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人的思想中，統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間的。《左傳》中記師曠說：「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這就是說，統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啟下的。就因為這種承上啟下，所以要「忠於民而信於神」（《左傳》季梁的話）。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傳》曹劌的話）。鬧到最後，就「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傳》劉定公的話）。這樣的統治者就要垮臺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對統治者而言，所謂「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後者。民的「叛」，是很難的。一叛就即懲治叛亂條例一下，所謂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後就只好化為「怨」而已。於是「神怒民叛」，就演變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麼辦呢？西元前7世紀的時候（西元前662年），「有神降於莘」，《國語》中記內史過說：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

這就是說，當統治者無道的時候，作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熱鬧，然後降禍了。神的降禍，可以使統治者垮臺。這種「天怒」比「人怨」厲害得多了，統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災異

表現「天怒」的解釋，到了漢朝人手裡，變得細膩起來了，就是所謂「災異說」。董仲舒是這種思想的掌門人，他說：

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曰：「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這是說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懲罰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無效，再嚇唬一下；嚇唬無效，「其殃咎乃至」。天懲罰人是分梯次進行的，是給人緩衝時間的。

天人相感

從因果觀點看，災異的來源，是惡性迴圈的，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說：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牛鳴則牛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己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

董仲舒是絕對尊重統治者的。他明說「以人〔民〕隨君〔主〕，以君隨天」；明說「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麼「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來自天。統治者無道，是「天奪之」的，天又怎麼「奪」之呢？

如此制衡

後來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個錯誤，以為董仲舒強調災異、強調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專制帝王制造「精神威脅」「把權源納入正軌」。認為董仲舒抬出天來製造制衡，其實這是給古人戴高帽了。對一個滿腦「罷黜」什麼、「獨尊」什麼的專斷論者，對一個滿口「以人〔民〕隨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馬大王的人，我們是不能這樣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論是提倡「春秋大義」。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場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張一切「一統乎天子」的，「一統乎天子」就是一人專權、中央集權，結果就是「君者，權也」的。漢初的統治者並不喜歡儒家，漢高帝輕視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裡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後，發現儒家思想最便於作為統治的「潤飾」，所以外儒內法就勢在必行。於是，從漢高帝到漢武帝，從叔孫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地花對花、柳對柳起來。董仲舒是「以經術潤飾吏治」（《漢書·循吏傳》）的，這完全是投統治者所好的。至於他強調災異，強調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統治者做賢君而已。希望統治者做賢君，這是古往今來人人的希望，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權要有像樣的辦法，災異又叫什麼辦法呢？

有一次，漢朝祖廟著了火。董仲舒寫了稿子，發了議論。主父偃偷了這篇稿子，上奏漢武帝。漢武帝拿給大家看。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這是他老師的作品，大發議論，說這篇東西「大愚」。於是漢武帝把董仲舒給關起來，論以死刑。後來雖給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談災異了。