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是一九八六年去世的俄羅斯導演，他留給我們的電影經久不衰；哈維爾·馬里亞斯是一九五一年出生的西班牙作家，至今仍在生機勃勃地寫作。作為導演，塔可夫斯基講述這個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闡明什麼是真正的藝術影像，就是構思和形式的有機結合。作為作家，馬里亞斯描寫出來的這個細節呈現的是文學裡無與倫比的魅力，就是文學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現真實的魅力。

接下去我再說些輕鬆的。我先說了一個沉重的大屠殺紀念館和一個悲慘的集中營的故事，此後是兩個輕鬆的笑話和兩個與我有關的故事，接著是這三個令人不安的故事。為了最後的輕鬆，我拜訪了魯迅和莎士比亞，這兩位都是有時候沉重有時候輕鬆，毫無疑問，這兩位都是知道人是什麼的作家。

魯迅的《狂人日記》裡的例子我在中國舉過多次，莎士比亞的例子我也舉過，現在再次舉例是為了講述一個我自己的經歷。

《狂人日記》裡的那個精神失常者上來就說：「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我怕得有理。」我以前說過，魯迅寫一句話就讓一個人物精神失常了，有些作家為了讓筆下的人物精神失常寫了幾千字上萬字，應該說是盡心盡力了，結果人物還是正常。再來舉個莎士比亞的例子，他的《維洛那二紳士》裡面有一齣幕外戲，一個鼻青眼烏的人牽著一條狗走到舞臺中央停下，開始埋怨狗：「唉，一條狗當著眾人面前，一點不懂規矩，那可真糟糕！按道理說，要是以狗自命，做起什麼事來都應當有幾分狗聰明才對。可是它呢？倘不是我比它聰明幾分，把它的過失認在自己身上，它早給人家吊死了。你們替我評評理看，它是不是自己找死？它在公爵食桌底下和三四條紳士模樣的狗在一起，一下子就撒起尿來，滿房間都是臊氣。一位客人說：‘這是哪兒來的癩皮狗？’另外一個人說：‘趕掉它！趕掉它！’第三個人說：‘用鞭子把它抽出去！’公爵說：‘把它吊死了吧。’我聞慣了這種尿臊氣，知道是克來勃乾的事，連忙跑到打狗的人面前，說：‘朋友，您要打這狗嗎？’他說：‘是的。’我說：‘那您可冤枉了它了，這尿是我撒的。’他就乾脆把我打一頓趕了出來。天下有幾個主人肯為他的僕人受這樣的委屈？」

魯迅和莎士比亞描寫精神失常的人物時，說話都是條理清楚，他們是通過話裡表達出來的意思顯示出這個人物已經失常的精神狀態。不少作家描寫精神失常的方式都是讓人物說話語無倫次，而且中間還沒有標點符號，這已經成套路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語言黑壓壓地擺在那裡，這些作者以為用幾頁甚至十幾頁人物自己不知所云的說話就可以讓讀者感受到這個人物精神失常了，這只是作者的一廂情願，如果讀者感覺到有人精神失常的話，也不會認為是作品裡的人物，而是懷疑這個作者精神失常了。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我去義大利的時候，邀請方給我安排了一個特別的活動，讓我去維羅納地區的一家精神病醫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進行一場文學對話，就是莎士比亞的《維洛那二紳士》裡的那個地方。[1]邀請方給我安排的翻譯很緊張，不過她看上去還是比較鎮靜。她開車來旅館接上我，在去精神病醫院的路上她說了幾遍「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活動」，她說院方保證參加活動的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她這話是在安慰我，不過聽上去更像是在安慰她自己。我開玩笑說，院方保證的只是過去沒有出現過暴力傾向的，並不能保證今天不出現。她聽後「啊」的叫了一聲，然後又說「這個活動太奇怪了」。我們來到精神病醫院的門口，應該是監控攝像頭看到了事先登記過的車牌號，大鐵門徐徐開啟，我聽到機械的響聲。車開進去後我看到了一個很大的花園，裡面有幾幢不同顏色的建築，我們在最大的那幢前面停下，我心想這應該是主樓。

我們先去了院長辦公室，院長是一位女士，她握著我的手說，你能來我們太高興了。然後她請我們坐下，問我們要咖啡還是茶，我們兩個都要了咖啡。喝咖啡的時候，院長說每年都會有一位作家或者藝術家來這裡，她說病人們需要文學和藝術。院長問我，你在中國去過精神病醫院做演講嗎？我說沒有。

喝完咖啡，我們去了一個會議室，裡面坐了三十來個病人。我們走到裡面的一張桌子後面坐下，面對這些病人，院長站在我的左側，就像其他地方的文學活動一樣，院長介紹了我，我不記得當時這些病人鼓掌了沒有，我的注意力被他們直勾勾看著我的眼睛吸引了過去，院長說話的時候我拿出手機拍下了他們，我感覺他們的目光鐵釘似的瞄準了我的眼睛，好在後面沒有榔頭。院長介紹完就出去了，會議室的門關上以後，我注意到一個強壯的男人站在門那邊，用嚴肅的眼神審視屋子裡的病人，他沒有穿白大褂，我心想他不是醫生，可能是管理員。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我第一次置身這樣的場合，不知道怎麼開始，我的翻譯小聲問是不是可以開始了，我點點頭對他們說，請你們問我一些問題吧。翻譯過去以後仍然是沉默，我繼續說，文學的問題和非文學的問題都可以問。等了一會兒，第一個問題來了。一位女士問，你是義大利人嗎？我搖搖頭說，我是中國人。接著一位男士問我，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我簡單地介紹了自己，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過去在中國的南方生活，現在住在北京。此後就順利了，他們問的都是簡單的文學問題，我的回答也很簡單。沒有人問到我的作品，我知道他們沒有讀過我的書。我注意到他們提問時幾乎都是將身體前傾，像是為了接近我，我回答後他們的身體沒有回到原位，前傾的姿態一直保持了下去。這個活動進行了大約四十分鐘，最後提問的是那位站在門邊的強壯男人，此前他給我的感覺是一直在監視這些病人，所以我認為他是醫院的管理員。他提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問我在中國做一名作家怎麼樣？我說很好，可以晚上睡覺，也可以白天睡覺，作家的生活裡不需要鬧鐘，自由自在。他聽完後嚴肅地點了點頭，然後又問了第二個問題，你生活在義大利哪個城市？我心裡咯噔一下，這個我一直以為是管理員的人竟然也是病人，這個屋子裡除了我和翻譯，全是病人，而且門關著，最強壯的那個還是守門員。我回答了最後一個問題，我生活在中國的北京。

外面有人推門進來，是院長女士，活動結束了。往外走的時候我問翻譯，你能聽懂他們說的話嗎？翻譯有些驚訝，她說當然能聽懂，他們說的是義大利語。她理解錯了我的意思。我繼續問她，他們說話有沒有顛三倒四？她說，他們說話很清楚。我的翻譯不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前面舉過的魯迅和莎士比亞的兩個例子。

院長送我們到門外，她再次向我表達了感謝，感謝之後是詢問我接下來在義大利的行程，她對我此後要去的每一個地方都是讚美一番，所以我們在那裡站了一些時間。那時候應該是午飯時刻，剛才和我坐在一個屋子裡的這些病人一個個從我面前走過，有的對我視而不見，有的對我點一下頭。我注意到一個男人拉住了一個女人的手，還有一個男人摟住了一個女人的肩膀，他們看上去都是五十來歲的年紀，親密無間地走向他們的食堂。好奇心驅使我問了院長一個問題，住在你們醫院的病人裡有沒有是夫妻的？院長說沒有。

我們上了車，這次開到大鐵門那裡，門遲遲沒有開啟，我的翻譯有些焦慮，我再次開玩笑說，我們可能要留在這裡了。翻譯放在方向盤上的雙手立刻舉了起來，她叫道：「不要。」然後我們聽到機械的響聲，大鐵門正在慢慢開啟。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後，翻譯一邊開車一邊對我說：「我很緊張。」她一直很緊張，此前沒有說是為了不影響我，我們離開精神病醫院後她吐露真言。

後來的行程裡，我不時會想起維羅納那家精神病醫院的文學活動。我此前覺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個黑暗的無底洞裡，但是那兩對男女親密走去的身影改變了我的想法，因為那裡有愛情。那兩個男的和那兩個女的，他們可能各有妻子和丈夫，如果是這樣，他們的妻子和丈夫應該會定期來看望他們，可能中間的某一個某兩個甚至某三個和某四個已經離婚了，或者從來沒有過婚姻，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裡有愛情。

2017年9月14日米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