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概念及其他

如果這個條形碼（barcode）沒有附加在一件成品上，那除了掃描譯碼器之外，沒有誰能知道它代表的是什麼。連廠商都不見得一眼就能認辯出某一條形碼所指的是他們生產的哪一件成品。也就是說，條形碼既公開，又秘密。

但是，如果此一條形碼仍印在貼在某件商品上，那你就立刻知道它表達的就是你正在買的那盒餅乾、那瓶醬油、那款手機、那雙襪子、那本雜誌……也就是說，你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一個公開的秘密。我們無從解讀這些寬寬窄窄的條符，以及其間寬寬窄窄的空白，如何標示資訊（關於條形碼的科技，可上網檢閱）。

這個今天無所不在的條形碼，讓我聯想到許多類似的情況。像我們對日常生活之中太多太多的便利和運作，多半視而不見，知而不覺。更不要說，當我們從這些便利和運作中獲益的時候，也很少有人去追問到底是誰首先想出來的。

我有一個可以告人，但也沒有必要隨時隨便告人之秘。那就是，我對一些司空見慣的事物，特別好奇。

比如說，很多大小辦公桌上，或一般私人書房，總免不了會有一堆堆回形針（paperclips）。可是有誰知道是什麼人首先有了這樣一個概念，把一小截比較粗的鐵線，或比較細的金屬條，彎了幾彎，就可方便我們把一小疊紙夾在一起。是什麼人首先有了這麼一個新概念，再經過思考嘗試，然後就像條形碼那樣，從無到有而設計出來的？

在此必須坦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會去查谷歌，查維基。唉！碰到這種事，只能上網，百科全書太認真了，多半不會列入此項解答。

好，回到條形碼。我首次注意到市面上有了這麼一個新玩意兒，是1977年秋。我剛從住了三年多的肯亞回到了紐約。在一家小書店買了本書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和以往的情況不一樣的是，收錢那位女士，沒有在收銀機上敲敲打打，而是將書滑過一個裝置：「嗶」地一聲，顯示幕上亮出了書價，我付了錢，她又一按鍵，這個裝置「嘟、嘟、嘟」地吐出了賬單收據，上面清清楚楚地印出來書名書價、稅和總額，以及應找回的零頭，我一呆，看了那位女士一眼，她微微一笑，「第一次？」

之後，報刊上不時也有一些相關的報道。但讀書不求甚解的我，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看了幾篇。然後，幾乎一剎那之間，條形碼傳遍了世界各地，已經無所不在了。

方便？想想看，買一兩本書是一回事，去超級市場買一兩個星期的飲食和日常用品又是一回事，尤其當你等在一長排顧客之後。再想想看，不提別的，光是時間，就省了市場和你我多少？

再想想看，除了我們日常生活便利之外，條形碼有多麼無所不在？現只提民間運輸，每架飛機，每艘海輪，每輛卡車，每列火車，其所載的貨櫃中每件物品，都印有貼有此一「通用產品碼」。你能想象全球化的今天，沒有這個條形碼，會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局面嗎？

去年年底，《紐約時報》頭版有則新聞，說條形碼發明者，約瑟夫·伍德蘭（josephwoodland）過世，九十一歲。

這則訃聞又讓我產生一些聯想。其中之一是，一個概念的誕生，最戲劇化的莫過於傳聞中的牛頓，給一個熟成掉落的蘋果打在頭上，而推斷出地心引力。

伍德蘭的靈感，有著同樣的戲劇性，但非傳聞。六十多年前，伍德蘭在海灘用幾根手指在沙上畫來畫去的時候，一個概念在他腦中一閃。

唉！一個概念，一經道出，就既簡單又合理。問題是，為什麼在他之前沒人想到？為什麼你我腦中從來沒有閃過一個影響如此深遠重大的概念？

不錯，伍德蘭也不是憑空而突然有了一個新概念。他早在童子軍幼齡就學會了電報碼（morsecode）。大學唸的是工程，又在二次大戰期間參與了最早核彈研究的「曼哈頓計劃」，因而，在戰後繼續攻讀研究院的時候，當地一位超級市場經理，去他的學校演講，請理工學院設法為日益繁多雜亂的商品研究一套有效的編碼系統，而激發了朝這方面思索的想象力。另一在場的研究生，貝納德·斯維爾（bernardsilver），也非常感興趣。二人開始合作。伍德蘭甚而中途退學，全時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