說。這話不假。
老一輩人還說,五月間,豌豆開花的時節,黃河裡尺把長的大鯉子會在晚上蹦出水面,跳到岸上來偷吃豌豆花。吃飽了,又甩著尾巴扭著腰,蹦跳蹦跳跳回岸邊,撲通一下扎進水裡,絕對迷不了路的。「魚是夜眼。要不,它在黃河的渾水裡咋能看見小蟲蟲呢?」
那時候,沿河岸的生荒地上,種著一大片一大片豌豆,開出繁密的淡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他還曾經夾著爛羊皮襖,和一群娃娃在深更半夜摸到河邊,悄悄地鑽進葦子叢裡蹲下,想空手逮個金翅大鯉子。河灣的迴流上映著朦朧的月色,葦子叢裡蚊子攪成團,手在臉上一抹就是一手血。就這樣,也滅不了小尕子們勃勃的興致。雖然逮不到大鯉子,但想像魚會和兔子一樣在草灘上蹦跳,會脖子來,在豆棵下面吃豌豆花,就夠引人入迷的了。這就是他幾時的童話……
毛驢兒又打了個響鼻。他也和河水一樣,耽於自己的回憶裡。中年以後,他就好前思後想。現在,不用老賀提醒,他更是經常會帶著一種莫名的悵惘回憶過去,經常會不論對什麼事都發發感慨。這,大概就是老賀說的老了的徵候吧。他是一個理解力和記憶力都很強的人,要有文化,很可能會成為一個政治家或者學問家。譬如,在他回憶過去的時候,不僅當時的種種情景會歷歷在目,當時的氣氛、味道,甚至一個微妙的眼色和一句含糊的話語,他都記得非常清晰,也就是說,他不單單是用腦子回憶,他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都像在重新經歷一番過去的事。就說眼前吧,那河灘上傳來的一股娃娃歡快的童音和毛驢兒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現實中一樣朗朗入耳,彷彿只要循聲而往就會闖進一場激烈的驢仗當中去麼?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鯉魚的腥氣,不就飄浮在這,一陣陣略帶涼意的晚風中麼?
他是黃河邊上長大的。小時候在黃河的水灣裡耍水,大了一點就在岸邊放驢、摸魚、打柳柺子。他的田就在黃河灘上,河水的咆哮伴著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黃河水曾載著他倉皇出逃,黃河水又送他欣然而歸。但是,他真正熱愛黃河,對黃河產生一種出於理性的自豪感,卻來自當時戴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還當縣委書記的賀立德,把縣上一個犯了錯誤的幹部交給他這個大隊監督勞動。賀立德告訴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散佈悲觀情緒,妄圖推翻「三面紅旗」,所以要把他放到農村隔離起來。「這可是個嚴肅的政治任務,你們隊在政治上很強,我就把他交給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樣,看好、管好。只許他老老實實,不許他亂說亂動。」又說,這個傢伙頑固得很,大會小會批下來還不認罪,注意別讓他跑出去告狀。
其實,那時的他,並不像賀立德說的「政治上很強」。一個窮鄉僻壤的基層幹部,比莊戶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還有右派,那是「別人說好,他偏說壞」的「妖怪」,對還沒有向縣團級以下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則全然無知。只道聽途說有一個叫彭德懷的元帥,在南方的一個啥山上立下寨子,糾集了一夥夥人反對毛主席。元帥,還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馬,但還是讓毛主席打敗了。現時,彭德懷的敗兵遊勇還在全國亂竄。這不,咱們縣就有這麼一個。他以為這個被打得丟盔棄甲的強盜一定是個獐頭鼠目、面目可憎的傢伙。收拾這種白鼻樑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縣上的政治幹事帶著賀立德的條子,領著這個從山寨逃出來的流寇向他報到時,他一看,驚奇之餘,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麼?」
「可不就是他唄!」政治幹事是東北人,湊到他耳邊說,「賀書記說了,給他派個重活。馬號、倉庫、嘎兒嗎什的,別讓他去……」
尤小舟那時剛三十歲,個子不高,但體態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膚黃白。鼻樑上沒有塗著白斑,卻架著一副黑框的眼鏡,他穿著一身乾乾淨淨的藍布制服,雖然揹著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風紀扣還是扣得嚴嚴的;跟賀立德一樣,也是大口袋裡揣著筆記本,小口袋上插著金星筆。整個看起來是一副落難書生的模樣。因為沒有讓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捲上,一邊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著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隊辦公室,一邊用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的花條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臉上的汗。
「嗯,」他端著威嚴的架勢,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舊的太師椅上沉吟著。對於自己能凌駕於這種穿幹部服的、肚子裡有文墨的讀書人之上,心裡樂滋滋的,而與此同時,耳邊卻響起了秦腔裡那種清官常唸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兇作歹之徒。有何冤情,與本府細細訴來。」
遺憾的是,他雖然入了黨,當了社幹,但小時候在莊子上聽老一輩人說的書和在集上看的大戲,一直影響著他對是非的判斷和決定採取某種行動。
「嗯,你原來是幹啥的?」他終於問道。
尤小舟沒有回答,帶著倔強的神氣垂下眼皮,政治幹事說:「他麼,就是縣委副書記呀!」
「啊,我到縣上咋沒見過?」他的天才就表現在這裡:他並不驚愕。他聽說過五七年的那陣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錯誤,一個縣委副書記算得了什麼,他是用一種主管人的口氣問這話的,好像縣上的幹部都應該讓他過目一樣。
「他關係剛轉來,還沒上任哩。你看,放著好好的一個副書記不當……副書記哩,離書記就差那麼一點點了。嘖!」政治幹事不無惋惜地說。
「那麼,他咋成了‘右傾’的?」他本來想問問什麼是「右傾」,對「右傾」是什麼政策,但覺得這樣反露出自己的無知,一轉念,換了一個問題。
「嘿!好好的,在地委的一次會上發了一通言,說啥現在的糧食徵購數字偏高了,叫農民去煉鋼鐵,糧食都爛到地裡了……像似別人不知道,就他能!」
哦,原來是這麼回子事!
從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躍進」以來,莊戶人對開會的態度是既認真又不認真。說認真,是他們把各式各樣的會都當成一種莊嚴的儀式,一個個正襟危坐,仄耳恭聽,跟著喊口號;要叫自己發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導下做好準備;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說不認真,是他們從那時開始就不認為會上是說真情話的場合,誰說了真話誰倒霉。所以,除了評工分的會,其他一切的會他們都抱著與上無爭的態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來。「這樣的話,能在會上說麼?你呀,真是讀書本本子讀傻了!」他不無自誇地說,「去年大煉鋼鐵那陣子,糧食撂在地裡,我心那個疼呀,可我就不跑到會上說,悄悄組織一幫人逮空搶回來就行了唄。釣魚不在急水灘。在會上說啥?說了上面也不會給你個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陰土都翻上來了,能種地?我不管,我還是幹我的。可我也不會跑到公社的會上說:‘別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說啥?在會上說熊也不管!現在咋樣,要不是我那麼幹,魏家橋的社員吃屎都揀不到熱的。你呀,」他搖搖頭,嘲笑尤小舟,「看,現時落到這個地步:放著寬敞的辦公室不坐,讓人押到這兒來了。唉!真是,你是個急的,我是個疲的,土地神是個泥的,啥樣的都有……不過,吃一虧長一智嘛。先勞動勞動,在鄉下吸點新鮮空氣;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兒跌倒哪兒爬。以後,縣委書記當不成了,咱有學問,怕啥?還不能教個娃娃啥的?人嘛,藥材店裡的抹檯布——甜酸苦辣樣樣都得沾點。你呢,也別想不開……」
奇怪,賀立德也沒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嚴管緊,可是真要由著他自己的興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點子上。他就這樣胡扯了一頓飯的工夫,政治幹事聽得咧著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頭犟腦的神情,看著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賀立德的動作,手在那張破桌上一拍。「我先帶你去住下。」於是,他按原定計劃,把尤小舟安頓在老貧農——他三叔魏老漢家裡,臨時決定讓魏老漢教他積肥——這可是個輕省活。
臨出門,他回頭又看了這斯斯文文的、「非行兇作歹之徒」一眼。沒料到,尤小舟對他鞠了一躬,用陝北口音溫和地說了聲:
「謝謝!」
這一來,倒鬧得他漲紅了臉,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門。
他三叔魏老漢追了出來。
「天貴,我……咋對他呢?」
「咋對他?不是原來說好的麼?」
「不說來的是個壞傢伙麼?」他三叔彷彿也有點懷疑,不過也知道問不出個所以然,接著又說,「那麼……我咋給他吃呢?」
他三叔是當時食堂的炊事員,不得不問這個。
「咋給他吃,大夥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說:「隔三下五的,也單另給他做點好的,人家原來是縣委副書記,跟賀書記就差那麼一點點子哩。賀書記的條子上說,他還有工資哩,他會謝謝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謝謝」兩個字上。
他順著莊子邊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邊想邊笑:「謝謝!」這傢伙真有意思!還會說「謝謝」,這可是個文明詞兒。他活了三十多歲沒聽人跟他說聲「謝謝」,他覺得這個詞就像集上賣的杏幹,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領著他們隊的民工上渠去了。黃灌區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兩次淤,春天準備春灌,秋天準備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隊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個工區,「大躍進」的嚴重後果已初步暴露出來了,他們魏家橋在高徵購以後還多少留下點糧食,而其他隊的食堂卻已經吃了上頓沒下頓,離家近的民工紛紛跑回家去,而帶回來的全是糠菜餅子——這還是去年存下來準備餵豬的飼料。於是他想起了他們莊子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發他上小學的大兒子去請他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