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孫甘露

時間：2006年7月20日下午

地點：北京北郊

孫：我就把它開著，就不關了。

王：行。

孫：說話，昨天我錄著聽還是挺清楚的。

王：我自己其實光靠寫作也沒掙到能活一輩子的錢。其實1991年以後我也沒寫什麼大東西，也是不願意重複自己，自己抄自己也沒勁。覺得要寫就寫一個跟以前不一樣的小說，但又不清楚是什麼。這幾年，大概有十幾年一直在寫，寫出來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孫：有同感。

王：（笑）時間長了，總有經濟壓力，總是要掙點小錢維持基本需要，社會多勢利呀，我又那麼虛榮。又不想太勞心，所以沒事去做電視劇、電影策劃、編劇什麼的，主要從這行業掙錢度日。這一行整體水平確實不高，錢掙著不累。本來挺淺一池子水，前兩年開始往外冒所謂國產商業大片——所謂美元上了千萬的，亞洲一線紅人到齊的，吊起來打的，宣傳忠孝節義的。遭到狂宣，爭掛票房紅旗，好像中國人忽然會拍電影了，忽然愛看電影了。其實就我在這行裡做看客的感受，以為這種商業大片對本地電影市場是一種嚴重殺傷。因為這樣的片子，一個就差不多把全年國產電影的放映空間佔滿了。全國目前票房不到十個億，這裡還有二十部外國大片的票房收入，一部國產大片，譬如說賣了兩億四或一億四，就佔了整個國產片票房的大半。據中影公司人講，每年國產片票房百分之九十五就那兩三部片子拿。不是說它賣錢有罪，問題是賣到上億就一定意味著它對影院實行了壟斷性放映，應該說至少要在最佳檔期放三個月以上才賣得回來。誰也別說因為您好看影院勢利，把別人嚇著了，不敢來。那是結果。開始怎麼回事誰都知道，沒動用行政資源才叫見了鬼呢。你敢說電影這行沒有官商勾結？當然是為了提升華語電影在本國市場的影響力，進而帶動整個民族電影的繁榮。動機沒的說，目標很高尚，通過行政手段分配檔期保證長時間獨家放映，比起過去下檔案逼各公家單位集體買票看電影，我認為是一進步。但是，這種夢幻組合造成的市場瘋狂，或說市場熱烈反應，用某小報的興奮口氣說：老百姓又看電影了！能如預想帶動整個行業的繁榮嗎？

一部大片仨月，兩部半年，二十部進口片佔半年，甭算了，其他國產片不可能有檔期。但是，都想到了，不會想不到的，每年夏天最熱的天有一個月還是兩個月，不許上進口片，原來叫主旋律時段，現在叫國產片放映月，都來，沒人看也放，觀眾口碑叫愛國月。

中國電影目前年產大概維持在兩百部左右，聽說啊！沒兩百也有一百五六，大部分電影根本排不上檔期。而且檔期要拿錢砸的，不是光給你檔期就有人來看，要忽悠，複製差不多一萬一個，全國影院同時上映至少印兩百個，記者來聽一下，一人五百紅包，回去發一報屁股。定點連續大塊吹捧是朋友怎麼也得數給人家上萬、三五萬。還不能光收買一個記者，要一批大大小小，正反托兒，才折騰得起來，以為出大事了。聽說啊，我這可全是聽說。

小電影三五百萬拍的，複製費、宣傳費都付不起。一個電影要在全國煽得大小城市每隻耳朵都聽見，基本宣發費用去年問一個兄弟還說五百萬夠了。轉過年就聽說一千萬。昨天專門問一姐姐，這位專跑發行的大姐假裝腦子裡算，沉吟了片刻，中肯地說，怎麼也得兩千萬。其實都是瞎估，真發過上億片子的都不出來說話，免得讓人聽出省錢的地方來。但是，五百到兩千萬是一基本面這是一共識。你說你拍了個兩三百萬的片子，我會給你投兩千萬再損五百萬發行嗎？我要真有這心，我要瞧得上你，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投你片子呢？就說你自己覺得好，周圍一幫朋友也都說好，請誰看都哭成淚人兒。沒宣發費，街上沒人知道，真正掏腰包進電影院那幫怕叫時髦落下的小姑娘小小子不知道。大片的成功只是一次性成功。這成功甚至都沒人敢說一定延續到其本人的下一部。如果說這幾年這幾部一巴掌數過來還有富餘手指頭的大片，對電影市場確實產生了影響，就是在新一輪進場的影視投資公司、國外基金經理什麼的新投資人心中打了一針雞血：投就投大的，全球分賬，進主流院線，一千萬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帶劍的，叫人瞧不出咱們從前心裡其實挺狠的，不叫電影。都成知道怎麼在電影市場賺錢的明白人了。什麼是商業電影，比你會聊：商業電影，就是全世界賣的，觀眾喜歡的。這不跟沒說一樣嘛。那也符合我們的思維習慣，我們特別喜歡找一條正確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開車堵車似的，就瞧著旁邊隊走得快，掰出去並進來，就瞧他那兒忙跟馬路上編筐呢。其實本來也沒走在坑裡，就是見不得別人快，旁邊多過去一車頭，立刻覺得排錯隊了。就造成一個，全國一年只放一部電影，大片和大片還互相躲呢。放倆，今年就太熱鬧了。沒什麼見識的小報記者就得滿世界嚷嚷有擂臺。

還不如樣板戲呢，那還八個呢。特別逗，好像天陰太陽忽然出來了，大家一起指著一幫古代人喊：這是電影。

孫：我十年也去不了幾次電影院，我一朋友王佳彥原先在上海影城的，有一回指著我開玩笑：中國電影就是叫你這樣人害的，不上電影院。

王：其實，原來我覺得電影從業人員還是很堅持青年時代的態度，用臺灣跟咱們聊天的話說：一中各表。既反映別人，也反映自己；既反映主旋，又反映邊緣，還有個百花齊放的基本態度在這兒。老一茬投資者也是憑著個人興趣，胡亂掙來的錢胡亂扔出去，沒說指著電影掙錢的。基本上我接觸的投資者態度都是無所謂，你拍什麼都行只要能通過別讓我太糟心。沒有誰一口咬定必須什麼是電影，什麼不是電影。電影成功的標準還有口碑，還有獲獎。

孫：具體作品在暗示某種標準。

王：現在好像都知道什麼是電影了。這幾個片子起了示範作用，只有型別片才是電影，只有高票房才算成功，哪怕滿地撿罵呢。

其實算筆賬也未必掙錢吧。因為它投入大，國內就這麼大盤子，國外全叫沒準兒。當然投入也有水分。票房也有水分，特別是新浪上登的特別轟動，鼓掌多少分鐘什麼的。

《英雄》應該是掙著錢了，其他的國外賣沒賣咱就不知道了，沒見太吹，不像他們呀。就算都掙著錢了。至少已經造成了全市場投資意向全部轉向古裝武俠。每個投資者都在聊一個古裝武俠，全亞洲明星陣容。

孫：它甚至幻想這是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漂移的可能性或者存在空間，就像武俠或所謂玄幻作品中那些飛來飛去的人。

王：要說中國電影媚外，從來沒這麼媚過。過去說這些人拍電影是為了電影節，但電影節也是要求你多樣化。你不能老那樣，譬如說你拍到第四個，還是你們村，就換伊朗他們村韓國他們村了。還是有一股從沒人明說但人人感覺得到的壓力逼著所有人都在尋求變化，哪兒沒人去過奔哪兒。原來在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就是一個所謂創作，你要保持原創性，你就不能重複。在武俠這類東西正好反過來，它可以說非常模式化。

孫：對，對。很多東西一模式化就死了，而有意思的是，武俠是靠這個活著的，特滋潤，咱們這兒還有好些這類東西，不過現在也難說了。

王：它，比如說《英雄》，這個政治嚴重不正確，我覺得其中包含著它一個正面的努力，它就是為了打破傳統武俠的那種狹隘。它的這個努力是正當的。結果，你不服從它這個模式不行。就像通俗小說似的，你不服從它這個模式，你就是錯。觀眾就會不認，而你又是專衝他們去的。當然，那到後來，創作的多樣化就被徹底取消了。

這個情形，我覺得就很像70年代了。那個時候，通過政治手段，通過示範樣板取消多樣化。今天也是這樣。你看市場多元選擇，但大家就追求利益最大化。哪個利益最大化，好嘛，我們所有模式都按這個來。其實這造成一個特別可笑的結果，誰都知道什麼賺錢，誰都拍不成。

孫：金錢是一種超級模式嘛。

王：譬如說，你必須有這個三千萬美元的投資，你必須有這幾個演員，就華語圈這幾個演員加上點日韓。你湊不齊，演員也不能分身一年拍兩百個電影，那你就別拍，全拍不了。電影院也都急功近利，除了這個別的它不愛放。我還費電呢。新人，你千方百計弄成了，沒地方放。

其實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在全球微不足道，還不如香港呢，它完全無足輕重。養不活人。我說我電影只為本國人拍，就在國內放，愛國吧我？有志氣吧我？那對不起，你就不能超過一千萬。一千萬就需要三千萬票房。咱們這兒分配不合理是很明顯的。電影院和院線公司要拿走你每張票裡的百分之六七十。噢，拍電影的錢我全掏，放電影的錢我只能拿三分之一，誰能拿百分百的成本，靠百分之三十的收入，支撐這個局面？

孫：那這樣不就等於為電影院拍電影了。

王：甚至都不知道為誰。電影院完全是巧取豪奪的，老實說。放映一部電影真需要抽這麼高水嗎？不需要。你不就這點人工、電費和建電影院的折舊嗎？至少院線公司跟在裡頭抽百分之三十沒道理，他跟電影院是一家，都是老省一級國營發行公司變的，電影院上級。院線公司不承擔宣傳費，還是得製片公司自個兒掏錢。院線實際上也不管放映，也就是幫著安排點檔期，組織點首映權拍賣，開點記者會，跑前跑後，坐地收錢。他們完全是通過壟斷形成的強勢。

早年有人做過嘗試，跳過院線公司直接跟影院勾上放片子。你一部電影掙錢了吧。院線公司跟影院說了：全年供片我不供你了。特別是外國片。外國片最掙錢，又有人看，給外國片商分成又低，比國產片低，好像是百分之八，不知是不是保護國產片的舉措。外國片進口歸中影公司和華夏公司，兩家抓鬮分配額，到省市這個配額就分配給各地的院線公司，由院線再下影院。實際上現在叫院線公司了，還是起著過去省發行公司的主導地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兩頭好處都佔著。

那你說你要自己維持一條院線，一年至少要二十部電影。倆禮拜放一個新片不算多吧？你這個多廳的，就要再多買些電影花搭著，使你這個電影院裡才有電影可放。

孫：在我聽來腦子完全是蒙的，就跟看某些電影一樣。

王：國家電影廠基本不投電影了。投資主要靠民營公司支撐，一般民營公司上來，在2000年之前，投資千萬就算大手筆了，在市場上就算領跑了。2000年之後，開始出現投資三五千萬的，那就已經很有叱吒風雲的氣象了，可以為導演們傳誦一時了。我還真沒見過誰一把砸進來三五億的。三五千萬已經算很大了。三五千萬的投資，生產一兩部電影夠使，全是小成本可以玩十個八個，怎麼可能生產二十多部電影呢？當年北影廠，長影廠，上影廠，一年也就十幾部電影。一條院線的胃口靠一個製作單位是不可能滿足的。所以就造成享有進口片配額的院線公司在中間什麼也不幹白抽三成影院還不敢得罪他。發行還得導演製片人自己去發，或者找民間獨立小發行公司。這個民間獨立小發行公司，像那個“保利博納”的於冬，就算做得最好的了，據說也主要是靠髮香港下腳料，在香港放完了拿到大陸來放的黑幫片掙點辛苦錢，利潤空間非常小。也就百分之幾的縫兒吧，那麼一口剩湯。

商務——就是企業贊助、貼片廣告，說起來好聽，其實大部分是媒體交換，不是現金。譬如說，當年《天下無賊》放映前就號稱拿下了三千萬的商務，那裡頭大概有一億條免費簡訊，多少家國美電視同時播你的片花什麼的，事實上這些個東西只起到宣傳效果。

孫：眼下任什麼都跟簡訊扯得上。

王：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哭著喊著乾電影，還真就拍成了也沒見誰餓死？應該說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暈投資。暈著一個是一個，電影只要上了，工作人員就先在成本里掙錢了。這個電影的成本里，過去說一半是人員成本，三分之一是這個器材膠片洗印費用，剩下的是人吃車馬喂。宣發費還不算，過去沒有這一塊。現在一般來說宣發費和製片費你得按一比一投入，你拿十塊錢做片子，就得再拿十塊錢做宣發。這就造成完成一部片子到推向市場的總成本翻倍。

而且，現在人員成本又大幅上升，你請駭腕兒所謂大卡司的錢要另付，不在製片預算內，但還是在總成本里。所以整個人員的成本就可能變成影片成本的三分之二，五分之四。器材膠片的增長不太嚇人，因為器材公司之間的競爭還在不斷打折，器材是趨於便宜，至少是沒怎麼增長。

這樣看來，電影成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被人為擴大的。因為從業人員越從放映上看不到利潤，越不肯事後拿錢。必須先拿錢才有保證。有一種說法是，一個製片主任最後只從你的成本中拿走百分之二十，那他還真是拿你當朋友了。有的劇組，投資下來揣一半拿另一半拍戲，也有，拍出來也還行。

孫：那就是吃成本這塊兒，電影掙不掙錢再說了。

王：咱們這兒往往導演兼製片人嘛，他也是這種大權獨攬沒有監督的。所以說電影人他生活得不錯，相對於其他寫小說的，做音樂的，生活得都好。一個再爛的電影，一個再爛的電視劇，拍下來，按合同拿錢，一點不黑，也比一本最暢銷的小說版稅拿得多。再從成本里省點，假如你是包製作，省的就全是你的。一個片子，五百萬也是拍，兩百萬也是拍，全看導演要求了，出品人一般看不大出來。實際上，你比如說像這個《夢想照進現實》。如果大家都先不拿錢，直接成本不會超過一百萬。這還是膠片呢。如果你又拿高畫質——數碼攝像機拍，沒洗印，當代戲，沒服裝，不搭景，實景拍，也就百十萬到頭了。當年拍地下電影和小成本電影，一直有十幾萬拍戲的傳說。還有笑話說，一電影節，設一鉅獎，準備獎給全世界拍片最苦的導演。我們國家一哥們兒，用特別少錢忘了是多少了反正是駭人聽聞的數兒拍了一電影，心說沒比我再慘的了吧？就奔著這獎去了，以為必拿。結果，給俄羅斯一哥們得了去。因為這哥們更苦，是要了若干年飯湊齊錢才拍的片子。（呵呵大笑）

孫：這就給往後指著獲獎掙錢的導演出了難題，還有什麼比要飯更慘的招呢？

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那《女巫布萊爾》。兩萬美元拍的，兩百萬被一個發行商買走了，在全世界賣了兩億。這就是電影它有奇蹟，所有人都奔這兒想。反正隔幾年準有這麼一個奇蹟。

孫：這誤導了不少做電影夢的年輕人，還包括些不年輕的呢。

王：就像當年李安那個《喜宴》吧，號稱價效比最高的一個，一比二十一，超過所有的大片。今天，你看大片，它再賣錢的美國大片，也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價效比。它能翻一倍就不錯了。是不是？

所以嗎，當然就是，說實在，我覺得這件事兒電影的從業人員明白，電影學院的老師明白，電影管理人員明白：電影是豐富的，沒有一個限制。只要你膠片記錄下來，甚至現在你拿磁帶記錄下來，都算電影。就是一個用通過電子頭放映出來的影像而已。

只有觀眾和媒體，我覺得現在媒體特別奇怪，媒體也應該明白，但他們表現得好像很不明白。（孫笑）認為那個——大片才是電影。將來真要信了這個，要麼就拍這種誇張電影，要麼就不拍。

孫：（同時）不拍。

王：也不可能不拍。沒有人會放棄自我表達的權利。其實電影和小說一樣，最終目的都是表達。你說我表達能力不行，我也要表達。早期的拍攝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每個人的第一部電影都是倒貼錢也要拍。至少是不考慮拿錢。電影學院每年都畢業出很多學生來，他們都是要掙資歷的，他們開始都不在乎錢。

電影其實也沒什麼，演員也沒什麼。沒那麼神秘，專業性也沒有像飛行員啊，潛水員呀，需要長期的嚴格訓練，一絲不苟地執行。差點也挺好。

孫：所以有人生經驗的人大都覺得自己能搞藝術，演個電影，寫本小說什麼的，但是沒人覺得自己退休以後可以搞搞航空，開開潛水艇什麼的。

王：中國人特別崇拜技術，以為電影是汽車呢，管懂技術叫有才華，其實未必。當然咱們做什麼水準總是起伏不定的。這也是一特色。所以，你說，去年的時候，咱們一股風嘛，我也寫了一武則天，也是一古裝大戲。拿出去了。老外們，當然，老外們，我覺得是不知道中國現實，中國現實太複雜了。我們國家是有一定的管制，表現現實非常困難。你看五十多歲那幫人，有一個正經表現過現實嘛——這些第五代巨匠，最多是尚且黑白分明又被刻意簡化的昨天。現實總是讓人不愉快的，我們又不願意讓人覺得我們活得很猙獰。我覺得也就顧長衛的這兩部戲，《孔雀》和《立春》很不迴避。他那編劇挺棒的，像寫小說一樣努出屎來寫劇本。——但它也是正在遠去的今兒早上，雖然連著今天，但還不是此刻。

這個，也就是說，古代這點事，惹不出多大事。你說這武則天，老外也未必人人知道。但她不是一女皇帝嗎？人人都對女人有權力有興趣，他覺得這挺稀罕的：早聽說你們那兒婦女解放搞得好。你跟他大概一講，他就能假裝明白。但他一定會先去國際市場打聽打聽，相當於預售。你看，估計在歐洲，法語地區，德語地區，英語地區，北美，日本，韓國，這些都是能拿大價錢買中國電影，都有掏過百十萬美元買中國電影的記錄。他們是主要市場，主要被忽悠物件。

但是，就說這些從《臥虎藏龍》到《英雄》到《十面埋伏》到《無極》跟了一路的老外，已經跟噁心了。人家是愛看雜耍，但不等於天天要看這個，不看不答應——人怎麼那麼缺心眼呀？就跟第五代那種他媽的歷史宏大敘事似的，人家現在也看噁心了。雖然三大電影節主席都沾新左什麼五六的，對中國有特殊感情。像義大利的馬爾科，六幾年就來中國當留學生，中文說得很好。這幫當年都是歐洲憤青。中國當年是激進主義的代表。他們年輕時對中國的興趣保持到了今天，估計現在也是覺得沒勁了。我就聽《外婆橋》那法國製片人讓·路易說：中國現在越來越平庸了。他上中學時每天少吃一頓飯捐給英勇但是在捱餓的中國人民。

孫：宏大敘事、新左派、政治正確，我忽然想岔了，想起我正寫的一小說中人物，我借他的口，挪用歌德的話：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論之樹常青。

王：說實在的，國外賣電影非常簡單，就問你誰演的，我必須知道。但華語地區他們知道誰呀？他們不就知道一兩個人嗎？別人還有誰他們都不知道。你跟人說，我這裡有武打，吊威亞，聽說你們好這個。人說誰說我們好這個？你有一個行，你他媽全是這個，你成火車往這兒拉，就跟賣鞋似的，不能誇你們，一誇你們，我們這兒就臭了街了。所以現在市場反應都是一聽武打古裝就要吐。

都說掙著錢了，誰掙了錢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北京收一千二，全國三百，總共一千五，本利和，稅前還是稅後滿掙二十萬。《不見不散》投一千，收兩千七，本利和。《天下無賊》投三千多四千，票房一億二，誰掙著錢了？反正我知道投資方之一“太合”沒掙著錢，一年之後投的一千還沒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來的。

只能拍小成本電影。小成本電影，比較可怕的是中間那種，五百萬到一千萬那種。低於兩百萬的小成本電影靠國外電影節和藝術院線、博物館、大學、基金會、私人複製就能把本錢拿回來，還能小賺。所以你看拍地下電影的日子都過得挺好，光聽說有投電影賠了跑路的，沒聽說拍電影的有活不下去改行的。

你知道前兩年那個劉慶邦小說改的電影《盲井》，得了一堆小獎。當年是賣得很好的，但是發行電影的所有的發行商都虧錢了，放到電影院裡沒人看。上座好才是真好，還有下回。比如說《小武》當年發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歐洲左翼中產，忽然發現了中國另一面，一個非常真實到今天還像是戰後的小城鎮，而且人物也是以他們熟悉的那種義大利街頭罪犯的態度在對待生活，既自暴自棄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還要正直，硬著頭皮維持著自己的榮譽感，其實那榮譽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這是瞎說，但我確實覺得《小武》像義大利電影。他們看得懂，也會喜歡。那個電影大概是賈樟柯電影中最無心機的。接著《站臺》野心就太大了，痕跡也出來了。我覺得賈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訪談已經超過了他的電影。他越堅定自己要什麼，越像一個80年代的校園精英，無比正確但屬於強行跟人民站在一頭的。當然我認為他的《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業片試探，意圖太明顯了。關係太對應了，再也沒有比世界公園更笨拙的隱喻了。他顯然不是個萬能導演。也不必去尋求廣大觀眾的認同。商業片就是型別片，做元素嫁接是沒有意義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決今後所有的問題。就像第五代導演一樣，第六代至今也沒一個有機會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型別片導演，他們註定只能是擺脫不了個性的作者導演。要廣為大眾傳說，只能關心現實中的窮人了，這大概是每個小知識分子走投無路最方便的去處，但那最好不要去拍電影，不要把人家當資源。

比黑，比狠，地上電影永遠比不過地下電影。要拿票房當標準，地下電影也做不到這點。歐洲新紅資們再不是東方窮人天生的同情者，也是暗暗希望窮人有尊嚴地活著，在道德上和他們保持一致。《綠帽子》是試金石，有誰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產階級，看那個片子就測出來了，出來喊髒，覺得大受冒犯的就是。那片子賣得也不好，全世界中產階級的趣味代表——發行商們一致拒絕。

孫：可惜了。那劉奮鬥可真是不錯，有股子狠勁。阿城可是有眼力，一看一個準。

王：獲獎容易，賣片難。國際上還有一套放映的技術標準。我們往往達不到。比如說，我們國家洗印車間，空氣潔淨度不夠。藥水太髒，老不換，還經常給你洗壞了，洗壞了意味著重拍，重拍，重新搭景，成本一下子上去了。你不敢相信他，樣片沒出來的時候，不敢拆景。

因為質量不保證，你要達到國外放映標準，比較穩的是到國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亞，最損泰國，還不是錢？還不是成本？

孫：我在悉尼見過那洗印的地兒，人人都會告訴你，誰誰誰的片子在這兒洗的，成一景點了。

王：國內也有很好的混錄條件。長影也有最先進的，但是混錄師不靠譜。譬如說，我們這裡特別喜歡往聲音里加混響，好聽。唱卡拉ok，那叫好聽。那你放電影上那叫做作。

孫：徐靜蕾也說這個，混響的事兒，說了好幾遍。

王：你說為什麼好多電影后期要拿到國外做？花錢也要出去做。膠片一批批坐飛機，上人家國外洗，就是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政治原因，是技術原因。但是同時引發政治問題。很多電影拿國外去洗，底片擱國外了，你槍斃它槍斃不了。它從國外帶過去參加電影節。這又成政治問題了。

所以，五百至一千萬這一級別的投入，實際上就等於你既沒有國外市場，國內又根本吃不下來。比如說，你花了一千萬拍了，你還要花一千萬宣——現在要花兩千萬，合起來三千萬。一個億票房才打平手。這還不算財務成本、管理成本和稅收。所以五百至一千萬是個很危險的數。

孫：咱們這邊一直有這種說法，好像不學好萊塢，弄它幾千萬宣，就不是賣電影呢。

王：三百萬危險不危險？一樣危險。三百萬，一千萬的票房。口碑極好，一千萬票房，到頭了。《瘋狂的石頭》也就是一千來萬。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賬也是個問題。多少年，就是這樣，電視劇也一樣，每個收錢的環節它就不給你及時打錢，我欠著你。中間還有稅收，還有好多問題，你最後拿回來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幾，好多時候，錢沒回來，公司已經散了。

當然賣dvd，賣電影頻道，也是一筆收入。dvd一般四五十萬算高的，還在不斷往下滑，電影頻道一百萬上下。如果你有版權的話，還會有長期效益，國外電視臺，上星節目偶爾會來買你的播映權，跟其他中國電影打捆買，好的一兩萬美金，少的比一臺電視錢多點，如果你活的夠長，過一百年可能發了，你是不是願意等這麼多年？所以，顯然，三百萬也高。

那就兩百萬吧。兩百萬那您就不能搭景了。老實說，您也搭不起。你也用不起腕兒。因為電視劇，現在最駭的腕能給到一集二十萬吧。一線小腕兒十萬八萬都能給到。她演一個電視劇，電視劇覆蓋面廣。帶來的廣告效應高。你累死累活馬不停蹄拍戲，像張國立這樣一年幹兩百多集，也能掙好幾千萬。

但，那個，你拍電影就不可能啦。你再怎麼，除非這位，說我拍電視劇拍噁心了，我換換口兒，我玩一個這個。因為電影畢竟拍攝時間短，戲集中，人物集中。葛優就演過這些，比如《卡拉是條狗》。我相信他不會要太多錢，比拍商業電影價格要低。這也是個傳統，相當於好多腕商業夠了，會演個話劇呀，藝術電影呀過過癮。

孫：好多藝術門類在今天還活著，是因為是等而下之的啊？

王：但是你不能指望這個呀，拍戲是很重要，也別到處求爺爺告奶奶。這個戲一開始也想過葛優，但後來就覺得，與其那樣不如做到極致。何必呢？而且小電影就不適應明星，它和商業電影要求不一樣。越陌生越好。大家看時也不會被他的特定形象帶出戲。像葛優，被固定了。讓他長頭髮，我看著都彆扭。最好找大家不熟的，小成本玩的就是新鮮。

再比如說，你可以找一家贊助，贊助你機器，贊助你膠片，贊助你洗印，這都可以。甚至，你把音樂版權預先賣了，音樂公司贊助你聲音。那剩下就是服裝、道具、人、景兒的錢。你這兒沒這預算，壓根。只能穿各自衣服，從自己家搬桌椅板凳茶杯茶。景兒不能搭，最多隻能搭一堂主場景。演員不能多，都找實景拍。實景也只能在屋裡不能上街。上街就要給警察錢。

組織群眾場面要給群眾演員錢，哩哩啦啦二三百人，一個人三十元——從前啊！現在不知道。你還得管飯，少一頓不行！你管不起，攏共就一百來萬，那你群眾場面也不能要。

這樣一路盤算下來，還不如就一場景，還不如就倆人。而且當時也有《愛在日落前》和《愛在日出前》那兩個片子，人家兩人聊得挺好呀，而且，其實，平常大家經常聊。是吧？其實就看你聊得有意思沒意思。

它當然就不是一般電影。你再會聊，聊得特別有意思。也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熱鬧嘛，大家都能站著看會兒，打架，都能站著看會。聊天，那就得跟朋友一起聊。所以，小成本電影註定是針對特定觀眾的，不是給大眾看的。

這個成本降到一百萬，老實講可以不上電影院。因為電影頻道給你吃進去了。它可以拿一百萬買你，你就不用多想了，不用想我他媽到哪兒找兩千萬來發行這一百萬。

而且你要一面對大眾，就有一嚴重後果。因為那種所謂的商業包裝，是他媽的不分物件，不分好歹的狂轟濫炸，可能把很多完全不適合看這電影的人都給轟進去了。人花八十元——正經一頓飯錢——進來，看了半天兩人聊天，那他看電視劇，看訪談節目好了。像《東方》這種訪談節目做得好的，他看著行，他也沒什麼不樂意，閒著也是閒著，我看你聊會天，不好我就換臺，他有選擇性。但電影院是個強迫集中行為，而且我是被你蒙進來的，出來肯定不爽。而且這賬怎麼算呢？我花一百萬拍了部電影，花兩千萬發行。回來錢先分發行的，最後才輪到我這兒，到最後我沒準一百萬也收不回來。實際上，怎麼算都是不合適的。

孫：這些事兒聽著多像相聲，侯寶林拿去直接用都不帶編的。

王：《夢想》這個戲，最後硬著頭皮上院線的原因是拉來商務了。商務贊助要求你必須電影院放映多少場，它有這個要求。那當時就是見錢眼開了。你要不見錢眼開，你就說您這要求，對不起，我做不到，謝了。還是見錢眼開了，把自己擱在難受的位置了。

孫：倆人說話確實是件怪誕的事兒，就像咱倆現在這麼著……

王：當然，在寫這個劇本的過程中，我也有一種無力感。經常問自己有必要非弄這東西嗎？（笑）但是又覺得你作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你不能一年一年不拍戲呀。你總得拍，好賴你也得拍，當熱身了你也得拍，手不能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