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卷八十七有《李斯列傳》，寫秦朝丞相李斯被宦官趙高整，關進牢裡——

於是〔秦〕二世乃使〔趙〕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李〕斯與子〔李〕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在李斯被刑求，吃不消，自己承認叛亂後——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復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

這段話引起我最大的注意。這段話說趙高命令他的黨羽十餘人，一個個假扮成御史、謁者、侍中等官員，輪番到看守所調查李斯。李斯看到正式的官員來了，不疑有他，便開始翻供，說他承認叛亂乃是被趙高黨羽刑求的結果。可是一翻供，這些官員便暴露身份，原來他們就是趙高的黨羽化裝的，於是就狠狠修理李斯一頓。最後，李斯一次又一次上當以後，當秦二世派出真的官吏來查問有無冤情的時候，李斯因為分不清對方真假，索性一律視同趙高的黨羽化裝來的，再也不敢翻供了，一路自白叛亂到底了。當最後定案送呈秦二世的時候，秦二世很慶幸地說：「要是沒有趙高，我差點給丞相出賣了！」就這樣，秦二世不疑有他，叛亂犯李斯就橫屍法場了。

李斯是兩千兩百年前的中國古人，但他的際遇，對今天的我們說來，卻有著離奇的意義。原來在國民黨的法律裡，最流行的證據，就是所謂自白。我們試看一些證據：

一、被告之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270條第1項之規定，得為證據。此項自白，並非專以審判筆錄所記載者為限。即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司法警察官訊問所得，如未施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仍不失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二十四年上字第1658號判決）

二、被告之自白，得為證據者，並非專以審判上自白為限。徵諸《刑事訴訟法》第415條第2款關於訴訟外自白，得為再審原因之規定至為明顯。審理事實之法院如就前項錄取自白之文書已踐行刑事訴訟法第272條所定調查證據之程式，即非不得采為證據。（最高法院二十六年滬上字第6號判決）

三、被告於法院外之機關所為之自白，即審判外之自白，苟非出於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最高法院三十一年上字第1515號判決）

在這些判決裡，最令我們注意的，是自白的認定，「並非專以審判筆錄所記載者為限」，而「於法院外之機關所為之自白」，只要非以「不正之方法」取得者，也一體適用。換句話說，被告的自白，不限於審判上的自白，即審判外的自白也包括在內。審判外的自白，並不以向審判機關為之為必要；即向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等為之，也不失其為審判外的自白。

現在，禍事了。因為這樣一來，什麼叫「不正之方法」，認定起來，可就有大大的麻煩了。根據現代文明國家的法理，自白首重任意性（voluntar）。被告的自白，非出於任意者，不得采為證據，這一金律，英國早在18世紀中後期就採用了。到了19世紀上半期，受了法國大革命保障人權思想的影響，對於自白的證據價值，有識之士極表懷疑，任意性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最後的定論是，自白必須以出於任意為取得證據能力的要件，這在英美法及大陸法中都無間言。一般法理有三：

一、虛偽排除說——自白若出於某種誘導行為，陳述就多虛偽，就缺乏真實性。既缺乏真實性，自然不許作為證據。自白所以以出於任意性為條件，乃在排除虛偽。

二、人權擁護說——自白不得自證其罪，英國早在16世紀後半期就有了，當時是為了抵制教會的異端審判而採行的。到了《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中，規定「……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norshallbecompelledinanycriminalcasebeawitnessagainsthimself）這一條款，更是「人不告發自己本身」（nomanisboundtoaccusehimself）原則的一項確認。

三、違背誠實說——非任意性的自白，如許作為證據，根本違背誠實的觀念，自然不合法理。

從這些法理上反看國民黨的《刑事訴訟法》，我們就不得不大嘆其氣了。國民黨《刑事訴訟法》中規定被告的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這乃是以取得自白的方法為準，這是絕對不夠的。因為這是一切禍源。因為被告一旦被刑求取供，到了審判時翻供，國民黨法官總是官樣文章，行文給「不正之方法」取供的單位，問有沒有刑求呀，回信當然是沒有呀沒有呀，然後法官就據這回信駁斥被告是謊言刑求了。這種一來一往的公式，我以我自己的案子為例，一看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