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邵洵美和他的詩他在他那個年代曾廣為文壇所知的沙龍以及他辦刊辦出版的那些事，我是知道一些了——近年對他的鉤沉文章不少，我也只能從那樣一些文章中瞭解；簡直也可以說知道得委實不少了。

近日所讀的一篇，是施立松所寫的《「教學子」詩人邵洵美》，《作家文摘》轉自《名人傳記》的一篇文章。在我印象中，某時期內，《名人傳記》發表了幾篇對他的鉤沉文章。

施立松的文章主要寫邵洵美欲為已故好友徐志摩的遺孀陸小曼過六十歲生日竟無一宴之金而愁，不惜將一枚祖傳印章賣了——斯時陸小曼已美人遲暮，牙齒掉光，兩腮凹陷，形同弄堂尋常人家之老嫗；而那一枚印章，乃是書畫大師吳昌碩專為其祖父邵友廉刻制的，收藏價值甚高——1958年農曆九月的事。

讀罷感慨良多。

邵洵美在出身豪門與愛詩兩方面，與納蘭性德頗為相似。不同的是——後者在其所處的年代不可能享有辦刊辦出版的自由，性格也相反。納蘭氏雖屬高官二代，卻抑鬱寡歡，壽數亦短。邵氏卻是較長壽之人，也很享受過一段富貴與任性得兼的人生。

竊以為，就心性而言，邵洵美與張伯駒、葉企孫、胡適、蔡元培們有共同之處——民國時期，雖則中國知識分子、文人之間每每分成陣營，文字戰事不斷，但卻仍能恪守一條原則，即文化主張主義的不同，不完全影響對於彼此好人格的尊敬。

此點胡適做得甚為君子，他與李大釗、陳獨秀在主義方面後來分明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只有分道揚鑣——但無論在李大釗、陳獨秀生前還是死後，其尊敬、友誼和悼念之情，一向發乎真心實意；與邵洵美對友誼的珍視可謂同屬美談。

而對於陳獨秀、劉豐農、錢玄同三位「同志」以雙簧伎倆攻擊林紓的做法，胡適提出過批評，曰：「非君子所為，不可以再。」

又竊以為，全部的儒家的思想，若僅以其做人之道而論，今人之說東道西，誇誇其談，說到點子上的卻不多。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無非便是一句話——做君子勿做小人而已。

何為君子？又何謂小人？似乎歧義多多。

然世人心中皆有一杆秤，而非多麼難以區別的。

坊間的區別之法與政治人士們不同，一向的圭臬是超階級、超主義、超陣營的。這種「超」，又一向是有底線的。賣國或愛國，是首要的底線；捍衛王道還是擁護進步，乃第二道底線。在第二道底線方面，大多數「舊」知識分子「舊」文人，又是一向較為包容的——比如對於辜鴻銘、王國維，因他們的保皇只不過是一種絕對個體的思想主張，擁護進步的人士們並不齊心協力地要置於死地「再踏上千萬只腳」而後快。也可以說，比之於「你死我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共戴天」「徹底消滅」的曾經的階級鬥爭神聖的圭臬，坊間的圭臬要人性得多，道德得多。往往顯得很儒家，也很君子。

坊間圭臬又從不失守其底線——比如對於張勳企圖以武力實行封建王朝之復辟，則幾乎便是一致的聲討。

歷史上曾有一個「舊」知識分子或文人屁顛屁顛地充當張勳的走狗的嗎？

一個也無。

由此看來，「舊」知識分子「舊」文人之較多數，大事上是有原則的。

抗日戰爭時期，墮落於漢奸之列的，也就屈指可數的那麼幾個。

由而想到20世紀「反右」時期，上海的一把手柯慶施有句名言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很賤，不經常狠狠整他們不行。」

此言打擊大多數之厲色姑且不論，當時流毒甚廣，被當作理直氣壯的經驗這一政治現象尤值得深思。

康生也是柯慶施那類政治動物，非說他是人，只能以小人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