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三歲1968年時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七年之久。我對柏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從作家標準上看，我從來深信：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當然也不例外。柏楊的專精和博學訓練都很差，他沒有現代學問底子，作品實在缺乏深度、廣度與強打度。柏楊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聲聲「糟老頭」啦、「賭一塊錢」啦一再重複的濫套，他的存貨和新貨都是很貧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來作秀，談不到深度和廣度。至於強打度方面，他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於是就「三作牌」得週而復始。我真奇怪一些讀者怎麼受得了他那點翻來覆去的老調兒，我真懷疑這些讀者的水準！雜文以外，他的歷史作品寫得很熱鬧，但是頗多錯誤，給與他同一水平的讀者看可以，給專家看就會笑，這是因為他的歷史基礎有問題的緣故。憑他那點歷史基礎還要翻譯《資治通鑑》，司馬光何辜啊！

我與柏楊相識於1965年，並無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來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1968年2月29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十多個小時後，還沒訊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問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12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十五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後，已是夜裡2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二十七個小時，事後（3月2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末，其中一段談到我：

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訊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中國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2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2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後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後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儲存，等他回來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國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我的方式有三項：

一、儘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檔案，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後，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透過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二、儘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國記者。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臺北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所長魏克曼（fredericwakeman.jr.）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1971年7月17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柏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三、儘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透過孫觀漢。孫觀漢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人，擁有在美註冊的四十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我透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我在柏楊被捕二十四天後（3月28日），託梅心怡轉密件給孫觀漢，其中說：

去年讀先生寫的《李敖和天才》等論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給我的信，我就早想寫封長信……

關於長信的內容，現在還得推後說，我得先說柏楊的事。從艾玫被傳，到柏楊再捕，我都是最接近這件事的一個人。從艾玫被傳那天晚上，柏楊約我「商身後事」起，我一直在旁幫了一些忙。如今柏楊失去自由已經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態度已極明顯，憲法、提審法、刑事訴訟法等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樣子，我覺得我必須發出這封自柏楊出事以來我一直想寫給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個也許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見其實先生在給艾玫和寒霧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請先生出面，以先生聲望和號召力，儘快聯名李政道等，發表一封公開信，投諸thenewyorktimes等報，對國民黨政府施以壓力。——這個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輿論的壓力，可以稍對它的愛面子心理有點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實無他法。這個方法對救雷震等人無效，因雷震已使他們「咬牙切齒」，所以只有不要臉，不買海外的賬；但這個方法對救柏楊卻可能有效，因為柏楊只不過使他們「疾首蹙頰」而已，所以他們可能還肯為了愛面子而放開血手一下。公開信方法即使無效，也可收「暴其惡」的效果，同時可使柏楊不做無名英雄，也是給他一種安慰。

3月17號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7頁，有專欄論「文星事件」，也論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參考。我的意思是柏楊事件當向海外報章揭出真相，使作惡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認為可作惡而無人知。——我覺得這是海外知識人至少該聯合起來做的一件事。

設想每在國民黨政府作惡一次或有一次違背自由民主的記錄的時候，海外知識界就聯名發表一次宣示，這該是起碼可行的事，也是起碼對在苦難中國人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議，也不要寫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對這個政權是無效的，也是軟弱的。我們要使作惡者知道：只要他們不厭於作惡，海外知識人就不倦於揭發，形成這麼一個習慣或「連鎖反應」並使他們知道，日子久了，應該就有效果了！

柏楊事件，純是冤獄。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而竟陰錯陽差，被比照「犯上作亂」者處理，硬逼他做英雄，這真是這小島上的大怪事！咳，觀漢先生，我們知心的朋友，您以為如何？……

孫觀漢在收到我的信後，曾在7月7日有信回我，這封信當時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後——我出獄後——才看到的，原來他竟反其道行之，仍舊向當政者求情，「求求你釋放柏楊先生」，結果證明無效。五年以後，1973年6月，孫觀漢在香港發表《李敖談柏楊的冤獄》，公開了我給他的密件和他的回信，他公開表示了他營救方向的錯誤。他說直到1971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覺悟過來：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頭看來，李敖先生有兩點先見之明。第一，他說求情是無效的，我卻仍去求情，結果被事實證明無用。第二，他主張把壓制自由的事件公開發表，我卻怕風怕勢地因循了好久，才瞭解公開發表的需要。

為什麼我在給孫觀漢的信中指出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呢？實在是因為我深知他是國民黨「文學侍從之臣」出身，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獄前夜，還深信他的國民黨老上司李煥和蔣經國可以幫他妻子出國，他留給艾玫的長信中口口聲聲「可找李煥先生或徑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口口聲聲「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對我關愛」、口口聲聲「蔣經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國，英雄必熱情，當無問題。……」這些話，無一不顯示了他的基本心態，也顯示了他跟國民黨的深厚關係。柏楊非但不是「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並且其依戀欽慕之情，還大大溢於言表呢！柏楊1968年8月4日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自幼受學生集中訓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於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臺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過的「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後來被命名為「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唯天可表。

而最諷刺對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上發表響應「蔣夫人的號召」（1968年3月2日）呢！——不但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還賈其餘屁，直奔蔣婆呢！所以，我才說：「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而已。柏楊入獄，是「陰錯陽差」，並不是真的反對國民黨，更別提反對黨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楊竟被某些渾人硬當作反國民黨的政治犯，這不是怪事嗎？

柏楊在十年冤獄家破人老以後，回到臺北，公然表示原諒並同情迫害他的特務、檢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國時報》上，以「悼蔣經國先生」為題，大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傑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蔣經國先生在天之靈」也，全部出籠；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報》上，以「永懷哀思免於恐懼的自由」為題，再做肉麻的吹噓，舉凡後悔沒單獨與蔣經國「合照」也、「值得稱讚」也、「功德」也、「蔣經國先生領導上開明、寬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這種置蔣經國整他、使他十年冤獄家破人老的傑作於不問，反倒殷殷以馬屁抱怨的作風，古人的以德報怨，又算老幾呀！柏楊一方面向蔣經國重拾舊屁，一方面已經變成一個嚇破了膽的人，連「警察總監」都不敢碰了。遠流出版公司為他印白話《資治通鑑》廣告，廣告中印了區區「借古諷今」字樣，柏楊都堅持一一塗去，令遠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嘆息不止，他們沒想到柏楊的膽量，竟已一至於此！柏楊不但對蔣經國發賤，以德報怨，同時對李敖卻一反其道，以怨報德。他出獄後，寫《活該他喝酪漿》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獻給餘紀忠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的照顧和愛護」；他寫《按牌理出牌》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羅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謝患難中對我的幫助」；他寫《大男人沙文主義》一書，扉頁題的是：「謹將本書贈給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謝對我深摯的友情」……從國民黨中常委到國民黨大特務，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絕，而此輩中常委與大特務，卻是在他受難時理都不理他的，試問李敖這種在他「患難中」真正對他「幫助」的、「照顧和愛護」的，是不是也該有點次於獻書、贈書的待遇呢？被柏楊獻書、贈書，與國民黨中常委大特務為伍，固不足為李敖之輩光寵，但是柏楊出獄多年，對李敖無一言之感、一字之謝、一語之褒、一飯之賞、一冊之贈，反倒在李敖陪蕭孟能太太朱婉堅去花園新城找蕭孟能履行「民法」第1001條「夫妻互負夫妻同居之義務」時，左袒蕭孟能及其「女朋友」，開車親送其第三任夫人於樓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樓助陣……試問柏楊這種道德標準，豈不太離奇了嗎？另一方面，在忘恩負義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聯合國特誹謗李敖的時候，柏楊竟在背後慫恿「快快出專書整李敖啊！」可見此公道德標準之離奇，甚至不是普通的離奇呢！

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楊，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五十天後，給了我公開指教。他的指教登在4月10日的《自立晚報》上，標題竟是「將相和」，我看了以後，認為孫觀漢又糊塗又偽善，因此提出反駁，我指出：

……「將相和」的第一條件是「將」的方面要負荊請罪，「將」本人有此覺悟最好，本人若沒有，他的好友要以大義相責，督促他有此覺悟。孫觀漢先生是「深明大義」的人，又是柏楊的好友，他不以大義相責柏楊，督促柏楊向李敖謝罪，卻把「將相和」的責任，要藺相如一起分擔，這是大錯特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