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後抵高雄；十一天後，我在臺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住所。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計程車回來，那是我第一次坐計程車，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隨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驚害怕，連喊：「下車！下車！」——人窮之時，連計程車都坐不安穩也。在「四席小屋」四個月後，6月15日，我改租「碧潭山樓」，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徜徉其中，頗得山水之樂。滿清遺老寫詩說「委蛻大難求淨土」，此之謂也。8月18日我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時候，發生了陳驥、吳章銓陳情事件。陳驥、吳章銓是高班的研究生，他們不識相，向校方提出陳情，替歷史系提出興革意見。臺大校長錢思亮、文學院院長沈剛伯，一怒之下，把陳吳二位記過，二人大呼負負，我戲呼這是「臺大的陳勝吳廣起義」。我後來跟朋友說：「你們看到我怎樣對付臺灣大學了嗎？——我寫文章公然攻擊臺灣大學，可是錢思亮、沈剛伯不敢動我一根毫毛！他們就是不敢對我這特大號的研究生有任何懲處，他們是專揀軟柿子捏的，他們就是不敢惹我！陳驥、吳章銓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費了、弄錯了——他們想用陳情的方法去跟國民黨打交道，這是枉費心機、是反要惹來一頭霧水的笨事！對不可救藥的統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陳情的；因請願而灰頭土臉、而吃耳光，是可恥的！」

這個研究所，最後我沒有唸完，就自動休學了。但臺大跟我的樑子並未中止，全部內情，有一封我給錢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長：

五十二年夏天長談之後，迄未晤面；冬天我為文論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無形中已與母校疏遠。我是五十二年3月19日自動在歷史系研究所休學的，第二年春天，本應復學，可是我不高興再來辦手續，就這樣的，我離開了臺大。

離開臺大後，外面傳說我是因為罵學校而被開除的，我每聽到這類說法，就立刻加以解釋，我不但說我是「因為學校腐化，不高興再念，而自動休學」，並且還指出「錢思亮、沈剛伯諸君還沒有那樣壞或有那樣的膽量——敢開除李敖。他們曾警告兩個私下裡寫信建議的學生，卻不敢碰一下我這個公開寫文章攻擊他們的學生——這就是他們的公平和膽量！」

我對母校腐化情況的攻擊，我知道惹得你們極不痛快。你在黃季陸部長面前大罵我的話，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總該知道，我不是沒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臺灣大學的「新十誡」及其他》被我直壓到今天，才肯公佈。光此一事，就可證明我不是不為你們留點餘地的，你們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也！

提到你們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我倒要正式問你一件事。你知道我為寫文章論列胡秋原「閩變」叛國事，被他誣告到官廳，纏訟四年，還沒了結。我寫這篇辯正史實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參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參考臺大藏的，如「閩變」期間民國二十二年12月11日的《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當打官司的時候，法官問到我材料的來源，我完全根據實在情況說明，坦然陳述，自無疑義。誰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項證據，他說他去函臺大，問臺大藏書和李敖借書的情形，據臺大回信，說該校根本沒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所以李敖是當庭說謊云云！

胡秋原這番話，使我大惑不解，因為我明明看過並且至今還有「圖片證據」（圖片上有鈐記是臺大藏書）來證明臺大藏有「閩變」年份的《國聞週報》，我的母校，怎麼會公然作偽證呢？

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託律師從胡秋原呈庭的證據中，抄出了臺大的這封回信，全文如下：

臺灣大學

敬復者：3月21日

大函敬悉承

詢各節經交本校圖書館查報敬復如次：

（1）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室存有該年份《東方雜誌》，中國文學系研究室存有《國聞週報》，唯其中無來示所開年月份之部分，至該年份《大公報》，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圖書，供師生研究參考之用，有關學系師生可就室閱覽。因人數眾多，如非借出室外，自無登記記錄可查。所詢研究生李敖於五十一年9月內有無借閱各該書刊一節，經圖書館查閱借出登記簿內，該月無此記錄（五十年12月9日該生曾借民國二十四年份《國聞週報》十二~二十四期之合訂本，與來示所開年份不同，該年份《國聞週報》，本校並未存有，已如前述）。

國立臺灣大學啟五十二年4月5日

看了這封所謂「敬復」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確公然的在幫助「校外人士」打擊自己學生——的確明目張膽地做了愚蠢而陰險的偽證！

當然了，這封偽證信是經過校長授意才發出的，所以它的失態，不單是國立臺灣大學的失態，也是我們當今「太學祭酒」的失態。校長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個國立大學，有什麼必要，要「敬復」外面人的這一封信？來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國立大學又有什麼權力，什麼法理依據，要向來信人「敬復」一個被他在法院誣攀的自己學生的在校狀況？退一步說，你們發賤，「敬復」也可以，但怎麼可以「敬復」得以偽證陷害自己學生？你們到底有心肝沒有？

校長先生，你託你是胡適乾女婿的福，躋身為今日臺灣社會賢達、學術自由的象徵。你到底為維護學術自由和自由學人做了多少事？挺身為這些人事「抗」（káng）了多少？你心裡有數，我們心裡也有數。要你這種軟骨病的人來「抗」什麼，我們知道這是奢求，但我認為你既不敢「抗」什麼，至少不該一反其道，反倒助紂為虐地「陷害」什麼。可嘆的是，你畢竟畏於權勢，居然一再協同「陷害」了。——我為你可惜，我為你可恥。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來不想勞動你，所以一直沒請法院傳你作證。現在關於胡秋原叛國資料的來源問題，因胡秋原仍利用臺灣大學的偽證信來打擊我，所以我現在不得不請法院開始傳你，希望你先讀讀「刑法」中偽證該當何罪的條文，再來答話。你若想在出庭前參觀我的「圖片證據」，以便有所準備，我也歡迎，但請不必擺架子，一定要你親自來，才給你看。

1966年，被胡秋原誣告後第五年的開始之日，

李敖在臺北敬祝

思亮校長早早退休！

收信後，錢思亮縮頭烏龜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當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領卻可拿出證據，讓他遺臭萬年。錢思亮如此卑鄙，幫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發難揭發臺大黑暗所致，在我發難以前，他對我這臺大名學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歷史系畢業謝師宴上，他特別招手請我過去跟他聊天；1963年夏天，他還特別與我做了一次長談，長談中他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胡先生（胡適）死後，留下一些遺稿，其中有一封寫給你的信，可惜沒寫完，所以你直到今天還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認你在《播種者胡適》文章中提到的六萬美金的事，你說政府送他六萬美金宣傳費，胡先生退回了。你寫出胡先生這種高風亮節，對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認對他好的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偉大。」那次談話以後，我們便沒再見面了。

我在「碧潭山樓」的時候，曾有一封惹來大禍的長信給胡適。這封長信起源於胡適看我太窮，限時信寄來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蠻值錢）。我很感動，乃寫了這封信。事緣1952年10月2日，胡適到臺中來講演，那時我在臺中一中，頭天在火車站遞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特別翹課去聽，回來被訓導主任譚卓民警告，我在週記裡特別抗議，表示不服。念臺大後，到胡適死前，我跟他偶有往還。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覺得受之有愧，決定1962年3月12日以前還他。到了2月，錢一直沒著落，我心裡很急，不料2月24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釋重負」，我想起《胡適留學日記》中「借一千還十萬」的故事，我後來雖沒還他十萬，但對胡適思想的流傳，從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倒是盡了「還十萬」式的努力。收到胡適的一千元時，我的長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我不喜歡假惺惺地謙虛，我自覺我個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我個人的歷史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某一些青年人——他們怎樣在成長、在選擇、在迷亂，最後怎樣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這一段辛苦的過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運氣較好的一個，因此我還能自由地活著，活著講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幾歲起就在山東做叫花子，後來替人趕馬車，流浪到關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幹過十分之一。還有「外一章」——做過土匪，一次負了傷，躺在土坑裡窮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討了她做老婆，我爺爺也是個ptt，從此洗手從良，幾十年後，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銀樓。我奶奶真能生，獨力生了十二個（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她是熱河人，我爺爺一生氣就罵她「窮山惡水，醜婦刁民」。可是「醜婦」頗有眼光，至少她說動了我那目不識丁的土匪爺爺，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師大學堂。

「老二」在民國九年入了北大國文系，他的同班陸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沒有，一畢業，十幾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棄了吉林送他留學的公費，使他在抗戰時逃不到大後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動了（九一八事變後我們全家到北平，我父親到處找事都沒頭緒，他去找過你幫忙，可是你沒見他，他很失望，所以後來一提胡適之，他總是唔呀唔的）。後來他總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辦移交的表現，居然使一位朱九爺賞識了他，此後一直保薦他，直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菸局的局長（他在勝利後從書堆裡掏出一張馬占山開給他擔任敵後工作的證明，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

日本華谷中將（？）為了打擊王克敏，說我父親貪汙，一年監獄審問竟找不出證據，出獄后王克敏為了酬勞他的「盡職」，給他做華北禁菸總局的局長，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幹了，急流勇退，是他聰明的地方。勝利後北平大抓漢奸的當兒，他卻安然化名在東北營城煤礦做他的總務處長！

抗戰時沒逃到後方，他頗以為憾，所以共產黨一來，他決定先跑，跑到臺灣來，箱裡的老底子全折騰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沒錢，按說我也不相信，但我發現早上起來必須要用鹽水代替牙膏的時候，我開始相信了。

我父親有意埋葬他過去的歷史，重新撿起他在北大剛畢業時的行業，在中學教起書來，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懷疑的，可是他的口才與辦事能力我還看不到有誰比他好。他看到他舊日的老同學，凡是不為家累逃到後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監委」。他的學生也做了次長了，他似乎不無感慨。他是一塊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這方面繼續發揮所長，所以就安心做了一個好教師。

他死的時候居然落得臺中市市長以下兩三千人送喪的場面，那時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師表，人人歌頌他，同時痛罵那「不磕頭，不燒紙，不流一滴眼淚，主張喪禮改革的兒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經驗，是我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尋一個《我對於喪禮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試驗人，你一定無法阻止我的自薦。但是當我反抗我的長輩們逼我磕頭的時候，在我腦袋裡打轉的還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詩——《禮》！

那是我大學一年級的事，那時我剛二十歲零二天，可是我覺得我已長成了。

二十年間，我那三姑六婆化的家庭與頗識時務的父親並不能給我什麼脫俗的影響與身教，正如一般中產階級的中國家庭一樣，在這種環境裡按說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男孩子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叛徒，可是我畢竟以這種身份出現，當我父親眼睜睜地看我退還他的壓歲錢宣佈「不過舊曆年」的時候，他的表情是我不能形容的。

如果我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我自己，那太麻煩了，因為我的形成很簡單，我該感謝我父親的就是他老先生從來允許我自由意志的自由發揮，在別的小男孩還在玩泥巴的時候，我已經為自己佈置了一個小圖書館，我父親從來沒有拒絕過我向他要錢買書，從來不干涉我想要看的書，逃難到上海的時候，學費太貴，我的姊妹們都失學在家，他卻叫我去讀緝槊中學（就是你教過書的華童公學），不讓戰亂耽誤我的學業。二十年與他相處，他似乎充分發揮了「北大精神」。看到周德偉不管他兒子，我向他笑著說：「所謂北大精神就是‘老子不管兒子的精神’，你們北大畢業的老子們都有這種精神。」

從1935年以後，儘管世局天翻地覆，一個小男孩卻能安坐在他的小象牙塔裡，慢慢地成長，家庭、父母、姊妹、外人都不能「引導」他，因為書本早已取代了他們的影響而把我帶入一個新境界。在一個六年級小學生的書架上，客人們可以看到《中山全書》，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我的奮鬥》，和大量左派的書報：從《觀察》《新華日報》，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這些早慧的成績雖然帶給我那小頭腦不少的驕傲，可是也帶給我不少的迷亂。

整個的初中我都陷在迷亂裡，直到我進了高中，直到我碰到了我的老師嚴僑（以僑），我的生命才起了突變。

嚴僑是嚴復的長孫，初到學校的時候，立刻使我們傾倒，他的熱情與犀利，文理科的知識，英日文的熟練，都不是那些混飯吃的教員比得上的。很快的，我跟嚴僑建立了友誼；很快的，我知道了他為什麼整天買醉——原來他是共產黨！

他到臺灣來就被發現，她的妹夫葉明勳保了他，他沒被捕，也不能活動，很苦悶。住了幾年，讀了些書，居然也有點自由主義的傾向，所以更加苦悶。一天夜裡他又喝醉了酒，竟向他的小知己大哭，他對我說：「我不相信國民黨會把中國救活，他們不論怎麼改造，也是無可救藥，他們的根兒爛了。十多年來，我把自己投入一個新運動，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險、吃苦，為了給國家帶來一個新遠景，所以我做了共產黨，我志願偷渡過來，為我的信仰做那最難做的一部分。可是這兩年來，我發現我變了，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現在我們的名冊裡並沒有你，可是我想帶你回去，帶你去共同參加那個新嘗試的大運動，這個大運動是成功是失敗不敢確定，但它至少犧牲了我們這一代而為了另外一個遠景（多像丁文江！），至少比在死巷裡打滾的國民黨痛快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