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五月，我參加耶路撒冷國際文學節期間，去了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紀念館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築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殺害了六百多萬猶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萬，還有一百多萬死難者沒有被確認。在一個巨大的圓錐狀建築的牆上貼滿了死難者的遺像，令人震撼。死難兒童紀念館也是圓形建築，裡面的牆是由死難兒童的照片交替出現組成的，裡面的光也是由這些交替出現的照片帶來的，一個沉痛的母親的聲音週而復始地呼喚一百多萬個死難兒童的名字。紀念館的希伯來文原名來自《聖經》裡的「有記念、有名號」，原文是：「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紀念館還有一處國際義人區，這是為了紀念那些在大屠殺期間援救猶太人的非猶太人。展示的國際義人有兩萬多名，他們中間一些人的話被刻在柱子上和牆上，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話也被刻在那裡，一個波蘭人說出了一句讓我難忘的話。這是一個沒有什麼文化的波蘭農民，他把一個猶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個猶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國後，這個波蘭人被視為英雄請到耶路撒冷，人們問他，你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救一個猶太人，他說：「我不知道猶太人是什麼，我只知道人是什麼。」

「我只知道人是什麼」這句話說明了一切，我們可以在生活裡、在文學和藝術裡尋找出成千上萬個例子來解釋這句話，無論這些例子是優美的還是粗俗的；是友善和親切的，還是罵人的髒話和嘲諷的笑話；是頌揚人的美德，還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時，人性的光芒總會脫穎而出，雖然有時看上去是微弱的，實質卻無比強大。

我在耶路撒冷期間，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營裡的倖存者，他被關進集中營的時候還是個孩子，父親和他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從未說起在集中營裡的經歷，這是很多集中營倖存者的共同選擇，他們不願意說，是因為他們無法用記憶去面對那段痛苦的往事。當他老了，身患絕症時，他兒子（一個紀錄片導演）鼓勵他把那段經歷說出來，他同意了，面對鏡頭老淚縱橫地說了起來，現場攝製的人哭成一片。他說有一天，幾個納粹軍官讓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排成長隊，然後納粹軍官們玩起了遊戲，一個拿著手槍的納粹軍官讓另一個隨便說出一個數字，那個人說了一個七。拿手槍的納粹軍官就從第一個數，數到七時舉起手槍對準這第七個人的額頭扣動扳機。拿手槍的納粹軍官逐漸接近他的時候，他感到父親悄悄把他拉向旁邊，與他換了一下位置，然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個納粹軍官數著數字走過來，對準他父親的額頭開槍，父親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時候他還不到十歲。

說點輕鬆的，也是二〇一〇年，我去南非現場看世界盃，學會了好幾種罵人的髒話，因為每場比賽兩邊的球迷都用簡單的詞彙互罵，我記住了。可能是我個人的原因，什麼樣的髒話都是一學就會，現在這些髒話已經全忘了，後來沒機會用。差不多十年前，我家裡的餐桌是在宜家買的，桌面是一塊玻璃，上面印有幾十種文字的「愛」，開始的時候我看著它心想這世界上有多少數量的愛？有意思的是，為什麼全世界的球迷在為己方球隊助威時都用髒話罵對方球隊？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語言裡都有「愛」？這讓我想起兩個中國成語：異曲同工和殊途同歸，接下去我就說說這個。

中國的明清笑話集《笑林廣記》裡有一個故事：一個人拿著一根很長的竹竿過城門，橫著拿過不去，豎起來拿也過不去。一位老者看到後對他說，我雖然不是聖賢，也是見多識廣，你把竹竿折斷成兩截就能拿過去了。法國有個笑話，這是現代社會里的笑話：一個司機開一輛卡車過不了橋洞，卡車高出橋洞一些，司機不知所措之時，有行人站住腳，研究了一會兒，對司機說，我有一個好主意，你把四個車輪卸下來，卡車就可以開過去了。

這兩個笑話的時間地點相隔如此遙遠，一個是明清時期，一個是二十世紀；一個在中國，一個在法國。可是這兩個笑話如出一轍，這說明了什麼？應該說明了很多，我說不清楚，別人也說不清楚，也許有一點說明了，就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口頭禪——人都是一樣的。

我再說說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第一個是《許三觀賣血記》，小說裡的許玉蘭感到委屈時就會坐到門檻上哭訴，把家裡的私事往外抖摟——這是基於我童年時期的生活經驗，當時我家的一個鄰居就是這樣。一九九九年，這部小說的義大利文版出版後，一位義大利讀者對我說，那不勒斯有不少像許玉蘭這樣的女人，隔些天就會坐到門口哭訴爆料。第二個是《兄弟》，十二年前在中國出版時受到很多批評，二〇〇八年出版法文版時，一位法國女記者採訪我時對此很好奇，問我為什麼《兄弟》在中國遭受到那麼多的批評，哪些章節冒犯了他們。我告訴她有幾個章節，首先是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我還沒有來得及說其他的，這位女記者就給我說起法國男人如何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這下輪到我好奇了，我說，李光頭在廁所裡偷窺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的「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性壓抑的年代，你們法國的男人和女人上床並不那麼困難，為什麼還要去廁所偷窺？她說，這是你們男人的本性。

類似的故事我可以繼續往下說，與我無關的應該比與我有關的還要多，讓我說一千零一夜是不可能的，說一百零一夜還是有可能的。從上述角度看，知道人是什麼似乎很簡單。可是換一個角度，從那位樸實善良的波蘭農民的角度來看，知道人是什麼就不那麼簡單了。「猶太人」在他的知識結構之外，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人是什麼，因此冒著生命危險去救猶太人。這個勇敢的行為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稱之為人性的力量，同時也意味著他確實知道人是什麼。這樣的人可能沒有我們認為的那麼多。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麼。他在《雕刻時光》裡談到「影像思考」時，講述了曾經聽來的兩個真實故事。第一個故事是：「一群叛軍在執刑的隊伍之前等待槍決，他們在醫院牆外的窪坑之間等待，時序正好是秋天。他們被命令脫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在泥坑之間走了好長一段時間，只為尋找一片淨土來放置他幾分鐘之後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這個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長，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個告別生命的儀式，也可以理解為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續。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理解這個最後時刻的行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對於這個士兵來說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將被槍決之時，外套和靴子的意義不言而喻。這個士兵在尋找一片淨土放置它們時已經沒有對死亡的恐懼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頓好，這是他無聲無字的遺囑。

塔可夫斯基講述的第二個故事是：「一個人被電車碾過，軋斷了一條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牆而坐，在眾人的注視下，他坐在那兒等待救護車到來。突然間，他再也忍不住了，從口袋裡取出一條手帕，把它蓋在被截斷的腿上。」

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兩個故事是為了強調藝術影像應該「忠實於角色和情境，而非一味追求影像的表面詮釋」。這第二個故事讓我腦海裡出現了西班牙作家哈維爾·馬里亞斯的《如此蒼白的心》的開頭部分，這是近年來我讀到的小說裡最讓我吃驚的開頭，馬里亞斯也是一個知道人是什麼的作家。《如此蒼白的心》是一部傑作，它是這樣開始的：「我雖然無意探究事實，卻還是知道了，兩個女孩中的一人——其實她已經不再是所謂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後沒多久，便走進浴室，面對鏡子，敞開襯衫，脫下胸罩，拿她父親的手槍指著自己的心臟。事發當時，女孩的父親正和部分家人及三位客人在餐廳裡用餐。女孩離開飯桌約五分鐘後，隨即傳來了巨響。」馬里亞斯小說的第一部分用了不分段落的滿滿五頁紙，精準描寫了在場的所有人對女孩突然自殺的反應，尤其是女孩的父親，他和同行的人跑到浴室時嘴裡還含著一塊沒有吞嚥下去的肉，手裡還拿著餐巾，看到躺在血泊裡的女兒時他呆滯不動，「直到察覺有胸罩丟在浴缸裡才鬆手把這塊還攥在手裡或是已經落到手邊的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他的嘴唇也沾上了血跡，彷彿目睹私密內衣遠比看到那具躺臥著的半裸軀體更讓他羞愧」。

同樣都是遮蓋，呈現出來的都是敞開，我的意思是說，這兩個遮蓋的舉動向我們敞開了一條通往最遠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麼的直接有力。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講述了影像中羞愧的力量，馬里亞斯描寫了敘述裡驚恐的力量。設想一下，如果那個等待救護車的人沒有用手帕蓋在被截斷的腿上，而是用手指著斷腿處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麼這個故事的講述者不會是塔可夫斯基；如果那個父親不是把餐巾覆蓋在胸罩上面，而是試圖蓋住女兒半裸的軀體，那麼這個細節的描寫者不會是馬里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