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西部邊陲的某部隊留守處當軍醫，主要給隨軍家屬看病。婆姨們的男人都在崑崙山上戍邊，家裡母子平安，前方的將士就英勇。我的工作很重要。

家眷都是從天南地北會聚來的。原來在農村，地廣人稀，空氣新鮮，不易患病。現在像羊群似的趕在一起，加之西北乾燥寒冷，病人不斷，忙得我不亦樂乎。

我的助手是衛生員小魯，一個四川籍的小個子兵，長得沒什麼特色，只是一對眼睛又黑又亮，嘰裡咕嚕地轉，像蜜煉的中藥丸。正是「文革」期間，他沒接受過正規培訓，連勞動帶扔手榴彈加在一起，算上了幾個月的衛生員訓練班。不過心靈手巧，打針、換藥、針灸都在行。每天圍著我問這問那，總說學好了本領，回家給他奶奶瞧病去。他奶奶有很嚴重的氣管炎，喘得像堵了一半的煙筒。

一天他對我說，畢醫生，我想買點青黴素給我奶奶治病。我給他開了處方，他買了藥寄回去。過了些日子，他說奶奶的病比以前好多了，我們都為他高興。可是青黴素用完了，想再買些。我又給他開了處方，這次他沒拿到藥。領導說藥不多了，工作人員不能老自己買，得留給病人用。

邊防站喬站長的獨生子小旗病了。我開了青黴素打針，那劑量對一個五歲的孩子來說，足夠大的。我向來崇尚毛主席老人家說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計策，用地毯式轟炸。

連續打了四天針，孩子的病勢絲毫不見輕。我很納悶，這種怪症最近不斷出現，用藥像潑涼水一樣。好像是一種極耐藥的病菌侵襲了孩子。

有人說，這醫生的醫術不高。這麼年輕，自己沒生過孩子，哪裡會給孩子瞧病？

我說，我還沒上過戰場呢，可我治好過槍傷。

人們不再說什麼，但孩子的病日漸沉重。我只有查書，把厚厚的書頁翻得如同柳絮飛花，怕自己貽誤了小小的生命。

終於有一天，小旗的媽媽怯生生地問我，您給我兒開的藥，是一瓶還是半瓶？

我說，是一瓶啊。

她有些遲疑地說，那小魯給我家小旗每次打的都是半瓶。

我的心嗖地緊縮成一團，像臘月天裡一個凍硬了的饅頭。這個小魯！一定是他剋扣了病人的藥品，把青黴素私存起來，預備寄回家。

小魯呀小魯，這不是兒戲，人命關天！

我該怎麼辦？

當下頂要緊的是趕快給小旗補上一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