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和朋友應邀到某大學演講。關於題目，校方讓我們自選，只要和青年的心理有關即可。朋友說，她想和學生們談談性與愛。這當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只是公然把「性」這個詞，放進演講的大紅橫幅中，不知校方可會應允？變通之法是將題目定為「和大學生談情與愛」，如求詼諧幽默，也可索性就叫「和大學生談情說愛」。思索之後，覺得科學的「性」，應屬光明正大範疇，正如我們的老祖宗說過的「食色性也」，是人的正常需求和青年必然遭遇之事，不必遮遮掩掩。把它壓抑起來，逼到晦暗和汙穢之中，反倒滋生蛆蟲。於是，朋友把演講題目定為「和大學生談性與愛」。這其間我們也有過小小的討論，是「性」字在前，還是「愛」字在前？商量的結果是「性」字在前。不是譁眾取寵，覺得這樣更符合人的進化本質。

感謝學校給予我們的信任和支援，朋友的演講題目順利通過了。但緊接著就是我的題目怎樣與之匹配？我打趣說，既然你談了性與愛，我就成龍配套，談談生與死吧。半開玩笑，不想大家聽了都說「ok」，就這樣定了下來。

我就有些傻了眼。不知道當今的年輕人對「死亡」這個遙遠的話題是否感興趣？通常人們想到青年，都是和鮮花綠草、黑髮紅顏聯絡在一起，與衰敗頹弱、委頓淒涼的老死似乎毫不相干。把這兩極牽扯一處，除了冒險之外，我也對自己的能力深表懷疑。

死是一個哲學命題，有人戲說整個哲學體系，就是建立在死亡的白骨之上。我深知自己不是一個哲學家，思索死亡，主要和個人懼怕死亡有關，在我四五歲時，一次突然看到路上有人抬著棺材在走。我問大人，這個盒子裡裝著什麼？人家答道，裝了一個死人。當時我無法理解死亡，只覺得棺材很小，一個人躺在裡面，蜷起身子像個蠶蛹，肯定憋得受不了……於是小小的我，產生了對死亡的驚奇和混亂。這種驚奇混亂使我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對死亡很感興趣。我個人有著數十年從醫經歷，在和平年代，醫生是一個和死亡有著最親密接觸的職業。無數次陪伴他人經歷死亡，我不能不對這種重大變故無動於衷。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十幾歲就到了西藏，那裡嚴酷的自然環境和孤寂的曠野冰川，讓我像個原始人似的，思索著「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類看似渺茫的問題。

反正由於我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演講題目就這樣定了下來，無法反悔。我只有開始準備資料。

正式演講的時候，我心中忐忑不安。會場設在大禮堂，兩千多座位滿滿當當，過道和講臺上都有學生席地而坐。題目沉重，我特別設計了一些互動的遊戲，讓大家都參與其中。

演講一開始，我做了一個民意測驗。我說：「大家對‘死亡’這個題目是不是有興趣，我心裡沒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到這個題目之前，思索過死亡？」

此語一齣，全場寂靜。然後，一隻只臂膀舉了起來，那一瞬，我詫異和訝然。我站在臺上，可以縱觀全域性，我看到幾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舉起了手。我明白了有很多人曾經認真地想過這個問題，比我以前估計的比率要高很多。後來，我還讓大家做了一個活動——書寫自己的墓誌銘。有幾分鐘的時間，整個會堂安靜極了，誰要是那一刻從外面走過，會以為這是一間空室，其實數千莘莘學子正殫精竭慮地思考人生。從講臺俯瞰下去（我其實很不喜歡這種高高在上的講臺，給人以壓迫之感。我喜歡平等的交談。不但在態度上，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大家也可平視。但校方說沒有更合用的場地了），很多人咬著筆桿，滿臉滄桑的樣子。我很抱歉地想到，這個不詳的題目，讓風華正茂的青年人提前——老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臺下的臉龐如同葵花般仰了起來。我問：「寫完了嗎？」

齊聲回答：「寫完了。」

我說：「好，不知有沒有哪位同學，願意走上臺來，面對著老師和同學，念出自己的墓誌銘？」

出現了一片海浪中的紅樹林。我點了幾位同學，請他們依次上來。但更多的臂膀還在不屈地高舉著，我只好說：「這樣吧，願意上臺的同學就自動地在一旁排好隊。前邊的同學講完之後，你就上來唸。先自我介紹一下，是哪個系哪個年級的，然後朗誦墓誌銘。」

那一天，大約有幾十名同學念出了他們的墓誌銘，後來，因為想上臺的同學太多，校方不得不出動老師進行攔阻。

這次講演，對我的教育很大。人們常常以為，死亡是老年人才需要考慮的問題，這是誤區。人生就是一個向著死亡的存在，在我們讚美生命的美麗青春的活力的時候，我們其實就是肯定了死亡的必然和老邁的合理性。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死亡，地球上早就被恐龍霸佔著，連猴子都不知在哪裡哭泣，更遑論人類的繁衍！

從我們每個人一出生，生命之鐘的倒計時就開始了。當我寫下這些字跡的時候，我就比剛才寫下題目的時刻，距離自己的死亡更近了一點。面對著我們生命有一個大限存在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無論是年老和年輕，都要直面它的苛求。

現代生活節奏越來越快，我們獨處的空間越來越逼仄，思索的時間越來越壓縮。但死亡並不因為我們的忙碌而懈怠，它步履堅定、持之以恆地向我們走來。現代醫學把死亡用白色的幃帳包裹起來，讓我們不得而知它的細節，但死亡頑強前進，它是無所不能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抗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