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雜誌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文中我沒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適在學術上的地位，卻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這篇文章引起大轟動。後來錢思亮（當時的臺大校長）告訴我：胡適本人看了，寫了一封信給我，信還沒寫完，就心臟病突發，死了。這封殘信一直扣留在壟斷胡適思想的人們手裡，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適死前，對我不肯定他在學術上地位，不以為然；但對我肯定他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卻很高興。因為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來，都被忽視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視了，經李敖做了發人未發的論斷，自然胡適會引為知己。
《播種者胡適》在《播種者胡適》中，我的論斷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帶來了一個新刺激，幾個老朋友的「挾持」，又引起了胡適大談政治的熱心，他創辦了《獨立評論》，說「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同時討論當時的幾個大問題，其中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便是影響深遠的一場論戰。
五四前後，中國似乎已沾染了19世紀以來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雖能保持一種「侷促的平衡」（uneasybalance），但是內部的醞釀還是很熱烈。九一八事變帶給人們一種新刺激，憂國之士個個都急於盤算如何使中國趕緊強起來，正巧當時正是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奧國的陶爾斐斯、蘇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國推行「新政」的羅斯福，都是時代的寵兒。「新式的獨裁政治」瀰漫了整個世界，大家都覺得這是最時髦的政治趨向，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對民主與議會懷疑了，尤其是胡適的幾個朋友，像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這些受過完滿的英美教育，「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人，竟也紛紛宣言非行獨裁製度不可了。胡適早在《獨立評論》第一期裡，就抨擊過這種時尚的政論，他那時就主張：「我們不信‘憲政能救中國’，但我們深信憲政是引中國政治上軌道的一個較好的方法。」（《憲政問題》）一年半後，蔣廷黻、錢端升、吳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衝來了，湧起了一片擁護獨裁的浪潮。這時候胡適當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讓他的信念在左右兩派的極權夾擊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獨地抵抗這種浪潮。這個抵抗持續了十五個月，為了「對一般求治過急的人下一種忠告」：「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該「把眼光放得遠一點」。他說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三十二卷一號）這種鮮明的表示，雖然使他又一次做了烏鴉，但是無疑的，他給懷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劑強心針，向擁護獨裁的學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當局聯名通電全國，終於公開表示了「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這真是一個重要的抉擇，也是民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以後，沒有人再處心積慮地懷疑中華民國的政體了，大家在民主憲政的遠路上看到了第一塊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時代就叫得滿天響，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但四十二年後我們重看那些文獻，我們會感到他們與我們之間有著不同的語意。對這兩個詞兒，他們缺乏冷靜而深入的理解，而他們氣質上的狂熱，又恰恰與德先生、賽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錯誤的：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斗，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的命的張飛，「民主」氾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肯定他的穩健與睿智和他對中國現代民主思想的貢獻。我們不得不說，這隻好唱「反調」的烏鴉，確實具有遠見。而這種遠見，就百年大計的建國事業來說，顯然是必需的。我這段文字發表後二十五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遠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辦了一次所謂「胡適逝世二十四週年紀念演講會」，由臺大歷史系的「張忠棟教授」演講《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1931—1949）》，我看了發表在《中國時報》的講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種者胡適》的範圍，講稿中襲取李敖論斷的精華，卻又沒有李敖論史行文的淵博與審慎，例如「張忠棟教授」連《獨立評論》與《獨立時論》明明是兩個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專家自居，侈談胡適如何如何，豈非學術上的大笑話？
由於連「張忠棟教授」都鬧出這種大笑話，我感到大家真該好好讀讀當年的原始文獻了，我決定寫這篇文字，重新把胡適在中國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詳加肯定。因為原始文獻大家多看不到，我儘量多引一些，以為文證，大家看了這些原始檔案，最後才會恍然「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的真相，而對中國的民主前途，自然也會有所領悟矣！
蔣廷黻論用專制建國我在《播種者胡適》中提到，九一八事變後，正趕上獨裁政治最流行的季節，一些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也開始懷疑起民主、擁護起專制來了。這種懷疑的態度，首開先河的是蔣廷黻。蔣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發表《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號），他說：「我們中國近二十年為革命而犧牲的生命財產，人民為革命所受的痛苦，誰能統計呢？此外因內爭而致各派競相賣國更不堪設想！孫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純潔大概是國人所共識的。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也不惜出重價以謀日人的協助。」……（編者略）他感慨：「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蔣廷黻的結論是：「中國還沒有經過一個專制時代，所以還沒有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還沒有做到‘建國’的第一步工作。必須先用專制（如英國都鐸朝的百年專制、如法國波旁朝的光明專制，甚至於如俄國羅曼諾夫朝的專制）來做到‘建國’，然後可以‘用國來謀幸福’。」
「不過用了‘專制’一個名詞」蔣廷黻的文字發表後七天，胡適就有了反應。1933年12月17日，胡適發表《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一號），表示異議。胡適在文中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二）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何以不會造成民族國家？關於第（一），胡適的意見是：建國並不一定要靠專制。即如英國的都鐸（tudor）一朝，正是議會政治的抬頭時代，又是商業與文藝的發達時代，何嘗單靠專制？關於第（二），胡適的答案是：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形成了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胡適說：蔣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說統一的政權是建國的必要條件；不過他用了「專制」一個名詞來包括政權的統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聯想到那無限的獨裁政治上去。其實政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治。英國的亨利第八時代正是國會的勢力抬頭的時代：國會議員從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國王建立新國教也須借國會的力量。所以我們與其說專制是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如說政權統一是建國的條件，而政權統一固不必全學羅曼諾夫朝的獨裁政治。
三項專制不可能的理由過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適又寫《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二號），文中提出了蔣廷黻原文暗示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胡適在這篇文章裡，表示他自己是反對中國採用種種專制或獨裁的政制的，因為他不承認中國今日有專制或獨裁的可能。他舉出了三項專制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制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兩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為君之難，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崙與腓特烈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大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義大利的專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十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歷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絕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哪一黨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為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義大利、德意志的專政歷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夠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國難與國恥還不夠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裡，什麼口號都看得破、什麼魔力都魔不動，雖有墨索里尼、雖有希特勒、雖有列寧托洛茨基，又有什麼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它是私有資本制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歷史的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制度很幼稚，那種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布賴斯bryce的《美洲民主國》曾歷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裡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的思考的。
「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矇蔽」
對這三項專制不可能的理由，胡適在1935年1月1日，發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一號），曾自行綜合並加重第三項如下：
我提出三項專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
第三，我觀察世界各國的政治，不能不承認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而現代的獨裁政治是一種特別英傑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數的專家的政治，在中國今日是做不到的。我提出的這三項理由，至今不曾得著一個滿意的答辯。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比較最重要的還是那第三點，然而這一點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學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書的矇蔽，誤信議會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識程度，而專制與獨裁只需要少數人的操縱，所以他們（例如蔣廷黻先生）總覺得我這個見解是有意開玩笑的、不值得一駁的。
我現在鄭重地說明，我近年觀察才考慮的結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現的新式獨裁政治真是一種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強企及的，而後者是很不容易輕試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種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於不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在於可以訓練多數平凡的人參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選舉權的公民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這種能力是不難訓練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們的國會與地方議會都不需要特別出色的專家人才；而他們的選民很少是能讀《倫敦泰晤士報》或《曼徹斯特衛報》的。可是近十年中起來的現代獨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國現時），就大不同了。這種政治的特色不僅僅在於政權的集中與宏大，而在於充分集中專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個完全技術的機關，把政治變成一種最複雜紛繁的專門技術事業，用計日程功的方法來經營國家人民的福利。這種政治是人類歷史上的新鮮局面：它不但需要一個高等的「智囊團」來做神經中樞，還需要整百萬的專門人才來做手足耳目。這種局面不是在短時期中可以趕造得成的（俄國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萬的專家，固然一部分是趕造成的，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俄國有二百年的大學與科學院，還有整個歐洲做他們的學術外府）。兢兢業業的學民主政治，刻鵠不成也許還像只鴨子；若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獨裁忽然大時髦了」
對人們「妄想在一個沒有高等學術的國家造成現代式的獨裁政治」，胡適在《再論建國與專制》裡，曾經有一段大特寫。他說：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制》，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制」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制，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制而已。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制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
《民報》與《新民叢報》走上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爭的，其實不在開明專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制，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制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爭，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府革命也鬧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訓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制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贊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義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制抱著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一階級專政，或者義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制，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的總統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制者所不屑採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制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制的。
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適提到「國民黨」與「藍衣社」的事。當時國民黨不但搞「一黨的專政」，並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組織「藍衣社」來一腳踢，胡適寫出「藍衣社」，這就顯然點破當時中國的政治氣氛了。「藍衣社」是絕對主張領袖獨裁的，換句話說，是主張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在這種政治氣氛下，知識分子們提倡獨裁，究竟有利於誰、是為誰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錢端升被「薰陶」之後
1934年1月裡，有三篇擁護獨裁的文字出現了：第一篇是錢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錢端升首先說：「我於這篇文章中將先論民主政治的衰頹，次及現代各種比較成功的獨裁的內容。從兩者的比較中，我將探索在最近將來或可流行的制度，從而更推論及中國應採的制度。」接著說：「我所敢言的只有三點：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棄不可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製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是無所不包的——極權國家（totalitarianstate）。」他又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數人民的福利而論，獨裁也不見得不及民主政治。……獨裁既真能為大多數人（幾乎是全體人民）增進福利，則又烏能因少數人的自由之被剝奪，而硬要維持謀福利不及獨裁的民主？」又說：「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製度不為功。」最後的結論是：「一切制度本是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胡適駁錢端升
胡適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中，曾對錢端升的論點，提出反駁：
錢端升先生這篇文章是這一年中討論這個大問題的一篇最有條理又最懇摯動人的文章。可惜此文發表以來，還不曾得著國中政治學者的批評與討論。我雖然不是政治學者，卻也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一個人，很想在這裡對他這篇長文的主旨提出一點「門外漢」的意見。
先討論他的概論世界政治制度趨勢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兩點。第一，他說「歐戰的結局實為民主政治最後一次的凱旋」，他固然可以舉俄意土德諸國作例，但歷史的大趨勢不能完全取證於十幾年的短期事實。若把眼光放得遠一點，我們也可以說歐戰的終局，實在是民主政治進入一個偉大的新發展的開始。這個新發展在數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歐洲：從俄、德、奧、土四個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顛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專制王亞歷山大的被刺，都是這一個大趨勢的例項。在質的方面這個新發展的最可注意之點，在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權力的驟增與民主政治的社會化的大傾向。前者的表現例項，有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有英國勞工黨的兩度執政權：這都是大戰前很少人敢於想象的事。後者的例項更多了。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各國早已感覺18世紀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民治主義是不夠用的了；一切「社會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會化的表現。在大戰時，國家權力驟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數個人不能不犧牲向來視為神聖的自由權利。大戰之後，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就使許多民治國家呈現社會主義化的現象。至於蘇俄的以純粹社會主義立國，更不用說了。凡能放大眼光觀察世變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紀的民主革命，和19世紀中葉以後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兩個相反的潮流，乃是一個大運動的兩相連貫又相補充的階段；乃是那個民治運動的兩個連續的大階段。所以我們可以說：歐戰以來十幾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頹崩潰，竟是在量方面有了長足的進展，在質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條更偉大的新發展的路。讀史的人若單指出某種形式上的不合英美範型，就認為民主政治的衰頹，這是我們認為大錯誤的。錢先生文中曾指出蘇俄的共產黨有二百萬人，義大利的法西斯黨有四百萬人。試問二十年前，蘇俄能有二百萬人專政嗎？義大利能有四百萬人專政嗎？
第二，錢先生把「經濟的民族主義」認做需要統制經濟的主要原因，而統制經濟的要求又是獨裁「無可倖免」的主要原因。我們對於這段理論頗懷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樣重要的事實。（一）「經濟的民族主義」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資格的，只有美國、俄國、不列顛帝國，這三國在天然富源上和經濟組織上，都充分夠得上「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其次是日本、義大利、法國、德國，他們都受天然或歷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給遠不能比上述的三國，他們的高度工業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結果。然而他們的「經濟的民族主義」，正因為不能不用侵略或傾銷一類的方法來補救天然的缺陷，都成為國際戰爭的地雷，將來一觸即爆發，現在正不知能支援到若干時日。這七國之外，世界無一國能有「經濟的民族主義」的資格——中國包括在內，因為中國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業的發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錢先生的議論的適用的範圍是很有限的。（二）在歐洲已有一些小國家試行了各種自由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費合作、生產合作、運輸合作等，他們的成績是很好的，而他們的方法並不是獨裁政治之下的經濟統制。這些方法當然也可以算是計劃的經濟，只不需要獨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國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計劃的經濟的傾向，但這幾年的事實都能使我們明白英美的計劃經濟（除戰時非常狀態外），大概不會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錢先生所推測的「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舊日的統治階級）的聯合獨裁」；而或者是一種智識階級、資產階級、勞動階級三方面合作的社會化的民主政治。英國近三年的「國民政府」與美國一年多的羅斯福「復興政策」都不是撇開勞工的；在英國的工黨當然已是統治勢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國，復興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勞工勢力抬頭，勞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資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種。美國的政治向來受18世紀的分權論的影響過大，行政部門太受牽制，所以去年國會驟然將大權授與總統，就使世界震驚，以為美國也行獨裁製了。但這種大權，國會可以隨時收回；國會不收回時，每兩年人民可以改換國會，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換總統：羅斯福的背後絕沒有棒喝團或衝鋒隊可以維持他的政權不倒的。所以這種政治不能算是獨裁的政治，只是一種因社會化的需要而行政權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們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權增高與計劃的經濟的運動，都是為了要救濟國內的經濟恐慌，不是為了「經濟的民族主義」的推進，更不是為了「預備民族間的鬥爭而起」。
總之，錢先生的概論部分，我們初看了都覺得很動人，細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義下得太狹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認歐戰後的民治主義的發展。他又把「經濟的民族主義」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斷「不論在哪一個國家」都不能免統制經濟，也就不能倖免獨裁的政制了。
最後我要討論他的中國需要獨裁論。……他所以主張中國需要獨裁製度，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業化。這個理論是很短見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的，如煤鐵產地等。第二，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翁文灝陶希聖諸先生都曾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第三，中國的工業化，不能單靠政府權力無限的增加。無限的權力不能憑空添出資本、不能隨便印紙做現金、不能從空中生出許多必需的專門人才來、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個放任慣的無政府態度的民族習慣。錢先生的中國獨裁論，我們不能認為有充足理由的。
蔣廷黻和吳景超
第二篇是蔣廷黻的《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八十三號）。大意說：中國必須有一箇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他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他主張武力統一，並且認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市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制區域行到另一個專制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大專制勢必取消各地小專制，不然，大專制就不能存在。從人民立場看起來，他們的真正敵人也是各地的小專制。正如英國的都鐸、法國的波旁、俄國的羅曼諾夫，他們專制的物件是各地的諸侯，直接壓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諸侯，所以君主專制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我們簡直把中國政治認錯了。我們以為近二十年來想統一中國的人如袁（世凱）、吳（佩孚）等把人民作為他們的敵人。我們未免自抬身價了。嚴格說來，我們不配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有什麼力量呢？我們實際也不願做他們的敵人，因為我們並不反對統一。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士大夫階級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國現在專制的物件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從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制是有利的。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麼，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這個為中心的個人必須具有相當的資格，以往當局的人及現在當局的人是否具有這種資格，那是人的問題；我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制度的問題。適之先生引《民報》駁《新民叢報》的話來為難我，說：‘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中國今日有無其人，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統一中國的人；‘開明’是個抽象的名詞，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說。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第三，不少的讀者對於我的《革命與專制》一文要問：兩千年來的專制不濟於事，再加上一短期的專制就能濟事嗎？兩千年來，中國有朝代的變更，無政制及國情的變更，因為環境始終是一樣的。現在外人除加在我們身上極大的壓力以外，又供給了我們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不是任何專制政府所願拒絕的、所能拒絕的。就是政府完全無為，只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她一個新生命。」蔣廷黻主張來個「個人專制」，並說中國今日有無能個人專制之人，他不知道，其實，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蔣介石。蔣廷黻這種言論，正是為蔣介石「個人專制」打底子啊！
蔣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論，是他所謂「中國現在專制的物件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之說。他不知道，「二等軍閥」給消滅了，難道就不輪到「人民」來受「頭等軍閥」「專制」之害嗎？獅子吃了狼，羊就可以過太平日子嗎？
第三篇是吳景超的《革命與建國》（《獨立評論》第八十四號）。文中說：「總之，我們根據中國歷史的分析，革命實力三個時期，現在還是一個群雄割據的時期，說不上建國的大事業。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統一問題。國家統一之後，一切的建設計劃才能實行。」「在群雄割據的時期內，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結論是：「我很贊同蔣廷黻先生的說法：‘中國的基本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胡適指斥「頭等軍閥」
1934年1月14日，胡適寫《武力統一論——跋蔣廷黻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表示意見如下：
蔣先生所要的「專制」，原來並不是獨裁的政治制度，原來不過是希望一個頭等軍閥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軍閥，原來就是吳先生說的「武力統一」。
我們先要溫習一點現代史，先要記得武力統一是在這二十餘年中已做到好幾次的了。民國三四年的袁世凱，豈不是做到武力統一了？民國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時，又豈不是做到統一了？蔣廷黻先生也曾說過：
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我們何不更進一步問問：袁世凱及吳佩孚，以至於民國十七八年的蔣介石，為什麼離統一的目標終於「功虧一簣」呢？是不是因為這幾個人的武力不夠大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個人專制還不夠專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這「一簣」的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蔣先生說：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聯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這是說二等軍閥。他又說：
士大夫階級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嫉妒心的反映。
這是說士大夫階級。我們要問蔣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權的頭等軍閥有沒有失政，應不應負一部分責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書」還沒有出世之前，司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吳，做到了武力統一，為什麼不上二十年，就鬧成「八王構兵」「五胡亂華」，鬧得中國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楊氏篡周平陳，統一了中國，為什麼也不到二十年，就鬧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遠史且不談，袁世凱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詒一流人應負責任呢？吳佩孚的「功虧一簣」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擁戴的曹錕一黨也應負責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局面的崩壞。民國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真是能號召全國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壯舉：許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黃埔軍官學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動；還有許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個運動的震盪，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種精神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史上的絕無僅有的。如果民國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舉動引起了士大夫與商人階級的疑慮，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絕大多數人的心理是贊助新政權並且渴望統一的。在那個全國精神上一致的大運動之下，張作霖也不能不退出關外，張學良也不能不承認新政權。民國十七八年的統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後的全國比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興的民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個新統一的中國是怎樣又破碎了呢？破壞統一的罪惡是不是全在「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呢？是不是因為士大夫階級讀死了西洋教科書因而反對專制，所以助成統一的崩壞呢？是不是頭等軍閥也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書而夢想個人專制的政客黨員也應該分擔不少的責任呢？
說起「二等軍閥」，我們應該還記得，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似乎二等軍閥也算不得怎樣難對付。可是當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軍閥打倒之後，統一在哪裡？和平又在哪裡？今日割據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國十七八年減低多少了嗎？福建的變局不用說了。馮玉祥倒了；起來的是韓復榘宋哲元等。閻錫山倒了；現在又在娘子關裡努力他的模範省了。桂系倒了；現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廣西第二次造成他們的模範省了。四川的割據如故，雲南貴州的鞭長莫及如故。廣東是比李濟深時代更獨立了。難道我們到了今天還只能提出一個「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的方案嗎？
「武力統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這種理想，當然有人在那兒夢想實現的，用不著我們去教猴子上樹。我們的責任是要研究這條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卻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沒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
老實說，我不信武力統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實蔣廷黻先生已代我說過了。他說：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他說的「意態」是說「中國人的頭腦裡有省界」；他說的「物質狀況」是說「中國人的窮」。然而蔣先生卻又主張「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軍閥，難道武力統一就可以破除「中國人頭腦裡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國人的窮」了嗎？既然「毛病不在軍閥」，蔣先生如何又說「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呢？
我要套用他的話，說武力統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先說「毛病不在軍閥」：現在的二三等軍閥，實不夠中央軍隊的一打，我想這是他們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軍這回也失敗了，中央軍隊的武力的優越更不成問題了。所以若單以武力而論，中國今日的統一應該可以不戰而成功的了。次說「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意態不是蔣先生說的「省界」；二十餘年前，中國的省界何嘗不比現在更深？何以那時的省界無礙於統一呢？何以當日建立帝國的政治家能造出科舉的方法和迴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觀念反成為統一的基礎呢？我所說的「意態」是指中國智識思想界的種種衝突矛盾的社會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衛一派、今日的胡漢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協，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武力也許可以破滅紅軍，特務隊也許可以多捉幾個共產黨，但那種種左衝右決的社會潮流（包括種種蔣先生說的「反對專制的議論」），是不是武力所能統一的呢？何況中國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態是外患壓迫之下造成的一種新民族觀念，它絕不容許任何頭等軍閥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國。這種新意態一面能使張學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蔣介石不能挽救韓復榘的驅逐劉珍年。
我說的「物質狀況」也不單指貧窮，雖然貧窮也不是武力統一所能掃除的。我所謂「物質狀況」是說中國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這都是武力統一的絕大障礙。四川、雲南、貴州，今日中央軍隊有何辦法？新疆的混亂，中央軍隊有何辦法？廣東廣西的獨立，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韓復榘打劉珍年，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閻錫山閉關自守，中央軍隊又有何辦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內，福建與江西都解決了，難道這幾十萬的中央軍就可以抽出來南征北剿、東征西討了嗎？
所以我說，今日武力統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蔣先生和吳先生都曾指出種種「別的方式」，「從事實上看起來」都絕不能行。我們在上文指出「武力統一」的行不通，難道不是事實？例如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們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業，難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討伐廣西嗎？又如四川的大小軍閥，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確應該如蔣先生說的「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了。然而「從事實上看起來」，今日的頭等軍閥是否能下決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為什麼不可以討伐兩廣？為什麼不可以討伐四川呢？簡單得很，中國人今日的新意態不容許無名的內戰；中國的物質狀況也不容許那一點子中央軍隊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統一工作。
胡適這些話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他直指「頭等軍閥」（蔣介石）「應該分擔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責任」。胡適顯然點破這一真相，使「個人專制」「武力統一」明明確有其人，並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點是，胡適顯然點破「今日的共產黨以及無數左傾的青年，也不是單靠武力所能掃淨」，也是高人一等之論。
黨國之下，又何來公忠？
七天以後，1934年1月21日，胡適再寫《政治統一的途徑》（《獨立評論》第八十六號），從制度上立論，反對「個人專制」與「武力統一」，用以維護民主的必要。胡適以「國會」制度做例子，他說：國會不是蔣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國會的功用是要建立一箇中央與各省交通連貫的中樞。它是統一國家的一個最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這是國會的根本意義。
蔣廷黻先生一定不贊成這個主張，他曾說：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麼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制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夠產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效力嗎？只要政權在軍人手裡……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
這些話都是過慮，有成見的過慮。第一，人民最不要納租稅，然而他也居然納租稅，豈非怪事？所以蔣先生也不必過慮人民不要選舉代表。第二，議會能有多少權力，如今談不到。不過我們前幾天還看見報上記載著，立法院「在悲憤中」勉強通過了一萬萬元的公債案。一個確然「不代表什麼人」的立法院也會「悲憤」，蔣先生也許可以看見一個代表全國的議會發起大「悲憤」來制止內戰，誰敢保沒有這一天呢？第三，一連兵誠然可以解散國會，正如一個警察可以封閉你我的《獨立評論》一樣容易。然而曹錕要做大總統，他用一連兵也就可以包圍國會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呢？馬君武先生曾說：曹錕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賄選，正可以使我們對於民主憲政抱樂觀，因為那個國會的選舉票在曹錕的眼裡至少還值得四十萬元的代價。況且有了賄選的國會，也就可以有賄不動的國會；有了一連兵解散得了的國會，也就可以有十師兵解散不了的國會。
不過這都不是眼前的話。現在我要請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里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里來大家一塊兒建設。無論如何，總比「機關槍對打」要文明一點。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