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臺灣，再過四個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來，我結交臺灣人無算，從賢到不肖，各類俱全。但我的生活範圍很窄，所結交者，多以同學為骨幹。我在臺灣從臺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唸到臺大研究所自動退學，結交了不少同學，其中尚有可記者，足資警世，老同學施啟揚，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後進臺中一中，那時臺中一中比較難考，外省子弟多去臺中二中。兩個學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臺中一中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臺灣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極低，約佔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時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連，同學很自然就認識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啟揚，他在戊班。

施啟揚小時候長得就高高的，人頗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討厭，不知什麼緣故，惹毛了外省同學陳士寬等人，結果被揍了一頓。那時我跟他不熟，直到進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鄰，才熟起來。他請我去他家玩，也來我家。他為人少年老成，像個小大人，脾氣雖好，但也喜歡爭辯。我那時知識成長已經極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詞，頗為張狂。當時班上同學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寫匿名信丟在我書包裡痛罵我。不過我的張狂，純是知識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緣亦佳，跟朋友只抬槓，不翻臉。施啟揚由於像個小大人，卻不為同學所喜。人又很笨，爭辯起來，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勸我：「你不要同施啟揚爭辯了，施啟揚這個人頭腦不行，你何必費唇舌。」這話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於我自己年復一年在知識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基本上，學校和同學是不能滿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雖然人緣亦佳，但內心深處，我卻與人頗為疏離，我有一種「知識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討厭制式的學校生活。讀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唸了十幾天，就因痛惡中學教育制度的斲喪性靈，自願休學在家。我父親是1926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的，充分具備著北大那種「老子不管兒子」的自由精神，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罷！」

我父親當時正是第一中學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

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

在我在家養氣的時候，一天施啟揚跑來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講人情。王孟仁是我父親老友，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為人鷹隼精明，講了一口好日本語，也在一中教書，他最不喜施啟揚，不曉得什麼事，施啟揚開罪了他，求我去說人情。王老師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討了臺灣寡婦。他又深沉又喜歡寫打油詩，與許文葵老師互罵，人頗有趣，我偶爾登門同他聊天。這次為了施啟揚，乃親去王府。不料我說明來意，王老師卻滿面怒容，他說施啟揚是職業學生，早晚會大做國民黨狗腿！我當時弄不清他們師徒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便深問，敗興而歸。三十多年後回想此事，我還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師的話，真要佩服他是預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進臺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讀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動休學。痛快了幾個月，然後考入臺大歷史系。在歷史系後期，我住在溫州街73號，臺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頗多法學院的同學，因為法學院是我「孃家」，所以跟他們更熟。施啟揚那時在法律系法學組，常來看我，我也去看過他。有一件事是他的「義舉」，值得詳記。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親孟昭常和他母親早在印度離婚，離婚後他和弟弟孟大強都隨父親到臺灣讀書，母親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離婚時，離婚證書上兄弟跟了母親，那麼兄弟兩人即可視同僑生，不必當國民黨的鬼兵了。孟大中聽了，為之心動，希望我幫他假造一張離婚證書。我說可以，可是其中法律問題得找施啟揚。於是找到施啟揚，告以原委，遂由施啟揚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當年印度離婚情況的「離書」，其中每一細節，包括幣值換算，都做得天衣無縫。造好後，由我親自刻印二枚，作為證人。一人名彭立雲，一名為孔昭慶，用印後，全紙用茶水泡過，再予曬乾，於是大功告成。為求妥善，我建議孟大中去找臺大訓導長查良釗，查良釗當年也在印度，與孟昭常為舊識，可做人證。查良釗在西南聯大時外號「查婆婆」，樂於助人，又為人糊塗，如告之以離婚時兄弟跟了母親，他必然會跟著說模糊記得，如此在「離書」以外，可多一人證。於是一切依計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當兵，遠走高飛矣！我在《大學後期日記》中1958年5月13日條下寫「昨今日皆研究離書」及刻印的事，即隱指此事。7月10日條下寫「夜大中請我和啟揚晚飯，後去新生看god’slittleacre，我是老馬請的。」就是事成後孟大中的慶功宴。施啟揚當年肯這樣義助朋友，冒險一起偽造文書，我至今感謝他。

我在大學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啟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特別告訴了施啟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寫的借書信，經常是這樣子的：

李敖兄惠鑑：

下列諸書寫報告須做參考之用，不知貴系圖書室或中文系圖書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請即交由家弟敏雄攜至法學院是幸：

（一）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冊）

（二）程樹德?《中國法制史》望能速借，勞神之處謹先在此致謝。專此敬頌學安

（請代向貴室諸室友問好。）啟揚上5月16日

李敖兄：

來訪未遇。《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發達史》及《歷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學期結束前（1月15日前後）奉還。

祝愉快！啟揚留12月24日中午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書籍貧乏，今日不難找的書，當時都視為奇貨。從這兩封信中，也可約略看出那時大學生的處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學畢業返回臺中，有日記如下：「四時十分與弘、祝公、庭生、鼓應、克斌同車赴車站，華俊與又亮已先赴車站辦好行李。至車站時，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漢3馬宏祥4白紹康5華昌平6李華俊7陳又亮8陳鼓應9祝庭生10張克斌11袁祝泰12朱廣誠13黃錫昌14施啟揚15佟耀勳16闕至正17孫英善18林淑美19楊祖燕20楊世彭21袁天中22蕭啟慶23王尚義24陳良榘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這段日記中，可見我交遊廣闊、人緣亦佳。送行人中，李華俊、朱廣誠、施啟揚都是我臺中一中舊識，最早認識的。

我返回臺中後，等待南下入營做預備軍官。施啟揚有信來，也談到借書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謝謝您。在校時勞費您代借書籍，至以為謝，並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當兵了，而且是最壞的一種步兵，7日入伍，我因學校有事（現在在系裡任助教，無法隨便跑）不克返臺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飯、見見靜波，甚覺可惜。蕭啟慶已考取研究所了（羅某亦取了），今後可以勞煩他代借書了。我記得上次在您寢室，見您曾借得商務《萬有文庫》裡的《唐律疏義》，不知您從何處借得，如尚記得請以後來函時，順便惠示，因蕭啟慶對多處書籍恐無閣下之熟悉，故先問妥。專此敬頌近安

並請向靜波問好啟揚上9月5日

從這封信裡，可以看出施啟揚他們研究法制史，竟連《唐律疏義》等起碼的書都不得見，當時大學生的貧困與孤陋，由此可見。

我當兵後，施啟揚也有信：

李敖兄惠鑑：

華翰已敬悉，因雜務纏身，迄今始奉復，謹致最深歉意，並望鑑諒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訪蕭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並無蕭先生之名（宿籍），想蕭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歸途在校總區見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學生，但現在學的卻是化學。他領我參觀他的研究室，儀器書籍滿室，使我慚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數學在「戊組」，而且經常在及格邊緣，高二、高三時對理化等更無興趣，在那段日子學理科的課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並未吃過苦頭，我現在看了理化數學的儀器書籍內心猶有餘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託他找蕭先生，昨天他來函說蕭先生已找到，並將《唐律疏義》寄託他處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蕭先生，因為我需用的書籍大都是勞費您代借的，謹在此致最高謝忱，並請您在給蕭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謝意。我向您借的書除《唐令拾遺》《中國婦女生活史》，明日攜往蕭先生處請他還給圖書館外，《唐明律合編》《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義》假如可以繼續借而不麻煩的話，就準備再借下去，因為我的報告必須再加修改補充，現共有七萬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補改。蕭先生說他可以將《唐明律合編》等之書改換他的名字繼續借，如果您認為不會打擾他，就要麻煩他了。

您軍中生活恐還不慣，秀才當兵，一輩子當不好，好在入伍訓練即將結束，屆時在臺北當可再看到您。最後祝您軍中起居作業一切安好。並保重身體。

啟揚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當兵歸來，住在臺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號四席小屋，施啟揚那時正在軍法學校服役，擔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鑑：

顯昌已將您的信交給我，首先我應感謝您幫我借這許多書；再者我以為那些書已經由蕭啟慶兄轉借，因為我曾經寫信給他，請他設法繼借，他函覆說已繼借，我以為已由啟慶兄過戶。看您的信後才知道尚未過戶，使您極為尷尬，深致歉意，並請您鑑諒為幸。我在軍法學校頗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與黃狗等玩牌之外，其餘都關在軍營中。專此奉復，並頌

近佳弟啟揚4月27日

這信中所說玩牌的事，是施啟揚一大特色。施啟揚在1958年畢業於臺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臺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王新德說他「頭腦不行」，可謂一語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我保有一張他親筆的借書條如下：

啟揚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國婚姻史》

三、《東方學報》

四、《婚姻與家庭》（中、日文）

五、《現行親屬法論》

六、《中國親屬法》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國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週刊第十五期登說：「早在臺大唸書的時候，施啟揚即相當活躍，他和丘宏達、陳繼盛、陳隆志等人，被認為是法律系最傑出的學生。在《大學雜誌》全盛時期，他和陳少廷、關中、陳鼓應、丘宏達、李鍾桂、許信良、張俊宏等人，都是國內一時的精英，為文批評時政，廣受矚目。他也曾在《文星》雜誌幫過一些忙。」說到施啟揚和《文星》的關係，這是不確實的。施啟揚從來沒在《文星》雜誌幫過忙，他只在留學德國時，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關於投稿給《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給吳章銓、魏廷朝、史靜波，全文如下：

章銓、廷朝、靜波兄：

新年如何度過？在臺灣還是舊曆年熱鬧吧！

除夕夜二十餘名中國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為難得。可惜有不諳中文之中國人，大家以中國話交談，使他們頗感寂寞。中國在東南亞有千餘萬華僑，中國若能強盛，這些華僑將是不可忽視之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