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不為別人，就這些對話一聊到底，還是感覺有壓力，來自大眾的壓力。說實在的，你就說兩億四的票房，八十塊錢一張票，三百萬觀眾，到哪兒你也不算全體觀眾呀，怎麼都不算。甭拿觀眾說事，誰不是觀眾啊？現在沒有誰在為大多數人在拍戲，也不可能，永遠——只能是少數人為少數人。所以也別一聽不為您拍戲就炸，覺得您花幾十塊錢就是上帝了。
孫：永遠在說為大多數人。
王：戲裡兩個角色一個女演員一個男導演，我當然也有目的。媒體不是經常愛搞那種曖昧猜測嗎？演員、導演這兩者關係先天給人感覺曖昧。得，那我就利用你這點下流吧，當然我這想法也不高尚。我不正派，我投機心理，我承認。
一男一女大夜裡聊天，聊什麼哪？很多人都奔那兒想去了——奔他媽生理需要那兒想了。但是，正常一個組，導演演員夜裡不睡一般還是想工作。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還是怎麼把自己想要的表達出來。當你努力半天，卻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在說什麼，你表達的完全不是自己。這種表達的錯亂，不全是外在原因的問題，是表達有先天的侷限，語言它本身是一個不能完全表達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陳村說過，最好的小說是腦子裡想的那個。你就得面臨一個表達減分的過程。其實拍電影，就是一個不斷減分的過程，從最初的想法開始。
孫：老話說，最好是好的敵人，求極致結果就是什麼也不做，什麼也做不了。
王：這個問題，其實是大家經常聊的，甚至拉下臉來互相大罵的。最狠的評價就是：您沒有自己。那我覺得在這個戲裡，這兩個人是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合作又懷疑的關係。其實演員和導演，包括製片人，包括組裡每個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咱們現在合作，我們互相不可能絕對信任，甚至有時候我會遷怒於你。認為你沒有給我表達出來。
很多導演片子拍砸了，賴演員，你沒演好。演員拍砸了認為編劇不靠譜，導演不靠譜。好像自己的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其實，都順，都隨你，你表達出來的也未必是你真想表達的。
孫：就像卡夫卡說的，我寫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應該想的，直至我的內心深處。呵呵。
王：在這個問題上，我絕對認為，沒有誰有能力把自己表達準確，還能完好無損地傳達出去，使對方一點不誤會。我自己就有這個感受。衝上來強烈誇你的全是前門樓子。你說這叫誤解，最大的誤解往往來自於擁鱉、飯廝。
孫：有人，只要是讚揚，誤解也行。是不是有這麼著的？
王：再惡毒的謾罵，你說他面目可憎吧，也有好的地方，決不讓你產生絲毫誤會，表達絕對清楚，就是罵你了。要說什麼時候人表達無障礙，就是罵人的時候。你記不記得《綠帽子》裡，那幾個演員，只要一開口怒罵，立刻無比真實，所有表演都順了。
我覺得，絕對無障礙的自由表達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否則的話，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它就不會這麼多焦慮了。你表達不出來就是你的問題。不管商業，那些全是因素之一。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就這意思。所以，什麼事光聊，到最後不可能有結果。
我這劇本，老實說，就對話而言，這個密度差不多兩萬五千字就夠了。情景喜劇的話，聊為主，差不多一萬二到一萬五千字，四十五分鐘就到了。電影的話，一個半小時，兩萬五足夠了，你中間總得留點縫吧。所以，原來我劇本都寫到兩萬就打住了，這個寫冒了，寫到後來，聊聊扯出別的了。
我其實是跟自個兒亂聊，全聊到我自個兒心裡頭去了，跟別人沒關係。我是自說自話，聊得倍兒他媽高興，我自己特別高興，就是自己說話說痛快了。所以，這個劇本大致就這樣的。（大笑）
孫：這個劇本，我看了，其實是拍了三分之二吧。不到三分之二。
王：從量來說，是二分之一。
孫：其實這裡頭，我看的就是說，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小說來讀，一個對話體的小說來讀。而且這裡頭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是在你的敘述中。就是你在說這兩個人描繪這件事的時候，有很多。
王：我寫冒了的意思就是，好多話本來說完了又冒出來一小尾巴，明明到頭了還有，拉線屎，怎麼都拉不盡，怎麼都連著，該打住了，還有一串串話手拉手往外滋。這個其實讓我有極大的愉悅，這個愉悅就是終於無節制一把。
孫：寫高興了。
王：寫高興了。真要把話說盡了挺難的。不是回回都能趕上，過去我挺裝的，好耍那意猶未盡、話裡有話的範兒，推崇節制——這他媽是誰裝我腦袋裡的！其實日後，完全可以多場景再拍一次。我是準備，將來沒得玩的時候，重拍一次。從容點。畢竟這個戲太自我了，別人的處理上，有一定障礙。
孫：其實本來那個徐靜蕾也說你來導也很好，其實你來演也挺好。
王：我不行，我這人腦子想的和嘴說出來的不一樣。當著一堆不熟的人，一幫現場人員面前，我會覺得我跟他們說不著，我說得著嗎，我？那咱就別費工夫聊這事了。（孫笑）
其實我是個窩裡橫兒。出門就緊張，人多就肝顫，特別是我怕群眾。我見群眾有巨大精神壓力。為什麼我不愛去各種社交場所？到門口我進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嚇著了，驚著了。我覺得群眾挺操蛋的，你站在他們對面，他們就千方百計逼你逗他們高興，特別齊心想看你當場變成猴兒。我去過一次什麼狗屁大學年輕不自重的時候，剛上臺我他媽的就覺得特別糟心，就覺得自己正一臉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害怕呀！怕底下有人不喜歡我呀。所以什麼不得體的話只要有效果就噴，感覺在那兒演了一晚上流氓。中間有一胖大女生憤然起身走了，我頓時就覺得心裡掉了攝氏五度，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這人的事，偷了人東西什麼的，一邊嘴裡繼續胡說，一邊想跳下臺追上去，叫住她：哎，同學，我怎麼得罪你了？那胖姑娘後背我現在還有畫面，衣服顏色不是橘黃就是淡紅，肩膀上吊著一帶兒倍兒長的沉重書包。
所以，我最流暢最自信的時候，實際上就我一個人兒的時候。天生寫東西的胚子。過去，有一陣，1991年以前，我覺得寫作我是拿來當飯碗的。拿那個提升社會等級，中國這麼殘酷的社會，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須往上，蹲到一個至少不挨欺負的位置。我不是說我上去要幹嗎，我信這句話：貧窮既罪惡。也不能最後他媽的被日常中的那種可怕摧殘了，自信全磨滅了。那後來，我感覺掙錢和寫作這倆事纏在一塊了，也挺擰巴的。很長時間我完全忘了寫作其實是我一愛好。就覺得是一飯碗。你想我這麼想這事，天天寫作就等於天天悶家裡做飯，我能覺得有意思嗎？用《綠帽子》裡的臺詞：我他媽能舒服嗎？所以1991年以後我決定不寫了，出去玩幾年，我一點也不遺憾。我還記得在上海寫了一傻逼告別宣言之類的東西發在《新民晚報》上，好像還是鍾紅明幫新民約的稿。
我現在等於是，把這倆事分開了。寫東西就是純粹愛好，掙錢就是電影了。這回一發雜誌，好像又不像了。好像又有點見錢眼開了。心裡一股很熟悉的過去那種追名逐利的幹勁又湧了上來。我他媽就不能該著我的錢不拿！這是我一大弱點。跟，就是不能讓人把我當傻逼！並列為兩大過不去。
電影最終是導演的。錢製片人掙，名兒導演出，編劇夾在中間，本來就不是最大受益者，我幹嗎要負責？我使一半力已經很對得起大家了。我覺得不為錢寫作確實非常愉快，真的！我這幾年不是還寫了倆長篇嘛，當然我不準備發了。不發的原因是我覺得寫得不好。寫寫就發現，其實還是在千方百計偷偷滿足公眾要求，比如話到包袱口了，必須抖一下，不抖顯不出我機靈。靠。我真不是無時無刻都準備諂媚各種惡勢力。我怎麼這操性啊？我估計啊，什麼時候我目中完全無人了，我就算成了。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一輩子不老實，一輩子說瞎話，老了一定要敞開一把。
孫：我正相反，公眾沒要求，反正你扯什麼咱們也不怎麼明白。就有年輕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話來安慰我，說是一個人要是有兩千個以上的讀者就該去自殺。人總有辦法寬慰自己和別人。（王大笑）
王：過去，還不說社會要求你一作家要有責任感，你自己也覺得說出去的話最好別太烏七八糟，做不到正確，就儘量圓滑。最近我越想過去這些也不知誰灌進我耳朵裡，就當行為準則約束自己的東西——越覺得可氣。我怎麼可能每句話都正確？我是誰呀？憑什麼我就得正確？而且什麼是正確啊？哪兒刻著呢？我對你負責，我怎麼可能對你負責？沒可能！我都不認識你。
僅僅是不為錢寫作，就感到從沒有過的自由感。原來，說實在的別看我這操性還有很大的自我剋制：這句話能發嗎？不能發，我就別這兒費勁了。我絕對自個兒跟家瞎琢磨：這段我不這麼寫，我拐個彎兒，你們看不出來了吧？好像很巧。其實是把真正想說的，主要的意思，那個原來的壞就放棄了。
因為原來我，大家都說，你寫出來的東西是給大家看的，那麼你就要對大家負責，大家都挺容易學壞的。我覺得我現在寫的——當然我不是指這個劇本了——我寫的其他東西，就為我自己看，我就不為大家負責，我甚至都不為我自己負責。
孫：“大家”其實是這樣一種東西，你指望他的時候，他就跑沒了，你不指望的時候，他就蹦到你跟前了。
王：但是生活總是要買很多東西的，有時候人家把錢擱在你面前，就拿走你幾句話，我憑什麼不讓人拿走？幾句話嘛，想要還有。但是扛著，不發，不缺錢，等我死後吧。為錢寫作多不牛逼啊！回來一進家，真缺這兩塊錢。有這兩塊錢跟沒這兩塊錢還真就不一樣。說不要，但是回家想。想怎麼說服自己：你不是那人啊，讓誰將住也別讓自個兒將住啊。扛到今兒，一下禿嚕了，一禿嚕百禿嚕。守志很難的。
我想我將來就是，現在因為有這種可能，現在有這種可能。現在這個東西寫出來賣出去需要一箇中介，比如出版社呀，比如說電視臺呀，比如說電影發行公司。這些中介呢，有他們自己的喜好，而且是不問物件向全社會推廣，那你就要照顧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全社會——就是連小孩也算，精神不正常不能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也算，那水平就是最低水平。是啊，他不能負責，只能你負責了。這要求很合理，你要連小孩、精神病的錢都賺，那你當然要負責。
那網際網路就提供了一種可能：我東西擱這兒，小孩不許進來，精神病不許進來，就像黃色網站似的，先遮蔽了他們。我相信這技術不難。成年人進來，能為自己負責的人進來，大家先看，看著不滿意，您可以不花錢，看著還行，要下載，您就付我這下載的錢，一頁一毛，就咱倆之間，一對一，不許中間那些烏七八糟的人抽成兒。事先說好了，出門您打家劫舍可跟我沒關係，要籤同意書的。或者我在網頁底下寫上一條：點選下載就意味著您已經承諾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自動放棄因您本人行為失當對本網主進行的所有精神追償權利——將來直至永遠。您不能說因為我受了刺激。
我們倆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說，避免大量冤魂進來。這想法我覺得挺好。儘管現在未必能做到，趕明日後一定可能。
孫：這就是你寫得痛快，買的人也覺得值。
王：就是你這話我看著高興。或者哪天您看著不高興了，扭臉罵我一頓，我也知道是誰在罵。不是莫名其妙冤進來看熱鬧，以為我這是熱鬧，但一看完全不是熱鬧。這種人最冤，那我覺得這些人不必了。我也不覺得一毛錢叫錢。當然，那位，花錢不多，脾氣也沒那麼暴。
孫：有些人以摻和為主，仗著人多，覺得自己離真理比較近。
王：我個人有兩個夢想，或者說是自我要求：一個現在不能說，一個是希望能最終真實地表達一次。巴金先生說過，講真話。我覺得講真話特別難。講真話就算是有條件和環境，你講出來的可能未必是真話，可能是被別人灌輸的，甚至為了討好聽眾說的話，那個可能不是內心真正想說的話。人其實很複雜，內心不斷地被遮蔽，最終那個自己，我覺得認識起來挺難的。
孫：“遮蔽”這詞兒也時髦了好一陣子了，海德格爾啦、貝託魯奇的電影啦。
王：我過去講過的以為是自己的話，大部分是流行觀念，是別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都忘了這話從哪裡聽來的，所有感覺都是別人給的。我覺得這裡沒有是否正確的問題，我希望我再說的話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錯的，只要是我自己的。當然我也不覺得有些詞誰有專利，他說過的話別人說就是受他影響，詞兒不重要，自個兒琢磨也能說出差不多的。不好意思，我頂不愛看一本書裡亂引用名人原話，好像跟人多熟似的。我當然覺得崇拜是最惡劣的品質，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貨真價實就不是炫耀了嗎？
到今天我也不敢說我完全找到了自己，我說出來的話真是我想說的話。
聽說咱們以後是資訊社會了？我覺得資訊社會，就是社會財富主要靠資訊流通互相收費產生。原創資訊——原始資訊最寶貴。不必經過媒介進一步放大，把你修改成可愛的樣子。我希望將來我自己可以不經過媒介加工，直接通過網際網路將自己的資訊提交給欣賞者，也使對方接收資訊的成本大幅降低。一本書、一個電影，中間批發零售環節掙了百分之七十，他就是把這個話遞給別人，有必要通過他遞嗎？他還挺事兒。
《紐約時報》還是一什麼美國報估計說，二十年之內報紙會消失，你沒必要去街上買報紙，從網際網路看新聞就可以了，大量的資訊完全可以通過更簡單的操作獲得。報紙消失的話，雜誌沒有理由不消失。我覺得電影也沒有理由通過電影院來放映。少了中間盤剝，人們互相欣賞的成本會大大降低。
孫：一種科技進步所展現出來的烏托邦。願景。這個詞是我新學的，好像大公司裡都這麼用。
王：我算過賬，每月汽油費加煙錢加物業費，吃飯又不貴，我其實一個月一萬塊錢就可以過去了。這樣我一年掙二十萬就夠維持。我要賣書的話，現在一本書最多給百分之十六的版稅，一本書定價二十塊錢，百分之十六是三塊多錢，刨去百分之二十的稅淨掙二十萬塊錢，至少要賣八萬本。如果沒有中間環節，我直接面對讀者，一本書定價十塊，刨去物流印刷之類，賣一萬冊就可以掙八萬，賣三萬本一年就齊了，我也不用到處吆喝去了。可是，現在我得給中間多少人弄錢，顯得光我愛錢似的，不像話。
孫：好多人都為這事兒堵得慌。
王：到那時候，資訊交流的成本大大下降，拍一部電影的成本也將大大下降。吃流通飯的，說實在的，二十年之內，這碗飯肯定不好吃了。誰用你當二傳手呀！仗著你佔著這塊地方，你有銀幕，你掙大頭。沒那事，我們以後都虛擬空間了，不需要你在那兒放映資訊了。
不生產資訊的人在掙最多的錢，這是本末倒置。“我給你編編。”誰用你編了，編的過程意味著什麼？到那時候，言論自由反而可以接受。言論自由大家有顧慮，是怕不該聽的人聽到。要這樣很簡單，該你聽的給你聽，不該你聽的就不讓你聽，譬如小孩，成年人的性生活您就別跟著聽了，大家都自覺點，別弄得我們這些成年人現在都只能聊小孩的事。
我想那時候，每個作者、詩人、導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網站，你需要買他的產品，瞭解他的資訊，可以直接上網購買，大家可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比現在消費一些所謂的資訊產品便宜很多。藝術不是資訊嗎？
在藝術領域的自由表達，我覺得指日可待，我相信我活著能看到那時候，只怕到那時候我無話可說了。
孫：無話可說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說，沒了那興致。
王：潮流這事，得趕在點兒上。趕早了，說了等於沒說。早年間，多損的稿費，按字算，賣得越多給得越少。將來，到那個時候，資訊家——咱們都算資訊家吧？容易生活，不用為了生活，摧眉折腰。流通成本沒有了，需要一點製作成本的東西，比如電影、唱片，也不是那麼可怕了，可以很便宜自己搞。
我覺得，三五年之後，數字會代替膠片，膠片實在太複雜，又要洗印又有很多不穩定的東西，膠片會變成經典，如京劇、歌劇啊，有些人喜歡這些的東西，就像喜歡手工活。
數字化以後，完全可以自己編輯，製作成本大量下降，小富即可承擔。當然，你可以拍超級的，人類生活那麼多元，可以無限地拍。反正有電腦特技，軟體越來越發達，肯定會有。
一般寫小說都是寫完了定稿了給你看，我想搞一個線上寫作，過程中的。因為寫作中，至少在知識上是會出現偏差，表述上會出現問題，甚至邏輯上出現混亂。如果線上上，可以像一個線上遊戲，以某人為主導，大家一起參與創作。但這種小說，需要一個特殊的型別。如果寫我自己的生活，別人沒法參與。如果是寫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問題的，別人就會參與，紀實和報告文學就可以這麼做。比如寫個反腐倡廉的，有人會說“這不是腐敗”，有人會說“制度不公平”，那個過程我認為是所謂說話寫作本來所要達到的，最古典的藝術目的。那種有教化意義的作品，線上寫作是最好的。當然，這要伺服器充分支援才能達到。現在看起來，這是肯定要實現的，就是我在那兒一百個不樂意，我喜歡紙版書或者喜歡頂風冒雨上書店，懷著崇敬的心情買一本書，回家摸著書，感覺那紙，啊，像熟人皮膚。——就算一百個不樂意，也得眼睜睜看著它發生，到時那逛書店就變成玩古董了。
孫：這個電影裡兩個人在說話，有點互動的意思。
王：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時候，一間房子就是一個世界，非常豐富。剛寫完的時候，我還跟人聊過，我覺得現在拍的是討巧省事的方法，是一個粗枝大葉的方法。其實屋子裡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細細地去觀察，要用不同的光把它表現出來，每個人屋裡有好多燈，不同的燈光下感受不同，我覺得這是非常可觀的變化，可以請攝影全部拍到，然後想明白擱在哪個段落。人那張臉上充滿多少細節。當然那有點費琢磨，而且週期要比較長。
你說你在一個城市拍，你在一塊平原拍，你哪怕出外景出到天邊去，也跟在一個屋子裡拍是一樣的。只不過大家都覺得外邊才叫風景。
人在講話時在表演時在行為時，他的情緒一直在不停變化，有起有落。所謂情景交融，一個人一間屋子很夠了。
年輕的時候，在屋裡待不住，老覺得屋外可看性更高，到這歲數以後，外面逛煩了，在屋裡才待得住，才有興趣觀察到自己的房間。當然這個屋子最好受外界影響少，如果住樓房，外面走路裝修打電話，你也不相信這屋子是完全屬於你的。外界因素降低之後，你會慢慢看出這屋子裡的東西，當然也能人為地改變屋子。
將來我可能還真要去做一陣導演，沒人攔著我還真想不出不幹這事的理由。我做電影目的就是錢嘛，只有當導演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指得上誰呀？誰也指不上，求人不如求己，我必須把死前最後這二三十年的錢寬寬裕裕掙出來，早掙夠早歇，七十了還為小錢奔波太可憐了。怕的是要受累。所以一直猶豫。有人說你行，因為導演就一條：你得明白你要的是什麼。底下人拿出一方案，你得馬上給出意見行還是不行。這我估計問題不大，我不想明白了我也不動啊。再說我建組我得全找熟人啊，我這麼大歲數我就別再去受人治了。
也有人說你不行，說做導演畢竟要跟人打交道，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把不樂意都藏心裡至少不能當場跟人碼。而我現在太愛跟人急，不許別人說話，而且跟誰一翻了臉就再也翻不回來了。別一部戲沒排完，人都得罪光了，老了找誰玩呢？
其實我最擔心、覺得最恐怖的是到電影院見人，鋪著紅地毯進去和戴著腳鐐進去是一回事，我不覺得這些導演演員誰真覺得好，大概第一次被觀眾矚目挺好，後來簡直是千夫所指，指著誇你也不舒服，這種東西嘗一次就夠了。
孫：好多人乾電影是衝著這個去的，沒到那上頭溜達一圈，都不算拍電影吧？就跟落獎似的，沒得著，那就算白寫。（大笑）
王：有個做電影的跟我說，他發自己片子的時候，大中午的跟各省院線公司成箱地喝白酒，喝趴下了才答應放幾場。這種流通環節讓人瞧不上，哪兒都不挨著哪兒，讓人瞧不上。它就是夾在中間的那張皮，就是個張羅人兒，什麼和什麼呀？弄得跟大爺似的，莫名其妙。
當然還有大量的所謂媒體，飛短流長，古代長舌婦今天的傳人！最可氣的是他們還經常問別人是不是在作秀，你們丫就是正宗作秀界人士。這些人特別討厭。他冒充觀眾代表，經常拿觀眾知情權說事，誰告你觀眾什麼事都非得知道了？媒婆把自己當新娘了，人家結婚她入洞房，這太可笑了！振振有詞冒充在行使憲法更可笑！還不就因為現在大家還處於有線廣播階段，社會上有什麼事還要大喇叭廣播，要通知必須經過喇叭，喇叭自己就活了，自己在那兒瞎說。這幫孫子現在都開始編瞎話了，假裝見面採訪，假裝自己回答特機智。
孫：我現在一半時間就冒充一喇叭。（笑）
王：當然還有電影管理人員。“我們的前提是要拍部正確的電影，正確的標準在我這兒，你先跟我聊，我來告訴你是否正確，不正確修改到正確，嚴重不正確你就算了。”我倒覺得實際操作往往不在於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誰吃飽了撐的真在電影裡反黨反社會主義呀？大量的爭執發生在趣味不同，他是學古典的，心裡有幾個碰不得的，你不同樣尊重就是冒犯了。
孫：這使事情簡單化了，但是審查大概都是簡單化的吧。不然沒個完了。研究幾千年，不下定論，也沒法下。文化的多樣性，複雜性，詩歌不可譯，誤讀，過度闡釋，希臘如何，印度如何……知識分子拿手這個。
王：當然觀眾也有很多壞人，過去被槍斃的電影基本上都是觀眾寫信告的狀。電影局多為難啊。過去的年代真培養出很多懂文藝座談會的人、愛寫信但不愛寫自己名字的人，愛騷擾行政機關的人。所以第一，別再說拍電影你不愛看就是浪費人民的錢，人民早不掏錢了。電影早不是福利了，甚至也不是基本人權，是商品，是交易。您逛商店一定不說那些您不買的東西擺在那兒是浪費錢。第二，別再說現在電影不反映人民群眾現實生活了，因為你們太愛急。
估計我還要等一等，等網際網路再發展得好一點，看情況吧。也許，後來我可能不寫小說了，我現在覺得拍電影和寫中篇是一回事，資訊量和篇幅都差不多，而且現在我覺得文字有很大的侷限，簡體字簡化畫面，是殘缺的資訊。我相信日後人與人交流完全可以依靠畫面，接受的資訊更全面，是叫全息嗎？
文字簡化資訊簡化到最後必然剩下一概念，概念經過串聯經過公證就會形成公共價值觀，就會形成反對一個概念就是反公共——本來沒多大事。
我當然認為所有寫小說的作家都有資格做導演。小說多具體呀，每一個細節，都要想到還不能和人重樣兒，重了就算抄襲。跟拿嘴蓋一座樓差不多。導演都沒這個本事，我不是擠兌他們。我見過的，能完全獨立想象一部電影細節的只有一個姜文。大部分導演的想象是靠編劇提供，靠編劇激發，再由攝影美術道具一項項做實。導演是所有藝術門類中最不真實的人，他就是一個總彙，是一個整合資源的人，設計打法的人，相當於部隊打仗時的參謀長。司令是野心和金錢。參謀長臭點，司令堅決，士兵英勇，仗還是能打的。
孫：我認識的導演少，沒見過他們拍戲，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一想到拍戲得捎上那麼多人、事、東西，先就想躺下了。當導演先得身體好。
王：日本管導演叫監督，監督大家幹活，我覺得挺準確的。在好萊塢，錢、最終剪接權都被製片人拿在手裡，導演無非就是現場工頭，相當於造房子時的施工監理。所以你只要瞭解這個流程，有各方面信任，就可以幹這個事情。
現在大家不敢幹，是對這個行業不瞭解，以為很深，沒一個創作行當帶這麼多幫手的，活都讓人家幹，自己蹲一邊光點頭搖頭說對不對。噢，聽說畫畫的賣錢了也有這麼幹的，叫導畫。我還準備導音呢。所有攝影美術其實是提供技術支援的人。這個行業專業化以後，不分是誰，他們現在也不分是誰，無論你想沒想明白，只要你按時付錢。
有了技術支援，再省了中間費用，拍一個自己日常生活電影，然後在網上傳播，我覺得真花不了多少錢。剩下的就是演員錢。這也是我們常問自己的：你是花五百萬請一個明星演，還是花五百萬砸一個新人出來，哪個合適？一個電影的成功除了當年票房，更成功的是捧出一個人，隨便一個電視劇一線小腕兒只要不心疼自個兒什麼戲都上什麼廣告都接，一年掙千萬玩似的。要不現在重點戲用新人出品公司必須跟你籤經紀。
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可能，也表達得起自己的生活了，那時候，就逼得藝術家徹底平民了。估計將來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會拍一個電影，就像過去每個人青春期都寫歌詞一樣。拍下來，自然有人好有人不好，不好的就淘汰了。咱們是文字接文字很熟，畫面接畫面不熟，咱們也試一下，接得好，就留下，接得不好，那就拉個洋片，我覺得相當多的導演是拉洋片的。
孫：沒準我下回得一機會也拉一次。圓夢。
王：其實電影不是夢，也是日常生活畫面的擷取和重拾，再奇幻再未來也是建立在人情和現實生活邏輯上的。說夢只不過是誇大其辭給自己吹牛逼。我沒見過一部電影不是人類生活投射，動物也全擬人了。誰有什麼想象力啊？咱都別給自己吹牛逼。
孫：其實是觀看別人的生活。
王：《星球大戰》、《指環王》，還不是孩子氣的天真神話？壞人那麼好滅？正義那麼好實現？當然電腦特技人員仍然可以高度敬業，懷揣一顆童心，定期製造出視覺奇觀讓孩子們過一個快樂的暑假。
這種嬰兒食品我覺得中國也有特別好的，孫悟空大鬧天宮，《西遊記》一路上妖妖道道，孫悟空的性格多小孩啊，特別適合小孩子看，學點反大人。
給小孩吃最甜的，看最甜的，慣著他，中學畢業，想賴著不長大也不可能了。到時可以看一點粗糙的，黑白不那麼分明的，你不看，現實也要摁著你看。世間往往正義是最大的邪惡，這個小孩子怎麼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