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時候，同案除了我的老同學謝聰敏（彰化人）、魏廷朝（桃園人）外，還有李政一（臺南人）、劉辰旦（臺南人）、吳忠信（臺南人）、郭榮文（臺南人）、詹重雄（臺北市人），他們都是我不認識的，在起訴書上都是所謂爆炸案的兇手。他們被警總保安處吳彰炯少將主持的刑求，都比我重。他們都受到各種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寶劍、三上吊、搖電話等等在內。這樣子長年逼供與迫害，最後取得的自白，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被捕後一年，才準與家屬會見，才準與律師會見（我沒請律師）。換句話說，在漫長的非法羈押裡，吳彰炯少將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去刑求逼供，並且不虞人犯外傷。因為受傷後，有足夠的時間去養得毫無痕跡。就這樣，一年以後被移送軍法處審判時，李政一等自然人人喊冤，詳述被刑求取供的經過。可是判決下來的是：

被告李政一等人主張之刑求逼供一節，經本部先後傳訊保安處、警務辦案人員何洪才、季貴成等人到庭具結作證，均堅決否認有非法取供之情形。且據保安處1971年11月22日堡處字第5100號函覆本部軍法處亦稱，經查並無刑求情事。按被告等均在軍事檢察官偵查中供認犯罪事實，歷述如繪，經核屬實，復無提出被刑求逼供具體事證，可資證明，所辯均不足採。

這種判決詞，根本就是軍法套語。因為這樣子的傳訊，誰會承認刑求別人呢？這樣子的行文調查，哪個衙門會承認「經查‘有’刑求情事」呢？人犯被關在黑牢裡、地下室裡，一切隔離，一年不得見除了刑求他的以外的任何人，又何來「可資證明」的「具體事證」呢？這種傳訊與行文調查，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所以，儘管法律上規定得冠冕堂皇，事實上，所有「不正之方法」取得的自白，在國民黨法官眼中都一律被採信，並且一律把被告之哀呼判為「所辯均不足採」了事。國民黨法官非但這樣判，並且還常常反問被告，你說你被刑求取供，但是檢察官去做偵訊筆錄的時候，至少檢察官沒刑求你呀，你為什麼不在檢察官的筆錄中翻供呢？

對呀，為什麼呢？其實為什麼，答案早就有了——答案就在《史記·李斯列傳》！《李斯列傳》中秦二世派去查案的「御史、謁者、侍中」等官員，就是相當今日的檢察官。但是，被告當時人被扣在趙高及其黨羽手中，誰敢翻供呢？誰又識得檢察官的真假呢？識得了，在現代一黨及第的偵審一家人作業下，又有什麼作用呢？

這種毫無作用，在武漢大旅社姚嘉薦命案裡，我們可以看到血淋淋的活證。這命案裡被告之一遊全球，在慘被刑求取供後，曾出現這樣的經歷：

我在調查局待了五十天，只有第三天唐錦黃檢察官來過一次。我說，報告檢察官，我是冤枉的。他說，好，你是冤枉的，問了一點筆錄就走了。

移到看守所後，唐檢察官來偵訊。我又說，報告檢察官，我冤枉。調查局的王琪馬上當著檢察官揍我，而且破口大罵：「他媽的王八蛋，叫你不要翻供你偏要翻供。」我說，我冤枉怎麼不講。王琪就跟唐檢察官說，一切照以前寫就是了。寫完，他要我蓋章，我不蓋。他又打，說，你非蓋不可。不得已，我只好蓋。

蓋下之後，檢察官也就回去了，我也被還押看守所，那時調查局的人員一分鐘也沒離開。第二天，又把我押回撥查局，又整整一個月。一回去就打，他們說，王八蛋你，你還翻供。我在調查局總共八十天，到正式公開審判的前幾天，他們才把起訴書給我。（1984年1月21日黃怡錄音訪問）

據遊全球告訴我，他在檢察官面前翻供，調查局的幹員一邊打還一邊說：「他媽的，冤枉也要冤枉到底啊！你翻供是什麼意思啊！太不夠朋友了！我們說你犯罪，你就犯罪；說你不犯，你就不犯。我們叫法官怎麼判，他們就怎麼判，你翻供有個屁用啊！別忘了我們是誰，我們是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啊！」

人犯可以淪落到在檢察官面前被嚴禁翻供、被罵被打，檢察官可以淪落到敬陪末座躬逢其盛——這種情況下，什麼自白又寫不出來呢？

國民黨的自白認定方法是，被告的自白非有確實反證，得推定為出於任意性。這和採徹底的當事人主義的英美法「人本無罪」原則——對於被告在審判外的自白，推定為非任意性的情形——完全相反。這樣的惡法不改正，刑求取供的慘事，必然永遠不會停止。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19條已經明定，自白不許採為證據。無論自白是否真實，一律沒有證據能力，這才是根本的釜底抽薪的初步。當然國民黨縱使做到這一初步，也不是就停止了刑求，只是在刑求取供上應該使小百姓少一點自我作踐。當然追根究底，還是趙高及其黨羽的問題。這種「指鹿為馬」的宦豎小人不消滅，中國是永遠沒有希望的！

1984年3月1日下午，以三小時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