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中國之史學，始於《史記》。

後世修秦、漢史，無不以《史記》為據。

魯迅曰《史記》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於是自相矛盾顯然。《史記》史乎？文學乎？若言《史記》是文學色彩一流的歷史，問題仍在，因為「文學」之概念，不僅體現於辭藻應用水平，更體現於虛構能力；而「史」以摻雜虛構為大忌。

在魯迅之前，尚無人用「文學」二字評價《史記》；對其評價，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風」「文韻」之詞；總之是修辭方面的欣賞，而這無關「史」之宗旨。

魯迅一用「文學」二字，使原本「莫須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這是魯迅沒想到的。

偏偏，顧頡剛又發表了他的史論研究成果，認為中國之史，是「層累地造出的」——一個「造」字，史界為之大譁。這等於對《史記》也公開了自己的幾分不以為然，致使對《史記》作出高度正面評價的魯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絕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對立至極。

《史記》首先可視為史，這一點應予肯定。司馬遷是嚴肅修史的史官，嘔心瀝血、索據煞費苦心，自己編造的成分幾可說無。何況，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圖書館長」，周時的「官方」藏書雖遭春秋戰國之兵燹，卻有一部分流於民間，肯定被有心人所儲存。周時既有官方圖書館，推斷起來，當也必有記史制度，故民間史書資料在焉。後又經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儘量焚書，焚不掉的是民間及儒林代代相傳的深刻記憶。司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間口口相傳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擁有的典籍相對照，本著去偽求真的態度予以整理，估計大體如實。而且，要麼沒有《史記》，有便只能是那麼產生的《史記》。

但關於黃帝、炎帝及堯、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來以民間傳說界定。民間傳說與神話有別——神話必有神的出現；若言黃帝大戰炎帝有神話色彩，出現在《史記》中的堯、舜、禹三帝則基本上是去神話色彩，彷彿現實中人的帝形象。當然，民間關於他們的具有神話色彩的傳說也不少，司馬氏未記入史，證明他的修史觀是沒被誤導的。

堯、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寧肯信其有的。卻也覺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學化了。如記舜帝之為人民服務的躹躬盡瘁，言其「三綰溼發」而出門禮迎上訪群眾；言禹治水時，「三過家門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說筆法之疑。「三」為實數，為什麼不是一兩次或四五次，而明確地記為「三」次呢？怎麼就能證明肯定是「三」次呢？若僅記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勞模，這我倒很願意信。但他們的美德都與「三」發生了實數關係，便容易存疑於世了。

似乎是從《史記》之後，「三」成了中國的一種文字現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緘其口」「三長兩短」「三言兩語」「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在這樣一些詞句中，「三」是虛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詞句中，「三」又是實數，如《三字經》「三皇五帝」「三山五嶽」「三綱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莊」。

一個具體而明確的數字，一種情況下是實數，一種情況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數字的應用現象中是不會發生的——「3」就是「3」，不是「2.9」，也不是「3.1」。

這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同樣是數字，阿拉伯數字的應用效果更精準。倘繼續以中文數字「三」來應用，中國的數字科學是無法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