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伯克（burke）曾說：「若要人愛國，國家需要可愛。」若要全國人擁護國家，國家也需要全國人擁護。現在最奇怪的現狀是把黨放在國家上面。這樣如何能養成「公忠」？國會是代表全國的議會，是一個有形的國家象徵，人民參加國會的選舉，就是直接對那個高於一切的國家盡義務。現在全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整個國家的機關，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使人民有參加干預的機會，人民又從何處去報效他的「公忠」呢？

在這段文字裡，胡適明白指出國民黨「把黨放在國家上面」的真相，因為國民黨不肯用「國會」作為「有形的國家象徵」，所以人民無從「報效他的‘公忠’」，人民沒有向心力，才是問題的根本。若不此之圖，反倒以「個人專制」「武力統一」來解決問題，是捨本逐末、舍大路而上歧途，當然是錯了。

常燕生之論

1934年2月4日，常燕生髮表《建國問題平議》（《獨立評論》第八十八號）。他的看法，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夾敘夾議如下：

常燕生先生在太原讀了《獨立》上的討論，寫了一篇《建國問題平議》（評立第八十八號）。他不贊成武力統一，也不贊成專制與獨裁。他那篇文章裡有幾段很精彩的議論，例如他論民治思想的勢力：

我們誠然知道在中國今日談民治，是很幼稚、很可憐的。然而就這一點幼稚可憐的思想，也不可以完全忽視。三百年的滿清政府是被這個思想打倒的，袁世凱的中華帝國也是被這思想打倒的。民治主義在今日中國，正所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又如他論獨裁政治在中國所以不能成功：

中國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國家，中國民族傳統地是一個無治主義的民族，服從領袖的心是有限的，崇拜英雄的心是有限的，遵守嚴格紀律的心是有限的。在俄國，斯大林可以開除托洛茨基；在中國，手創共產黨的陳獨秀不免落伍。這就是兩個民族根本的異點。特別是在現在輕薄成風的社會，以罵人為時髦、以挖苦人為幽默、以成人之美為有作用，學生可以隨便驅逐師長、軍隊可以隨便反對長官的時候，而希望任何形式的專制可以成功，這是夢想。

所以他雖然主張「中國要談建設、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他卻相信那個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愛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他相信中央政府並不是沒有控制地方割據勢力的工具。他說：這工具就是民意。古代的霸主得力的秘訣是「尊王室」，現在王室沒有了，但四萬萬國民就都是天子。天子是無實力的，但霸主偏要把他尊重起來，因為這樣才可以制諸侯的跋扈。現在的國民實力並不比古之天子更弱，中心實力派應該抓住這個有力的工具。

他的結論是：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統一和專制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統一是永遠無辦法的。

常燕生先生的見解，我很贊同。他勸中央實力派學古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秘訣，把人民當做天子，善用民心民意來做統一的工具，這話好像是迂腐，其實是很近情理的議論。我說的國會制度，也就是實行這個意思的一個方法。有位署名「壽生」的青年人發表了一篇《試談專制問題》（獨立第八十六號），他指出現代的獨裁政治其實都是他所謂「旨趣專制」，而不是古代的「權力專制」。如義大利和蘇俄的獨裁政治，其實是許多人因旨趣的贊同而願望實現的行動。「壽生」先生這個觀察是不錯的。他又指出民主國家的議會制度也是一種「旨趣專制」，也是「以理論來征服人民，是取獲人民的信心，是以他們的意見釀成全國的意見」；「不過英美的旨趣專制是多元的、互換的，而意俄是一尊的，欲無限的延長其旨趣罷了。」我也曾說過，今日的中國實在沒有一種有魔力的「旨趣」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感情與理智。所以獨裁政治的無法成功，只是因為今日大家口頭背誦宣傳的和強迫小孩子記誦的一些主義，都沒有成為全國人民的信仰的魔力了。只有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民治思想，在今日還有不少的潛勢力。不但滿清帝制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袁世凱張勳是這個思想打倒的；不但曹錕張作霖是這個思想打倒的——就是十六年的清共，南京政權的成立，根本上都還是因為這個民權民治的思想在人心目的，所以不能長久忍受那個暴民專制的局面。這個思想所以能有如許大的潛勢力，是因為它究竟有過比較長時期的宣傳，究竟有比較容易教人悅服的理論上的根據，究竟有英美法等國的歷史成績教人信得過，所以「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物」一類的幼稚見解，終久不能動搖中國成年一輩人（就是受過二三十年的民治思想宣傳的一輩人）對於民權民治思想的信念。這裡面也許還有更深刻的民族歷史的原因：中國的社會構造是經過兩千年的平民化了的，加上兩千年的「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養成的「無治主義的民族性」，這都是近於民主政治，而甚遠於鐵紀律的獨裁政治的。以此種種原因，我絕對相信常燕生先生的從民權伸張做到國家統一的議論。在一個長時期民治訓練之後，國家統一了，政治能力提高了，組織也健全了，物質狀況也進步了，那時候，在非常狀態之下、在非常得全國人心的偉大領袖之下，也許萬一有一種現代的「旨趣獨裁」的可能。但在今日的一切狀況之下，一切歌頌獨裁的理論都是不切事實的夢想。

汪蔣通電以後

1934年11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聯名通電全國，對中國前途，在形式上，表示了沒有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胡適抓住機會，在12月9日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獨立評論》第一三○號），胡適說：

本月27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採獨裁政制的空氣裡，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制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

接著，他又從「意態」觀點，補充他在《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的主旨，他說：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曾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裡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蹟！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1928）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為只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裡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夠永久壓服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的時代，獨裁絕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製度是必要的。

在文章後段，胡適又補充他的未盡之言：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裡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卻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muddling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會（thefabian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哪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於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卻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佔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丁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兩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瀅先生在上期《獨立》裡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劃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面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家；農業方面需用九萬高階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面需用一萬一千高階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面需用三萬高階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制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義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義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哪裡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哪裡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制，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卻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意俄政制」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贊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做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胡適提出細部要求

在《獨立評論》發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的同一天，胡適在《大公報》星期論文又發表了《汪蔣通電裡提起的自由》，並且乘機提出細部要求。胡適說：

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是，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絕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至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贊成的。因為原電文沒有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裡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為「以幾千里外某地的紅軍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里孟梭曾說：「一個少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衝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跤，落到某種陷坑裡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夠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裡，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腳鐐手銬和牢獄生活絕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卻拿腳鐐手銬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卻拿軍法審判糊塗證據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人愛充好漢，你卻真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好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徹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制服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齋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裡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替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鉗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制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切言論統制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制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制？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制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面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制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鬥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麼，杜甫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版焚燬了！《詩經》裡「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有肥馬，野有餓莩」也該毀版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制」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會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麼樣子；拼命的多方面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麼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真不上咱們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教我們信仰了。

胡適在《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一文中，對汪蔣通電有「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的話；又在《汪蔣通電裡提起的自由》此文中，又有「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很難教我們信仰了」的話，這些話的語氣，在在都表露出他對國民黨當權派的通電，是難免信任不足的。其實，這並不是胡適的多疑，儘管汪精衛、蔣介石諸公在通電裡在文字上信誓旦旦，但他們希旨承風的手下，在事實上究竟搞的是什麼，也大有可議。例如就在通電前三十八天（1934年10月20日），北平《人民評價》第五十七期上，就有《斥胡適之自由思想》一文出現，大言曰：「吾人主張黨政一體由黨產生黨魁以宣佈獨裁，乃救時之良劑。時至今日，已屆非常之變局，急起救亡，唯在領袖獨裁之實現。」同一期裡，又有《為五全大會代表進一言》一文出現，也大言曰：「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行將舉行，我人對此早有一根本之建議：即由黨產生黨魁以宣佈獨裁，既不必要循訓政之故轍，亦不必急於召開空洞無物、徒供軍閥政客貪汙土劣利用之國民大會。而黨務之推動及政治之設施，則於黨魁兼攝行政領袖之後，以少壯幹部及統計人才為之輔，大刀闊斧，斬除黨內之腐惡分子及行政機關之貪汙官吏，為黨國造一新局面。……」霍霍殺氣如此，說國民黨一夜之間，憑一紙通電就立地成佛了，如此高速向善，其誰能信乎？

丁文江的「新式的獨裁」論

在胡適的好朋友蔣廷黻等走上主張獨裁的路子以後，1934年12月18日，好朋友丁文江又大神附體，發表了《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大公報》星期論文），也大唱起獨裁的調子。丁文江說：「近年來許多人——不贊成獨裁的人如威爾士（s）、如羅素（bertrandrussell）——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為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在選舉人手裡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了字是看體育新聞（sportingnews）、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為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是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裡。所以現在連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句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且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成績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製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地使用他們的公權。’不錯的，但是這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憲政的先進的國家，都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應該注意‘新式’二字。因為新式的獨裁與舊式的專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說，‘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並不是新式的獨裁。獨裁如何才可以算是‘新式’，我以為有以下的幾個條件：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它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獨裁」

丁文江文章發表後十二天，1934年12月30日，胡適寫《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獨立評論》第一三三號），表示失望。胡適說：

我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他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很瞭解，所以他不能瞭解我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它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裡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歷史上看來，這班阿斗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餘閒來參加政治，也不見得怎樣太糊塗。即如英國，那些包辦「騙人的利器」的人們，當真能欺騙民眾於永久，豈真能長期把持政權了嗎？倫敦的報紙，除了《每日前鋒》（herald）外，可以說全是保守黨的。在幾年之前，《前鋒》報（工黨報）的銷路小極了，直到最近幾年中，他們才採用「讀者保險」計劃，才能與其他通行的大報競爭。然而英國在這幾十年中，保守黨是否永執政權？工黨何以也能兩度大勝利？自由黨的得政權以及後來的瓦解——更奇怪了！——卻正和他們的黨費的盈絀成反比例！美國的全國財權當然是操在共和黨的手裡，然而我留學以來，不過二十四年，已看見民主黨三度執政了。可見這班看棒球新聞、讀偵探小說、看便宜電影、聽jazz音樂的阿斗，也不是永久可欺騙的啊！所以林肯說得最公允：「你可以欺騙民眾於一時，而不能欺騙他們於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雖然使韋爾斯、羅素諸人不滿意，卻正可證明我的意見是不錯的。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斗來畫諾投票。然而在20世紀裡，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斗會鼓譟造反的。所以現代的專制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斗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卻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義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即是那長期專政的工具。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斗的「權力慾」，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斗人人自以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賁張地擁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換句話說：民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干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只能畫「諾」而不能畫「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斗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斗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只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斗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難道閉了眼睛，不看見獨裁國家的「靠政治吃飯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騙人的利器——宣傳」嗎？他難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國裡這種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厲害得多多嗎？所不同的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斗不畫一個「no」字。而在獨裁國家裡，就不容易製造出一個「no」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單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獨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為，並非是因為那獨裁首領要如此做，只是因為（如丁在君先生說的）「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丟了棒球新聞來做你的棒喝團、拋了偵探小說來做你的衝鋒隊，你就不能太擺上等人的臭架子，東也有所不為、西也有所不為。你只好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讓他們死心塌地地替你喊萬歲、替你剷除反動、替你擁護獨裁。獨裁政治的成績的大小，和獨裁政制之下民眾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繫於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的程度與經驗。這是一個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為國家謀福、為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的模稜論調輕輕放過嗎？

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我可以斷斷地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他們的專政是假的」

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寫《再論民治與獨裁》（《大公報》星期論文），他解釋說：「國家的危機任何人都可以瞭解，不用我引申的。我要說的是我們實際的政治。胡適之先生說：‘國家的生死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猱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胡適之先生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猱’也罷、‘三歲孩子’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我們的責任是使這種火少燒幾間有用的建築，多燒幾間腐朽的廟堂。尤其是如何利用這把火，使得要吞噬我們的毒蛇猛獸，一時不能近前！」「胡適之先生說，‘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絕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這話也錯了。中國今日的政治原來是‘舊式專制’。胡適之先生難道忘記了他自己《論汪蔣通電所得的自由》那篇文章嗎？他所列舉的事實哪一件不是可以證明‘舊式專制’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之下，單主張民主政治，反對獨裁，能夠發生任何的影響嗎？若是國家沒有外患的壓迫，我們可以主張革命，可以主張——如吳景超先生所說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現在這兩種方法都是不能實現的，都是緩不濟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的新式獨裁。」「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11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關於丁文江這段話，二十一年後（1956年），胡適寫了《丁文江的傳記》。曾有感慨如下：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裡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從上面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最後丁文江也覺悟到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覺悟到蔣介石他們還不配搞「新式的獨裁」，「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到﹝新式﹞獨裁的利益。」雖然如此，在胡適眼中，在舉國滔滔為蔣介石鋪獨裁之路的時候，那些受過完美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薰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則是一種「教猱升木」的不可原諒的錯誤。因此，他不得不站出來，大力阻止這種反民主的、趕時髦的浪潮。當然，在這種力挽狂瀾的過程中，胡適的心事是頗為愴然的。現在，我發表一封在我手中的從沒發表過的信，是胡適1934年12月20日寫給傅斯年的，以證實他的這種感覺：

孟真兄：

示悉。

《大公報》事，我已去信說：「孟真兄要我代寫一決，我代他決的是繼續任撰作星期論文。」

我也覺得《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值得維持的，所以不但按期作了，還替別位朋友「槍替」了好幾次。

香港之行，勢不容已。已決定29日南下，過京不停，在上海過年，元旦之夜在上海搭presidentharison去港，4日到港，9日到廣州，約12日到梧州，16日到港搭taft船回來。

香港大學去年要給我名譽學位，我託故辭了；今年沒有法子再辭了，只好去走一趟。我的意思是「開闢殖民地」，你定要笑我不脫「通天教主」味兒了！

在君兄忽然作駁我的獨裁不可能論，我寫信（兩千多字的長信）答他，你見著否？

我說：「將來你們這班教猱升木的學者們終有一天要回想到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也必定弄得不可收拾了，你們那時自己懺悔誤國之罪，已無及了！」

胡適之不肯公然談中醫，也是這個意思。

廷黻論專制的文發表時，此間省市兩黨部中人皆大歡喜！我聽了真慄然以憂。「我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這是你們山東亞聖的味兒了！

汪蔣的「感」電，我充分利用來作了三篇文字，正是要「順水推船」，導人入於水泊。我正想「趁火打劫」，豈料丁大哥出此下策，為一班妄人增加氣焰不少！

彭太太已在第一中學教英文，每週有十五時，可得$105.00，大概可以勉強支援了。機會甚好，因楊子餘就任校長，正需好英文教員。

你何時來？女先鋒已見著了。適之用這封私信做我這篇長文的收尾，真再合適沒有了。1986年3月2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