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被迫結束後，我雖然自顧不暇，但我仍盡力照顧一個人，他就是殷海光。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臺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這一成功，表現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精彩無比。最後，國民黨決定動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國》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國》時代，風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他頓失地盤、漸形索寞。1960年以後，到1969年死去，這九年間，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卻正好趕上我在文星時代，由於我的幫助，他雖在迫害頻仍、衰病侵尋之中，卻得以在出書上、生活上、醫療上和精神上，獲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間，他在文星書店共出了四本書，都是我主持的。四本書是：一、《思想與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國文化的展望》。在出這四本書的過程中，我遭遇了三個方面的困難，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首席餘孽，他要出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自不消說；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興風作浪，給文星帶來極大的壓力和麻煩，自己作孽之不足，還要勾結餘孽，雙料出書，「廿目所視，廿手所指」，也不消說；第三方面是文星內部的，文星雖然是進步的書店，但是還沒進步到要甘願賠錢的程度。「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給殷海光出書，出到後來，簡直已是又殺頭又賠錢的玩意，勸說文星主人蕭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書，是需要費些力氣的，雖然蕭孟能禮賢下士，但冥冥中老闆老闆娘「四目所視、四手所指」的畫面，卻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為人家設想。殷海光是不怎麼通人情的書生，我調濟其中，希望出書第一，不要枝枝節節因小失大，這種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蕭孟能都不盡知道。例如出版《中國文化的展望》，我為了給殷海光較高的稿費，就在蕭孟能肯出的稿費之上，暗中自己貼了不少錢，此中調濟，當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給何友暉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為人：
李敖從前託人告訴我，說我「為人應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話是有相當道理的。第一，他為人應世比我靈巧得太多；第二，他跟人接觸，最根本的著眼點是自衛，因此他總先假定人是壞的。我的自衛意識遠落在求真精神之後。我跟人接觸時，尤其是跟青年接觸時，常不假定他別有用意，除非確有明證來證明他是別有用意的，我不輕易下這樣的判斷。可是，等到有了明證時，我已經吃虧了。然而，我無悔，我並不因此對人類絕望。一個理想主義者常常不免要為他的理想付出這類吃虧的代價的。我們沒有決定性的理由（decisivereason）來斷言這個地球上沒有真誠的人。我們可以碰，也可以尋找，與我們共心通靈的人。我想你們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當然，時至今日，僅靠言辭不足以知人，我們還得在共同的工作裡交友。
在時過境遷以後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裡交友」，蕭孟能確是真誠幫助他的出版家，因為以殷海光當時的處境，這樣年復一年地支援，確屬難能可貴。蕭孟能雖然與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應埋沒。——李敖為人俠骨柔情、恩怨分明，也由此可見一斑吧？至於殷海光說的「僅靠言辭不足以知人」，這倒真正有感我心。殷海光「為人應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於他專門被他「僅靠言辭」的學生所欺所賣。殷門弟子與殷海光的關係，多是「單向會」、多是靠他提拔而不能有像樣反饋的，他們在殷海光生前死後，投奔彼黨者有之、投奔宿敵者有之、冒充傳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講會紀念品者有之……但他們除了「僅靠言辭」之外，從未對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尋與他「共心通靈」的人，結果找到的，多是「僅靠言辭」的學生騙子耳！這真是他的悲哀！他「為人應世笨拙不堪」，還可舉例以明：此公愛書成癖，有一次他看一本aristotle（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兒殷文麗過來，他就教文麗念aristotle這個字，沒想到文麗正在換牙，沒有門牙，唸到totle，口水應聲而出，噴到書上，殷海光大叫：「哎喲！哎喲！」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還有，此公一輩子只打過四次電話（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帶到公用電話旁，替他把號碼撥好，對方說話，才遞給他。殷海光緊握聽筒，滿頭大汗，打完了，要昏倒的樣子。他太太趕忙抓住他，發現兩手冰冷、兩眼發直，好一陣子才恢復正常。再談他的鮮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書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開洋葷，跑進觀光飯店喝咖啡，咖啡廳在十二樓，他們就進入電梯，可是很久很久還不到，空氣悶得難過。殷海光說：「這麼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層也該到了。」於是緊張起來，還是夏道平聰明，他看電梯牆上有許多阿拉伯數字，就亂按了一個，門突然開了，原來還在一樓！兩人得慶重生，嚇得不敢再坐電梯，決定走樓梯上去。走到二樓，就發現沒有上三樓的樓梯了，只好又下一樓。殷海光說：「我們到別家去，何必一定要在這裡。」夏道平說：「不行，既來了，一定要找到。」於是兩人四處去找，找到一座有人開的電梯，總算到了咖啡廳，不巧那天咖啡廳休息。兩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較暗的房子，一進去，發現都是一對對情侶，兩個老頭也顧不得了，擠進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邊彈邊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大聲說：「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雖然「為人應世笨拙不堪」，但仍處處不忘自己是高階知識分子，從他生活細節上，也可看到一斑。他從不坐公共汽車，他認為人的尊嚴會給擠掉；他喝高階咖啡，吃英國餅乾，去貴族醫院看病……這些都表示他也蠻布林喬亞的。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太會用電話機、不會用自動電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太向人收兩種工錢——有錢的人要多付，沒錢的人要少付……這些表示他也蠻書呆的一面。以這樣層次的知識分子，來了解人間永珍與真相，當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海光雖然天姿聰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卻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我舉一個例子。《自由中國》停刊以後，殷海光對國民黨的厭惡更深了，一個人只要同他罵國民黨，他便輕易相信這個人。有一次，臺肥六廣圖書室請我講演，我認為來者不善，拒絕了；他們改請殷海光，我勸他不要去，他被封鎖已久，還是去過癮了。講完了，一個人走過來，向他大罵國民黨，立刻談得投機起來。後來登門拜訪殷海光，殷海光還把《自由中國》編輯胡虛一介紹給這陌生人，牽累到胡虛一身陷黑牢，原來那陌生人是臥底的！殷海光就是這樣容易被釣的人！農村小孩釣青蛙只要用根線，往草裡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樣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過：「你們的為人最容易被小人包圍，你們搞政治，若當了政，恐怕小人當道的情形，更要嚴重呀！」
在我寫《老年人和棒子》發表後，不久就發生了「中西文化論戰」。文德（陳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譜簡編》中說：「在文化論戰中，李敖獨得盛名，但殷卻揹著黑鍋。」因為「西化派中殷的學生李敖、許登源、洪成完攻擊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誤會，以為西化派是殷在背後策動」。以致殷海光「以後被胡秋原、徐高阮連續不停地施以人身攻擊，對其後迫害殷不能在臺大授課，形成一大壓力與不利環境」。這段內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憶——《我被迫離開臺灣大學的經過》，其中說：
在論戰中，胡秋原君知識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亂，被我的一群學生指破。尤其是他參加「閩變」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這一下使他的名流聲威掃地。他痛心疾首之餘，認為系我在背後策動，於是在《中華雜誌》上參加徐君對我的圍攻。這二位先生的言論，充滿對我的汙衊、毒罵及構陷，但卻儼然為學術尊嚴及自由民主和反共愛國而仗義執言。標榜歷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復觀也），則從旁助威……
……本年上學期末，各樓發現一種宣言，不知是哪兒來的。宣言的內容主要是批駁費正清等在美國國會證詞，說他們「助匪」、「犯罪」。照我看來，這篇文章可算官方僱用文人的寫作精華。彼等立論，完全是從一個政權的利益出發，罔顧世界大勢。其實，費正清等人的言論，意在保全臺灣。臺灣這個小島，若不是美國第七艦隊保衛，恐怕早在1950年便陷共了，還有什麼「反攻」空話可說？複次，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簽名」，實際則為一「忠貞檢查」。在臺灣住了十幾年的人，面對這一簽名運動心裡都有數，如不簽名將被疑為不忠於某黨政權。這樣的人將蒙種種不便，甚至有打破飯碗的危險。在臺灣這種形態的絕對主義的統治之下，誰不怕麻煩？在臺灣這個飯碗難找的島上，誰不怕打破飯碗？於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簽名的盛舉。我因為一方面認為我那一宣言的內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惡那種「間接強迫」的作風，所以拒絕簽名。後來校方一高階黨務人員親自來舍勸籤，仍然被我拒絕！
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殷海光說「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議宣言「不知道是哪兒來的」，但在十三年後，「哪兒來的」終於水落石出。1979年3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屬下的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紅皮燙金的《慎師七十文錄》，是慶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專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後，才疑團盡解。胡秋原在序中回憶：
我是一個幾乎沒有所謂「社交」生活的人，與黨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個人的往來，所以我與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識。民國五十一年，鄭學稼先生和我因為一個同我們兩人有投稿與書業往來的書店，在所謂文化論戰後忽然對我們兩人先後送紅帽子，我們便先後對那書店及其作者提出誹謗案之訴訟，法院合併審理。這種官司在中國原很少見，所以開始之時旁聽的人不少。當時一般朋友對鄭先生與我的批評大抵是「修養不夠」，「不上算」，甚至於說「好事」；只有三個人同情我們的遭遇，經常到法院旁聽，這便是任卓宣、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們兩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則因我而認識鄭先生，曹先生那時與鄭先生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事，他是因鄭先生而去，於是我在法庭開始認識慎之。
這一透露，告訴了我們：在胡秋原、鄭學稼告文星的訟案一開始，曹敏便以與鄭學稼「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事」的身份，微妙地介入了。胡秋原又說：
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到民國五十五年，美國國會為越戰舉行聽證，費正清、巴奈特趁機主張討好中共以解決越戰。有一天，慎之邀約我和學稼、高阮三人，主張寫一封對美國人民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此我與慎之合作之一事。
這一透露，又告訴了我們：「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曹敏已經「邀約」胡秋原、鄭學稼、徐高阮共同合作為國民黨秘密搞文宣。據1966年7月3日《聯合報》，當時「新聞局長」沈劍虹曾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施政說：「國內學人教授一千六百餘人駁斥美國姑息分子費正清之流的謬論，曾於5月發表《致美國人民一封公開信》，已由新聞局譯成英文，現已洽妥《紐約時報》，於近日內連同簽署者一千六百餘人名單在該報刊登。」可見「國防部」總政治黑勢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業，然後叫「行政院」新聞局到美國報上買廣告的程度！胡秋原說他們「寫一封對美國人民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事實上，「一時發生相當大的」，不是影響而是醜聞。因為一千六百餘名「國內學人教授」的眾口一聲，十足反證了這些知識分子的被強姦。正因為是被強姦，所以失格的學人教授們，也就亂籤一氣，一千六百人中，因為在各校兼課而見名就籤，以致光「簽名重複」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黃世祁、何靜安、鄭小杰、盧英權、林碧滄諸教授，大名都出現兩次，如此醜聞，真是今古奇觀也！由簽名事，參照文星被封殺，在封殺作業中，由王異主持的「國防部」總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機構。當時文星的敵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學人，其實骨子裡卻跟王異這些大政工掛鉤，同幹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業。當時因為事涉機密，流傳出來的內幕有限，所以無從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後自己這樣透露，才真相大白。王昇本人是沒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貨。林正杰的《前進》雜誌馬屁說他是正統軍人出身，這是美化王昇的說法。事實上，王昇只不過小學畢業外加受訓不足六個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類，也就是「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式的，他所欣賞並重用的大將曹敏，還不如王昇念過小學，他根本沒進過任何正式學校。他在1926年混跡北伐隊伍中，辦黨。抗戰勝利後，辦黨報。大陸丟掉後，逃到香港做小生意。1951年來臺灣，1952年到政工幹部學校教書，見寵於王昇，自此扶搖直上，儼然學術與政治之間人物矣！胡秋原等從曹敏這根線上攀王昇，完成「文武合一」的掛鉤，這種人是什麼水準，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簽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電影手法的「遠景」，因為這一甄別「忠」與「不忠」的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對殷海光個人的文字圍剿和臺大出局，卻是電影手法中的「特寫」、「大特寫」。受害人首當其衝者，則是殷海光。殷海光說國民黨迫害他是「用一種十分複雜和隱蔽的方式，不易觀察到」，確是事實。當時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圍剿，卻不知道骨子裡胡秋原等的勾結國民黨大璫頭，動用官方的特務政工力量，整垮文星、鬥垮殷海光的作業細節。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昇垂垂已老，年過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貞分子、反共大將一飛而直上北京矣！人世變化之奇、政海波譎之異，反反覆覆，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離開臺大之際，「教育部」去函臺大，調虎離山，擬聘請殷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委員。殷海光很困惑，特來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該不勞而獲」，也「義不食周粟」。我說：「不錯，一個人不該不勞而獲。但按照‘憲法’第15條，人民有生存權、工作權，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機會、有工作機會的前提下，才能談正常的不該不勞而獲的道理與道德。如果環境不准你有適合你的生存權和工作權，在這樣畸形的環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陳獨秀到死還拿政府的錢，可是何礙其為陳獨秀；魯迅到死也還拿政府的錢，可是又何礙其為魯迅！不拿當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嗎？至於你說‘義不食周粟’，這種道理在伯夷叔齊時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逃到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但他們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薇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卻吃周朝的薇，這是哪一門子的邏輯啊！何況所謂周粟，也不是什麼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還談不上是國民黨之飯也！」我這一番話，把殷海光說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辯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場為他講寬心的話，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義不食周粟」那一派，當然他知道我「義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錢——我還年輕，我比較靈活，可以「做點小生意謀生」。殷海光連「做點小生意謀生」都不及格，因為太太做點裁縫工作，他都要來個二價，這種頭腦，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於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難尚不太嚴重。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給他蠻好的待遇；《自由中國》以後，我自文星給他大力的支援。費正清到臺灣的時候，約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後來在南港請殷海光同我吃飯。因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國有學術機構幫助他，我側面問費正清可否設法，費正清說，他已對殷海光有幫助。這事我頗不快，我向黃三抱怨說：「老殷的為人我實在要罵他，他拿了費正清的研究費，卻對我們不吭氣，害得我們還拼命替他設法，這算什麼！」我雖然大力支援殷海光，但對他的為人，卻總是以看一個不通人情的高階書呆的眼光來給他定位。他並非全無心機與權術，但這種心機與權術，總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終不怎麼喜歡他這個人。雖然我對他的蛟龍氣質與文字上的才華很佩服，並且為了散佈並延續這種氣質和才華，盡了沒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雖然我稱殷海光為「老師」，但他清楚知道我沒選過他的課，「老師」對他是尊稱，是名不副實的。因此他對我，也是一種師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親」。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陳平景、像黃三，倒比我跟他面見得多。他跟陳平景後來為了錢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別到我家，要我用我對陳平景的影響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陳平景筆錄的自傳。我有點怪他不該為了點小錢否定陳平景，但我還是把陳平景說了一頓，要他交出自傳。後來經我勸說，兩人又言歸於好。我雖然與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況發生，他總找到我，也特別尊重我的判斷。胡虛一被捕以後，殷海光家門口被治安機關站了哨，他問我怎麼辦，我說要若無其事，但是學生們該少來，免得連累他們，使他們以後有記錄在身，萬劫不復。他認為很對，就在門上貼了不見學生的條子。殷海光要離開臺灣，也找到我，我為他奔走了一陣。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沒被准許離開這個島，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對他說：「國民黨口口聲聲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裡有一種‘流刑’，他們倒真該復興。如果復興了這種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聽了苦笑。我想，他後來希望死後面對太平洋水葬，與于右任死後面對大陸土葬，正好是一個對比。古人放逐別人，要宣佈「不與同中國」，殷海光想面對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願「不與同中國」的遠託異國之悲吧？
1967年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氣色很差。本來對他的健康，我沒有注意，因為這是殷太太的事。殷太太那麼賢惠，照料殷海光的健康，當然不在話下。但這次見面，便感到有點不對勁，我把陳平景找來，側面問他，他說殷海光有胃病，我問醫生怎麼說，他說沒找醫生。我把他罵了一頓，我說有病怎麼不找醫生，他說殷海光不肯，殷太太也不肯，殷海光還說除非去貴族醫院，他不要在公立醫院應診。我又把他罵了一頓，怪他沒有好好照顧殷先生。他說他們夫妻都不肯，他也沒辦法，「除非你敖哥逼他們。」我說就這麼辦，我去逼他們。4月14日深夜，我寫了一封信給殷海光，埋怨：「沒想到你竟對你的身體這樣不科學！」我告訴他我已替他約好貴族醫院的門診，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費用，由我承擔。我最近為香港一家出版社幫忙，有一筆小收入，所以我願意‘請客’，以我們的關係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辭。」就這樣，在1967年4月20日，我把殷海光推到臺灣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對我說：「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鄭重託我，我自然盡力。」他為殷海光做了徹底的檢查，檢查期間有說有笑。然後對我使了一個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陣，藉故出來，李大夫拉我到一邊，滿臉嚴肅地說：「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麼拖到現在才來看醫生？」我問他：「能拖多久？」他說：「這次若不來看病，幾個月裡就沒救了。」我問：「現在有救嗎？」他說得開刀才知道，現在就立刻辦住院手續。於是，殷海光立刻被「當場收押」，我把他安排進病房，把同來的孟絕子、陳平景都支使出去，房裡只剩他和我。我先說了些輕鬆的，然後輕描淡寫地說：「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這位憂鬱哲學家啊！竟得了胃癌。羅素要聽說你得了這種不哲學的病，他會笑死了。現在決定開刀搶救，你應該準備在開刀以後，好好把你要說的，都說出來，我相信那是一部有價值的書。你有生命危險，來日無多，我本來不該告訴你，但我一想。你看了這麼多書，若連生死都看不破，那書也白看了。所以決定告訴你，使你有所準備，免得做錯了安排，浪費了時間。」殷海光聽了我的話，很鎮定，也很從容。他感謝我以強者對強者的態度對待他，他說一切就照我說的辦。我走出病房，叫陳平景去陪他。陳平景後來說：殷海光一見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強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強，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這時候有一個插曲，不可不記。陳平景在醫院跑來跑去的時候，忽然見到黨外人士高玉樹從汽車下來，高玉樹當選市長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裡請我吃飯，飯後我們一起到中華路高玉樹競選總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軍警雲集。高玉樹當選了，殷海光很興奮，當晚我請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脫不脫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兩個書呆，那天晚上也頗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現。高玉樹他們搞新黨的時候，與殷海光走動頗勤，所以這次從汽車上下來，陳平景第一反應就是：「高玉樹來看殷老師了！」他匆匆跑來告訴我，我說：「不會吧，政治是現實的，高玉樹不會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會來，他到醫院，一定是看別的達官貴人的。」後來一查，果然國民黨大員陳建中出了車禍，就便住進貴族醫院，高玉樹玉樹臨風，原來在此！
王曉波在《悼念我的老師殷海光先生》中說：「1967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絕症，是鄭華志陪他到宏恩醫院檢查出來的。」王曉波全弄錯了。不但鄭華志沒陪他到這貴族醫院，反倒在我安排開刀時，鄭華志等才出現。鄭華志正在臺大念醫學院，學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論，向李大夫很不客氣地質問，好像李大夫有什麼錯似的。李大夫是名醫，也有修養，他不厭其煩地向鄭華志講解理論與實際，但鄭華志仍糾纏不休。我很生氣，大罵鄭華志一頓。我說既然到這個醫院來，就要尊敬並信任人家醫生，怎麼可以這樣不懂事！如果你們愛護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這裡來以前，你們他媽的在哪裡？鄭華志等被罵以後，悻悻離去，在外宣稱這個醫院不行，還是到他們臺大醫院去開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還是臺大教授，在臺大醫院開刀可以減輕我的負擔，既然在那邊開刀「安全」，也樂意去。於是在4月25日，轉到臺大醫院。5月1日開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臺大醫生說，最多隻能再活一年。我寫了一封信給李大夫，為我無法有始有終地請他為殷海光治病和鄭華志等的無禮表示抱歉，然後就趕忙軋頭寸來付醫藥費。我4月14日給殷海光信中所說的「我最近為香港一家出版社幫忙，有一筆小收入」的話，其實是騙他的，我不願他知道我的經濟困窘而不安。事實上，我當時已被官方完全封鎖，很難靠出版社維生。我的維生之業，其實是做舊電器買賣。當時救殷海光情形，在水牛出版社彭誠晃拒絕為我貼現後，我只好改找蕭孟能，但蕭孟能不肯幫忙，最後由劉紹唐幫忙，我才免於退票。我這裡近乎羅唆地寫這些小事，目的只在說明：為了對殷海光熱情，我自己遭遇了多少人間冷暖；為了救殷海光性命，我看了多少偽君子和偽殷門弟子的醜惡面相。我把這些寫出來，拆穿出來，對世道人心，應該有點警示作用，所以我就不怕麻煩了。
到了殷海光開刀以後的第二年，一天下午，殷師母以焦慮的聲音打電話給我，希望我再送他到貴族醫院檢查一下。我同意了，不料一住進醫院，那些我不做他們不做、我一做他們就騷擾的護師派又來了。好在這次檢查並無新結論，殷海光很快就回家了。
本來我還常去看他的，但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令我極不高興。據黃三告訴我，有一次很多人在殷家有人說了誣衊李敖的話，殷海光明明知道那是誣衊，卻悶聲不響，還點了頭。黃三很氣憤地告訴了我，我認為至少在殷海光家裡，殷海光應該為我仗義執言的，怎麼可以這樣？我生氣了，就不再去殷家了。有什麼事，我都叫黃三、孟絕子、王曉波去辦，當然我還是關心他的。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我那樣長久地不去他家，是一件錯誤。那時他生命已在最後一年了，他變得軟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時清明。就在這種衰病侵尋之中，殷海光被兩批人利用了。這種利用，我直到他死前一天和死了以後才陸續知道。如果我常去看他，也許情況不會那樣糟。第一批利用殷海光的是陳鼓應這批人。他們斷章取義，東拼西湊，製造了一本《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說殷海光臨死前對中國文化的看法有根本性的改變，並且強調這一點，把殷海光在《自由中國》的偉大貢獻輕輕帶過，把殷海光為自由民主的努力，反獨裁反極權的努力都輕輕帶過，甚至把殷海光描繪成一個臨終的悔罪者似的。這是對殷海光最卑鄙的誣衊。參加這種誣衊活動的，除陳鼓應這批人外，國民黨文化特務徐復觀，和頭腦不清的韋政通等也都在內。這些人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因為我們知人論事，必須以成熟時期、健康時期、神智清明時期的長時期均衡表現為準則，怎可以拿衰病侵尋的行將就木者的言論來做準？古代凡是皇帝死前的詔命，都不被輕信，認為是亂命，其理在此。何況，陳鼓應這批人從來沒有任何殷海光的親筆或錄音以證明他的轉變（連一片「你辦事，我放心」式的小條都沒有），我認為《春蠶吐絲》中許多話，根本是捏造的、加工的，或有意重描濃寫的。這顯然是一本為取悅某方面而供自己做敲門磚的偽書。第二批利用殷海光的是殷太太這批人。殷太太夏君璐是非常賢惠的女性。她長得比殷海光又高又大，待人親切有禮。她在《永不能忘的日子》裡寫道：「事實上我對我丈夫的思想一點也不懂。」這話倒很近實情。我在殷海光家無數次，大家上天下地地談，但殷太太從沒參加過。我對她瞭解很少，直到殷海光死前頭一天，我才驚訝地知道她參加的是教會活動——她是一個虔誠得近乎狂熱的基督徒！那天她拿出一本筆記給我看，說：「這是殷老師最後信了上帝的證明。」我翻了一下，說：「這些筆跡不是殷老師的啊！」她說：「是我記錄的。」我當然懷疑，可是正忙著替殷海光準備後事，我並沒重視這本筆記。但我覺得很荒謬：殷海光從沒有跟我提過他有一個信上帝的老婆，他自己也從不信這一套，怎麼今天忽然冒出一個信上帝的，並且還說他也跟著信了，這不是趁病打劫嗎？第二天下午，殷海光死了。殷太太后來在《「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中說：「到家不久，李敖及孟祥柯和我一齊去懷恩堂商量一些事情及決定追思禮拜的日子。」她這段話，是長話短說了。因為頭一天筆記的事，使我感到一批教棍可能利用殷海光，我該特別防範一下。果然回到殷家，殷太太就堅持以宗教儀式辦後事，並說已跟懷恩堂的周聯華牧師約好，現在就去。殷太太大概沒想到我是個激烈反對者，她約我一起去懷恩堂，要我代他們潤色一下已寫好的殷海光《安息在主的懷裡》的通告稿。不料我一見周聯華，就把他責備一頓，我說你給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做後事吧，何必又來糟蹋殷海光！孟絕子在旁也支援我的責備。我堅持刪掉「安息在主的懷裡」等鬼話，爭執不下。最後我只同意用「永生」字眼，「永生」不算是宗教字眼，但可使教棍們自以為是，殷太太總算同意了。再回殷家，殷太太在廖融融等許多人面前向我說：「李敖，你是戰士，可殷海光不是了，殷海光已屬於上帝！」王曉波在《殷海光先生臨終日誌》中記這天晚上「廖融融言：殷師母告其得上帝啟示，殷先生遺稿概不出版。並言其與殷先生結婚以來，每日擔驚受怕，不願殷先生陰影再籠罩她。殷先生死了，她應該要得到解脫。」王曉波的記錄，告訴了我們：思想家是不宜有「對我丈夫的思想一點也不懂」的太太的，思想家討錯了老婆，在他死後，對他思想的流傳必是一種妨礙，從托爾斯泰到胡適，無一例外。殷太太是我尊敬的女性，但是教棍生涯使她把最後一年的殷海光「夏君璐化」，這顯然更使思想家警惕。《詩經》有一句是：「‘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用來做有趣的曲解，正好對這段殷夏婚姻，有了先知式的預言。
1969年，我知道殷海光的病情，我還想做一次挽救。我告訴黃三三點意見，如能這樣做，我還願試一下，可是沒有結果。9月12日，殷海光病情惡化，送入臺大醫院，那時黃三已離臺，由王曉波通知我。14日，我把一封信託王曉波交殷太太，裡面說：
海光先生今年病情轉劇，我因前年去年兩次送殷先生就醫，反落埋怨，埋怨倒不重要，重要的是處理殷先生的病況，技術問題不易統一，人多口雜，責任不清，反易誤事。所以今天之事，我一開始即面告黃三三點，表示如此三點不能實行，我再介入，是與人扶同誤殷先生，我絕不幹。
我曾面告黃三，殷先生既住入臺大醫院，不宜再出院，更不可亂投醫吃藥。今既出院無效，再回臺大醫院，不可再事更張。如不幸不起，遺體應捐給醫院，全權委由醫院代辦喪事。醫院方面，最後骨灰宜交由家屬領回。至於立碑臺東，灰灑太平洋等議，如無技術困難，自應照辦。
殷先生如去世，真正有意義的紀念方法是整理遺稿，保管遺物，以備發揚殷先生思想及籌議紀念館。
殷先生死後，當儘量避免偽自由主義者利用。故所謂治喪委員會之類，當一律避免。不能組織維護殷海光學術自由者（如毛子水），不配為治喪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