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葉明勳也為這事丟了官。兩年以後，嚴僑竟死在火燒島。在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六十八歲條下寫著：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沉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兒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訴他祖父什麼「象」呢？嚴僑死了，在他原來的神到自由主義的神的路中間，他倒下了。

「嚴僑事件」是我生命裡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離去使我有很長一陣子心灰意懶；「嚴僑事件」對我是一個總結，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給我自己結一次賬。那時候的「李敖思想」是一個大雜燴，那時候的我，做過全臺灣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的得獎人、臺中市祝壽論文的冠軍，以及錢穆的忠實讀者。一箇中學生，收到錢穆寫的信、送的書，竟沒有變成錢穆的徒弟，竟在幾年後放棄了「錢穆的路線」，這不能不說是怪事吧？

如果我沒有看過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國粹派的書，而只看過你的書，而受你深刻的影響，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當我在右派的書堆裡打過滾，在左派的遠景裡做過夢，又在國粹派的本位論底下受過歡迎以後，轉而拿起《胡適文選》，這該是一件很有味兒的事。就老一輩的人說，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帶給我這麼大的變化，使我在迷亂裡面，放棄了舊有道路——那些使我著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熱，四十一年10月1日，我在臺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你，那時我才十七歲，對你免不了多少有點「人身崇拜」。從四十四年2月27日我在《中副》發表文章駁太希的《胡適舊詩詞》起，我陸續寫了不少介紹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現在看起來雖然太糟太濫，但是動機卻很單純——為了我深受過你的影響，我也願意別的青年人認識一下胡適之。

當時許多人笑我，奇怪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為什麼專門寫關於胡適之的？甚至有的朋友開玩笑說：「李敖是吃胡適飯的。」

對別人的誤會我很難解釋，他們不曉得我「宣傳」胡適思想是因為我在右派左派國粹派中有過很長一段的矛盾，他們不曉得我對胡適之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情，這種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別人亂罵你或亂捧你，因此我很費力地寫了一陣子文章，希望人們看看胡適的真面目，雖然我那一陣子的表現可能費力不討好。

等我又大了幾歲，對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跡了，我覺得我比較能夠更清楚地認識你、瞭解你，你有許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非常可愛，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我這種感覺只是感覺而已，我把它們多少表示在我給你的信和詩裡，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我沒有用看「太老師」的眼光來看你，我支援你，向別人為你辯誣，使我在軍隊中得到「思想游移，態度媚外」的記錄（我想你不知道軍隊中有著很盛行的「槍斃雷震，趕走胡適」的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同時還有蔓延成「槍斃胡適」的趨勢）。同時我也批評你，我不忌諱，如果我遠遠站在一旁，誠惶誠恐地「執弟子禮」，或是滿紙「道席」、「鈞鑒」，那未免太俗氣。我喜歡你，為了你是一個「人」，有尊嚴、有味兒，我受你影響和期望自己的，也無非是在權威和群眾底下努力做一個「人」，不出賣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歡麝，為了它們在必要時會毀掉自己，為了換取不妥協。有一次我向殷海光開玩笑，我說：「殷先生，你在臺大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幾個自由主義者，一受軍訓，全都變成國民黨了，據我所知，他們有幾個還是自願的。憑這一點，你應該佩服我。」

也許我值得驕傲，為了我始終未曾放棄我的信仰，雖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點才幹而不能照我的意思來「行道」，我會毫不費勁地背起我的「自毀主義」下鄉去。

我像不相信權威那樣不相信傳統，我是一個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麼，但是他們除非很費勁，否則也很難打倒我。我像一個王八，他們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們幾口，使他們氣得血壓高一高，如果他們勃然大怒操刀而來，那我就只好縮頭不出，任他們花言巧語，我也是不妥協，我可能是一個最沒出息的cynic，在青龍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選擇羅素的洩氣論，不過套一句蔣總統的話即「不到最後毀滅關頭絕不輕言屈服」，這一點總可得「最佳勇氣獎」。好在我對自己目前的韌性還算滿意，我從軍隊裡走回來，還是無黨無派無宗教，還可以很神氣地寫這封長信告訴你我還堅守我們的崗位，在你大博士的領導之下，一同長期發展，一同宣傳自由主義，一同歌頌馬維君的美麗。唯一不同的是你是頭兒，我卻不過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寧下勿高」的哲學，也許我比你還痛快。收到你限時寄來的一千元，開心之至，溫源寧、朱文長他們都記述過你慷慨解囊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褲子既贖回，可說句大話，就是錢本是身之外物，你對人的體貼該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書的事來「誘」我收下這錢，其實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錢是可愛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說這是不「苟取」，老祖宗們鼓吹「一介不苟取」，何況一千元乎？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要堅守固有道德——不能收。你既然這麼好心幫我一個大忙，那麼就讓我把它作為一項借款，用它救一下急，週轉一下，緩一口氣，我決定在明年3月12日還你，「你千萬不要推辭」，這樣辦，又不過分貪財，又不過分狷介，又沒有利息，又穿上褲子，還是再好沒有了！

如果「謝謝」兩個字能表達我的感動，我一定毫不遲疑地用它來表達；如果我不用這種字眼，請你允許我尋找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李敖五十年10月10日夜深

這是一封動人的信（內容關於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適死後，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吳煥章先生予以澄清，證明我懷疑的並不正確），胡適看了這封信，拿給一些人看，當他拿給葉明勳、華嚴看的時候，得知嚴僑之死，只是誤傳，他趕忙寫信通知了我；不過，當他拿給徐高阮看的時候，卻被這共產黨變節者、國民黨臥底特務、「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扣住不還。這時胡適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變成了李敖「知匪不報」並且「預謀投匪」的鐵證，最後，徐高阮聯合了胡秋原，把這封信發表在胡秋原辦的雜誌上，並檢送原信，告到警備總部。從法律觀點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時年僅十多歲，期間已過十多年，時效自然早經消滅。警總承辦此案的魏宜智上校當然清楚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辦法可循。魏宜智他們顯然權衡得失，放了我一馬。三十一年後，我在復興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駐足小聊，往事如昨。經過三十一年的歲月，邪惡的徐高阮早已地獄單行，而發表這封信的胡秋原也換來橫禍雙至：不但以誹謗被我告，要賠我錢，並且我以假扣押方法，還在他「府上」貼了封條！最反諷的，是當年把自己戴過的紅帽朝別人頭上冠、舉發李敖是「匪諜」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區」去了，並公然主張聯「匪」統一，今天且是所謂統一聯盟名譽主席！人世角色轉變，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邊叫抓「匪諜」一邊喊聯「匪」的，這是哪國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記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覆覆」，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覆覆」的實際記錄，計開：胡秋原做共產黨（含共青團），前後二進二出；做國民黨，前後三進三出，自國民黨、共產黨成立後，誰有他這樣「反反覆覆」的記錄啊？最可恥的是，以這樣又紅又藍忽紅藍的人，居然還舉發別人是「匪諜」呢，胡秋原發表我這封信後，寫讀後感說：「照我的判斷，此信是一種匪諜對胡適先生施用‘統戰’手段的信。」這是公然舉發我是「匪諜」了。我很高興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這種先知式的舉發，這位做過共產黨特別黨員出身再轉為國民黨大員的「匪情專家」對我如此恩寵，一朝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時，我自當以他賜給我的「匪諜」證明前往歸隊呢！我給胡適的這封信，最後竟惹來這樣荒腔走板的大禍，自非胡適始料所及。

1962年1月，胡適死前不久，對我有所評論，評論之言，都收在他的秘書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裡。胡適說李敖「喜歡借題發揮」，說「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他能夠看出來我寫文章的「喜歡借題發揮」，是他的高明處，但他把「喜歡借題發揮」看成一種大忌，卻是他的大錯特錯。胡適在1930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辯護他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曾說考證《紅樓夢》只是「消極」的目的，他別有「積極」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說考證來「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考證《紅樓夢》是本題，是「消極」的；考證以外「借題發揮」的題外有題，才是「積極」的。胡適的毛病在他做這種雙軌作業時，在本題上陷入走火入魔、積重難返，因此雖未捨本，卻舍了更「積極」的本，最後「功夫」總在「雕花手藝」上，「纏小腳」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題發揮」的真義了，真是悲哉！至於我自己，我絕對不會發生他這種錯誤，我在寫作上，大體都能堅守經世致用的檢定標準，我總是用大學問「大手筆上顯功夫」（本題），緊接著就是畫中有話（借題發揮），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潑墨，而在使敵人全軍盡墨。最後的轉折，就是借題發揮，淋漓盡致而後已，蘇東坡講作文要行雲流水，我的行流最後，竟是怒潮飛瀑、一瀉千里。惜此種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適是我在北京念小學、念初一就久聞大名的學者，在臺中一中時，從陳正澄那裡借到《胡適文選》，又在舊書店買到《胡適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使我對他大為佩服，但絕沒想到，在他生前死後，竟跟我有那麼多的奇緣與橫禍！事實上，奇緣後來還在衍生呢！他給我寫的字，為了義助慰安婦，我拿出拍賣了一百萬，由臺大醫師陳耀昌義買了；他送給我並題字的華嚴《智慧的燈》，我點名葉明勳、華嚴夫婦以一百萬義買了（他們夫婦出了一百萬後，又把該書捐給胡適紀念館了）。這種奇緣還沒停止，到了1998年更妙了，我在歷史系同班老同學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身份兼領胡適紀念館，我跟他說：「過去胡適紀念館一直被壟斷，胡適留下的稿件我們都不能完整看到，錢思亮當年說胡適有一封給我的信的殘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應了，他囑咐在紀念館工作的朋友們找找看，回報說找不到。可是過了幾天，英惠突寄來一信，開啟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頁，第四頁寫了一行，就停筆了。英惠告訴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書的時候，忽然在書與書架間的空隙處找到塵封多年的幾張紙，開啟一看，原來就是這封信。信的第一頁左上角有錢思亮的親筆（錢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陶英惠做過秘書處主任，所以認識他的筆跡），上面寫道：「這是一信（封）胡先生沒有寫完的信，請妥為儲存，因為這是胡先生人格偉大和做事認真最好的一個證明。」既然上有錢思亮親筆，可證放在那麼隱秘所在，絕非胡適生前所為，那麼這又是誰幹的事呢？為什麼不把這封信放在胡適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點「陰謀論」的緣故，有人陰謀之後，忘了或不便弄出紀念館，所以就塵封了。這一塵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間，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老，人世滄桑、玄黃乍變，也都不可思議。但最不可思議的，倒是這四張信紙，它歷經三十六年，終於給我看到了。寫信人是這樣下筆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這一個月以來，有不少人稱讚你作的《播種者胡適》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澆幾滴冷水。

我覺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應該有人替你指點出來。很可能的，在臺灣就沒有人肯給你指點出來。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擔任這種不受歡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夠正確的事實。如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葉蛋吃」——其實我就不會「買菜做飯」。如說我「退回政府送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就從來沒有過送我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又如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的家屬的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我至今還想設法搜全他的著作，已蒐集到十幾本了；我盼望將來你可以幫助我搜集：我覺得他的著作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

別的小小「不夠正確」的例子，如你引的《舊夢》，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又此詩應分兩節寫，前後兩節各四行。又此詩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見於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確？

在「經歷和著作」裡，也有很不正確的地方，如我在康奈爾只得了並沒有經過的階段，就直接準備博士學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種者胡適》是1962年1月1日發表的，胡適信中說「這一個月以來」，自是2月間寫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見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寫的，那時他七十二歲。這封信，寫得又認真、又婉轉、又誠懇，足見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過他不知道我寫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別人的書裡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資訊有問題，我也跟著「不夠正確」了。像退回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我根據的是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像到監獄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據的是陳之藩《在春風裡》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監時，他（胡適）去探監」的記載……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適本人親筆否認，自當以當事人自己的更正為準，以免「不夠正確」。不過，胡適年紀大了，有時他的記憶力可能出了點問題，例如「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那句話，他說「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事實上，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寫給蘇雪林信中引用的話，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又如《舊夢》那首詩，他說我引用「小小‘不夠正確’」，他說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據，是初發表時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號（1928年8月上海出版）上並收入胡不歸《胡適之傳》裡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飛簷一角」，明明是「（聲苦）無人懂」，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可見胡適縱為當事人，「不夠正確」，也未能免。……陶英惠來信舉胡適寫給楊聯升的信，自道記憶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誰都避免不了了。

胡適死前頭一天，他還「下條子」，請他的秘書胡頌平把他寫的《康奈爾傳》送給我，他對我的好意，真可說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別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唯一不負他期許的一位，雖然我對他的論斷，他不一定服氣。照楊樹人的回憶，胡適當年看了我寫的《播種者胡適》，還甚為不悅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認為胡適是頭腦比較清楚的，在肯定個人價值與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顯得頭腦出眾。胡適憂慮「五四」以後思想自由被國民黨與共產黨左右雙殺，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別強調他一貫的個人主義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後十一年寫道：「這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多克芒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他說這話後六十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還特別引證加以頌揚（當然克林頓他們犯了「不夠正確」的毛病：在演講中，克林頓說這話是五十多年前胡適說的，事實上是六十八年之誤，事後國民黨偽外交部長鬍志強把這話寫成橫幅送給洋大人，卻把「奴才」錯寫成「奴隸」，「不夠正確」得荒腔走板了）。這種思想雖是胡適思想的精華，可惜的是，胡適一生中，精力花在此類「思想作戰」上太少太少，結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聲音，已經淪為浪花餘沫，被夾擊得沒有多少還手之力。而他本人，也變得老憊而世故，與「五四」時代的胡適，不能倫比。這是胡適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思想作戰」上，形成如此敗績，胡適不能辭其咎，而我們又深為胡適惜也。

1990年12月，胡適百年誕辰，《民生報》的徐開塵要我寫一篇紀念短文，我寫了《胡適百年孤寂》交給她，全文如下：

《讀書週刊》要我寫一千字談談胡適的文字，以紀念胡適百歲誕辰。我想今天趕時髦談胡適的人雖多，但是真正與他有淵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1935年，胡適大我四十四歲，跟小他四十四歲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唯一的一個。自我以下，不但趕不上和他有淵源有交往，甚至連見過他的人也不多了。——他畢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離我們太遠了。

我初見胡適在1952年，那時我是臺中一中的學生，跟他只匆匆說過幾句話；七年後，1959年，他約我單獨大聊了一陣，那時我是臺大學生。後來又見過幾次面，通了幾次信。1961年我進臺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特別限時信寄來一千元，並寫給我說：「……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從這點上，就看出胡適的細心處，他一方面雪中送炭，另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這一炭。這種細心，在二十二天後的另一封來信裡，再度表現出來。在這封信裡，所寫的內容，如被郵局檢查到，會給我帶來麻煩，因此他不郵寄，而在信封上寫了「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由姚從吾老師「偷偷」轉給我。

胡適是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並不是我的老師，但他跟我說，他完全不記得我父親這個學生了，這是我父親在北大成績並不出色的緣故。胡適的學生姚從吾是我老師，姚從吾寫信給人說，胡先生待李敖如羅爾綱。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我感到姚從吾老師所說，不為無因。在胡適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沒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願，也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了。

胡適死後八年，我為《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編標題，在一封被我標做《收徒弟的哲學》一信裡，重溫他引清朝學者李恕谷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頗有感悟。胡適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熱鬧的，但他死後，他的朋友卻猶大者天下皆是也，幸虧有我這種「士」來不斷從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償其所願。梁實秋在《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中說，胡適告訴他「臺灣有一位年輕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事比胡適自己還清楚」。我相信這是真的。胡適「交友」是失敗的，但「求士」卻沒看走眼，我的確是最清楚他的一個人，每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如今胡適百年孤寂，我千山獨行，自念天下不可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為，權寫雜感，以志里程如上。

這篇文字，可說是胡適與我之間的一個簡單縮影。我沒做成他的徒弟，但是雲龍契合之際，我卻在他生前死後，做了比任何人都識其大者的事。這種奇緣與情義，求之古今人物，亦屬罕見。清朝王源《劉處士墓表》中記「劉獻廷嘗從容謂餘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我想，胡適死而有知，當有劉獻廷這一感嘆。

我在臺大時，所佩服的在臺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臺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掛帥、武士刀掛帥、知識分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對他們兩位的綜合看法，1986年10月號香港playboy中文版由黎則奮訪問我時，有這樣幾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適和殷海光的影響，究竟影響在哪方面，是否對自由主義的堅持？

李敖：他們對我的影響不是那麼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則，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響比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較能夠維持自我，愈來愈進步。胡適則愈來愈退步，做了官之後，他應酬太多，連學問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麼，如果你要為年輕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會推薦何人？

李敖：不會，一個也不會。

playboy：真的沒有人值得你佩服嗎？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鏡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後一代超過他們，龔定盒說「別有狂言謝時望」，我想，我這最後的狂言，就是我對他們最大的敬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